英国科学促进会每年都会举办为期一周的科学庆典，2001年，他们邀请我去做一个实验，该实验是科学周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收到邀请函之后，我碰巧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有关占星学的文章，文章讲述的是当时最流行的金融占星学，而且提到有些占星师宣称一家公司的设立日期能够影响到其日后的经营业绩。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遍布全球的投资者就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投资参照依据，于是我决定研究一下这个“课题”，看看上帝的旨意是否的确能够左右一家公司的发展前景。
我主持的这个实验需要三名参与者：一名金融占星师、一名资深的分析师以及一个年龄尚小的孩子。在实验开始的时候，我们会为每名参与者提供价值5000英镑的虚拟货币，然后让他们用这些钱去购买自己最为看好的公司的股票。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我们会就他们将如何选择进行追踪。那么，到底谁的投资是最明智的呢？
众所周知，要想让占星师参与这类研究非常困难。绝大部分的占星师都不愿意拿自己的预言去做实验，即便有些占星师对此有些兴趣，但考虑到这是一次科学实验，他们也不会同意参加了。不过，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打了几十个电话后，终于有一名职业的金融占星师说他觉得这个项目听起来很有趣，所以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接受挑战，他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剩下的两名实验对象招募起来就容易多了。我们上了会儿网，然后打了几个电话，很快就有一名资深的分析师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他也很高兴地表示愿意参与实验。最后，我一个朋友的朋友说很乐意问问他的女儿是否愿意做第三个实验对象，当然也是最后一个。我们仅用一块巧克力就达成了这最后一笔交易，四岁的小蒂娅来自伦敦东南部，没有任何投资经验，她的加盟为我们的寻觅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巴克莱股票经纪公司是英国最负盛名的投资公司之一，他们同意担任这场投资大赛的裁判。看来，我们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

汉斯·艾森克教授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在1997年去世之前，也是科学期刊和杂志最常提及的在世心理学家。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无法衡量，即不存在。”艾森克将毕生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研究如何量化人性中的某些方面，这些特质通常被认为是无法借助科学的方法加以衡量的，比如诗歌、性行为、幽默和天赋等。然而，他之所以能够闻名遐迩，可能还要归功于他在人性分析方面的贡献。他发明的个性调查表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应用依然是最为广泛的。
要想完全理解艾森克对于占星术的研究，就有必要对他所从事的个性分析研究有所了解。艾森克曾安排了成千上万的人填写调查问卷，然后借助强大的统计技巧对结果进行分析，从而找出人与人在个性上存在差异的主要纬度。研究结果显示，人们的个性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事实上，在艾森克看来，它们只是在少数几个最为基本的特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艾森克将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特质分别定义为“外向”和“神经质”。艾森克人格调查表就是用来衡量这些特质的，整个调查表包括大约50个不同的描述。接受调查的人需要针对每一个描述圈选“是”或者“否”，从而确认每一句话是不是在描述他们自己。
艾森克所定义的第一个纬度是“外向”，也就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活力。得分较高者被称为“外向型的人”。这种人比较容易冲动、乐观、开朗、喜欢与人相处、追求即时享受、拥有较多的朋友和广泛的人脉，但同时也更有可能欺骗自己的伙伴。得分较低者则被称为“内向型的人”。这种人显得更为小心谨慎、善于约束自己，相对也更保守一些。他们的社交圈往往仅限于几个非常亲近的朋友，他们对五彩斑斓的夜生活没有什么兴趣，而宁愿待在家里读一本好书。通常来说，大部分人的性格会介于“外向”和“内向”之间。艾森克人格调查表在衡量这个纬度时常会用到这样的描述：我是派对上的灵魂人物，置身于人群之中我感觉很轻松自在，等等。
艾森克所定义的第二个纬度是“神经质”，这个纬度衡量的是一个人的情绪稳定程度。得分较高者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比较没有自信、常常为自己设立不切实际的短期目标或长期目标，而且会更经常性地出现怨恨和嫉妒心理。相反，得分较低者更容易保持心态稳定、更容易放松自己，在遭遇失败的打击后情绪也更容易恢复，这种人很善于用幽默来化解焦虑，有时候甚至会因为面临压力而更加斗志昂扬。艾森克人格调查表在衡量这个纬度时常会用到这样的描述：我总是因某些事情感到忧心忡忡，我能够轻易摆脱压力的困扰，等等。

根据古老的占星学传说，十二星座中有六个星座和外向有关（白羊座、双子座、狮子座、天秤座、射手座和水瓶座），另外六个星座则和内向有关（金牛座、巨蟹座、处女座、天蝎座、摩羯座和双鱼座）。另外，三种土象星座的人（金牛座、处女座和摩羯座）看起来更能保持情绪的稳定和心态的平和，而三种水象星座的人（巨蟹座、天蝎座和双鱼座）则更神经质一些，情绪和心态也更容易出现波动。
为了验证这种传说是否真的属实，艾森克和广受尊崇的英国占星学家杰夫·梅奥联手展开了一项调查。梅奥在几年前创办了梅奥占星学院，并很快从全球各地招收了一大批学生。在梅奥的客户和学生中，有2000多人被要求提供他们的出生日期并填写艾森克人格调查表。对占星学持怀疑态度的人期望调查结果能证明，被调查对象的个性与古老的占星学传说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与此相反，拥护占星学的人则认为出生时的星象位置毫无疑问会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让怀疑论者大吃一惊的是，调查的结果竟然与古老的占星学传说完全吻合。星座与外向有关的人在外向特质上的得分的确要比其他人高一些；与土象星座的人相比，三个水象星座的人在神经质特质上的得分也明显要高出一截。占星学期刊《现象》也因此宣称，这些发现“可能是本世纪占星学上最为重要的进展”。

英国研究人员杰弗瑞·迪恩是一个轻声细语、性格温和的人，他毕生都致力于收集和比较有助于评估星象对人类行为潜在影响的各类资讯。他所处的立场非常独特，因为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曾以占星为业的职业占星师。
2000年，我应邀到澳大利亚的国际科学大会上发表演讲。我很高兴地发现杰弗瑞竟然也在演讲嘉宾名单中。在演讲的时候，杰弗瑞谈到了自己近期从事的最大的研究项目，他将该项目称为占星术的“决定性试验”。和很多好的点子一样，这个项目其实比较简单。依据占星师的说法，出生时的星象位置可以预测一个人的个性，并会对他们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真的是这样，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出生的人在性格和命运上应该非常相似才对。事实上，杰弗瑞指出，他们应该是“时间双胞胎”。

20世纪70年代，占星研究人员对一个出生资料库展开了探究，他们惊讶地注意到，有些出生日期仅差几天的人竟然拥有极为相似的生命历程。法国的自行车冠军车手保罗·恰克和里昂·列弗就是一对鲜明的例子。他们分别出生于1910年7月14日和7月12日。1936年，他们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恰克夺得了环法自行车大赛波尔多—巴黎赛段的冠军，而列弗赢得了同一场比赛两个山区赛段的第一名。1949年3月，列弗在王子公园体育场的赛道上意外受伤造成头颅破裂，并当场死亡。同年9月，恰克也因类似的意外事故在同一条赛道上撒手人寰。
这种案例看起来多少有些诡异，但很可能只是巧合罢了。因此，杰弗瑞决定对这种现象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他设法找到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含有2000多人的详细资料。这些人都是在1958年3月3日到9日之间在伦敦出生的。这个数据库是一群研究人员为研究这些人的成长历程而建立的，里面有他们在11岁、16岁和23岁时做的智力测试和个性调查表。这些人的精确出生时间都有详细的记录，其中超过70%的人出生时间前后相差不超过5分钟。杰弗瑞把这些人按照出生时间进行了排序，并从上往下分别计算两两一对的相似度。怀疑和支持占星学的人再次对调查结果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预测。怀疑论者认为名单上每一组调查对象的调查结果之间当然毫无关系。相反，占星师们则预测时间双胞胎会和同卵双胞胎一样，两个人的个性会存在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
这一次，终于轮到怀疑论者欢呼了。杰弗瑞并没有发现太多证据可以证明时间双胞胎之间存在相似性。以1958年3月4日11点5分出生的人为例，他与晚自己几分钟出生的时间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性，和他与晚自己一天出生的人之间的相似性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晚期，一群美国研究人员就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很是耸人听闻——《死囚占星术》。
研究人员首先找出了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约翰·盖西的出生时间、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盖西因凌辱和杀害33名男子和少年而被判处了12个死刑和21个无期徒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冷血杀人魔。在闲暇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打扮成波哥小丑，然后去孩子们的生日聚会上表演。这可能会让人联想到“邪恶的小丑”。一位研究人员拜访了五名专业的占星师，把盖西的资料偷偷地转移到了自己身上。研究人员告诉占星师自己很喜欢跟年轻人一起共事，希望占星师能够帮自己做一个性格分析，并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指点迷津。结果所有的占星师都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其中一位占星师鼓励他去跟年轻人一起共事，因为他可以“激励年轻人表现出最好的特质”。另一位占星师分析了研究人员提供的信息，然后信誓旦旦地预测，他的一生将会“非常非常光明”。还有一位占星师说他“善良、温和，能够体谅他人的需求”。
汉斯·艾森克、杰弗瑞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显示，占星预言通常来说根本不准。

弗瑞尔要求上他开设的“心理学导论”课程的学生完成一项性格测试。一周后，他给每名学生发了一张纸，然后告诉他们上面有依据他们的测试分数得出的简短性格描述。弗瑞尔让大家仔细地读一下自己拿到的性格描述，并依据描述的准确性打一个分数，0代表非常不准，5代表非常准确。如果觉得性格测试的结果还比较准确的话，就请举手。
现在，就让我们时光倒流，回到弗瑞尔的课堂上。下面这段话就是弗瑞尔的学生拿到的其中一份描述，请通读一遍，看看如果用这段描述来形容你的性格准不准：
你需要别人喜欢你和欣赏你，但你通常对自己要求苛刻。虽然你在个性上的确有一些弱点，但你通常能够设法加以弥补。你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还未能变成你的优势。从外表来看，你是一个讲求自律和自制的人，但内心却常常焦虑不安。有时候，你会强烈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或正确的事情。你倾向于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和变得丰富多彩，在遇到约束和限制时你会感到不满。你很自豪自己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如果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你不会接受别人的观点和说法。不过，你也觉得在别人面前过于直言不讳并不是明智之举。有时候你很外向，比较容易亲近，也乐于与人交往，但有时候你却很内向，比较小心谨慎，而且沉默寡言。你有很多梦想，其中有一些看起来相当不切实际。
弗瑞尔的学生都仔细看了自己拿到的描述，并依据描述的准确性打了一个分数。随后就开始陆续有学生举手。几分钟之后，弗瑞尔惊讶地发现班上所有的学生都把手举起来了。弗瑞尔为什么会如此惊讶呢？
就和某些心理学实验一样，弗瑞尔并没有真正对他的学生实话实说。事实上，他发给学生的性格描述并不是依据他们的测试分数得出的，而是来自他几天前顺手在报摊上买的一本星座书。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学生拿到的都是同一份性格描述——也就是你刚才读到的那些内容。
弗瑞尔只不过大致翻阅了那本星座书，然后从不同的星座说明中挑选了10句话，凑成了一段文字。尽管班上的每一个学生拿到的都是同样的性格描述，但竟然有87%的学生给出的是4分或者5分。也就是说，他们都觉得测试的结果还是很准确的。弗瑞尔独创的这份性格描述现在早已闻名全球，成千上万的心理学实验和电视真人秀节目中都曾用过这份性格描述。

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保罗·米尔以著名的美国马戏团艺人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的名字将弗瑞尔的实验结果命名为“巴纳姆效应”。巴纳姆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任何一流的马戏团都应该有能力让每个人看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多年来的研究显示，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否相信占星术，几乎每个人都会受到巴纳姆效应的影响，学生如此，人事经理们甚至也不能例外。
很多研究人员以弗瑞尔的实验为基础进行后续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项研究来自于法国人米歇尔·高奎林。有一家公司号称能够借助高科技的电脑得出非常精准的星座分析报告，于是高奎林把臭名昭著的法国杀人狂魔马塞尔·贝蒂德的详细生日资料寄给了这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蒂德欺骗受害者说他能够帮助他们逃离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事实上他却给这些人注射致命的毒药，然后看着他们慢慢死去。后来贝蒂德被判犯下了19宗命案，并于1946年被斩首处决。对于贝蒂德人生中阴森可怖的一面，电脑得出的星座分析报告完全没有提到。这份报告和弗瑞尔在实验中使用的语言类似，读起来也就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巴纳姆式描述罢了。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他的适应性很好，可塑性也很强，这些个性通过技巧和效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生活中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会朝着秩序、控制和平衡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在社交、物质还是智慧上，他都非常讲求条理。他看起来可能是一个乐于遵循社会规范、举止得体、颇有道德感的人，是生活富足、思想健全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
虽然贝蒂德在1946年就被依法处决了，但星座分析报告还预测说他很可能会在1970年到1972年期间“考虑对感情生活做出承诺”。
高奎林由此受到启发，于是灵机一动，在一家知名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声称可以免费为人们提供电脑生成的星座分析报告。法国各地共有150人对这则广告做出了回应。高奎林把贝蒂德的星座分析报告寄给了每一个人，并让他们通过打分的方式评价收到的分析报告是否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个性。结果显示，有94%的人认为分析报告的内容非常准确。有一个人在给高奎林的信中写道：“这台机器生成的报告简直太棒了……我得说这简直太超乎想象了。”另外一个人则写道：“一台电子设备竟然能够算出人的性格和未来，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还有一些人被这份报告的精准性深深地折服了，他们竟然愿意付钱给高奎林，以便得到更为详尽的分析报告。

几年前，我的同事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摩尔对6000多人进行了一次调查。她向这些人陈述了一些占星学常用的描述，这些描述看起来很个性化，比如“你家里有人叫杰克”等。调查结果显示，大约1/3的人在左侧的膝盖上有一个疤，1/3的人拥有亨德尔《水上音乐》的磁带或CD，1/5的人家里有人叫“杰克”，1/10的人在前一晚的梦中见到了已经多年未谋面的人。许多巴纳姆式的描述看起来似乎都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大部分人的想法和行为都很容易被猜中。

时间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时间和心理的新学科，到目前为止还属于小众研究，也比较令人费解。该领域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与昼夜节律、轮班工作和时差息息相关的。
1962年，法国的洞穴探险家和地质学家米歇尔·希弗瑞决定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待上两个月，以此来追踪冰河在地下洞穴中的移动情况。希弗瑞并没有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记录测量数据，而是充分利用这段难得的地下独处时间，顺便做了一个独特的时间心理学实验。希弗瑞决定不带任何时钟进入洞穴，而是强迫自己完全依据自身的生理时钟决定作息时间。希弗瑞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方式就是一部电话，他可以直接打给地面上的研究团队。每当要睡觉和刚睡醒时，他都会打电话给研究团队。在清醒的时候他偶尔也会打几个电话。每当打电话的时候，地面上的研究人员都不会向他透露真实的时间。在地下375英尺（约114米）的洞穴里，希弗瑞伴着一顶小小的尼龙帐篷度过了60个不见天日的昼夜。电话记录显示，他判断时间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到实验的最后阶段，他打电话给地面研究人员时还坚信自己一个小时前才打过电话，而事实上好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后，地面研究人员让希弗瑞离开了洞穴，当时他还坚持说实验肯定是提前结束了，在他看来，自己在地下才刚刚度过了34天而已。这项实验清楚地表明：月光的确有助于我们维持生理时钟的正常运转。
其他的时间心理学研究则致力于探索减少时差影响的方法，时差可能是现代人的生理时钟最常遇到、最为恼人的干扰了。20世纪90年代末，康奈尔大学的斯科特·坎贝尔和帕特里夏·默菲做了一个用光线照射人的膝盖后面的实验，该实验成为这一领域最不寻常也最具争议性的研究之一。此前的研究表明，如果以光线照射人的双眼，可以欺骗大脑加速或减缓人体生理时钟的运转，因此可以借此减小时差所带来的影响。坎贝尔和默菲想要知道，人体的其他部位是不是也能够监测到类似的信号。由于膝盖的后面有很多靠近皮肤表层的血管，所以他们决定用特制的卤素灯照射这一区域来验证自己的假设。在一个小范围的研究中，他们发现了自己想要的证据：跟直射在眼睛上的光线一样，照射在膝盖后面的光线也具备改变生理时钟运转的能力。

捷安堤在邮件中说，他看过我在性格和运气之间关系上所做的研究，所以很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天生就是幸运儿。这是一个很令人着迷的想法，因此我们俩决定联手对这个问题一探究竟。
捷安堤此前的研究表明，出生日期跟人的性格之间的确有一定的关系，但相关性并不是很大。为了找出这种微妙的联系，我们必须对数以千计的人进行研究才行。我们也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要知道，即便是找几百名学生参与研究都已经是困难重重了，而我们需要的是数千人，而且他们还要来自各行各业，否则我们就别想找到我们期望看到的蛛丝马迹。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帮手。
苏格兰的爱丁堡国际科学节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科学盛会之一，也是欧洲最大的科学节。如果能把我们的实验纳入科学节的活动之中，就很有可能吸引到我们所需的大批实验对象。科学节的主办单位给我们开了绿灯，我们在互联网上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网站，人们只要输入自己的出生日期，并回答一份我设计的标准调查问卷，我们就能够对他们的运气好坏进行评估。
进行大型的公开实验往往会是一件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这种实验跟在实验室内进行的研究不同，你只有一次机会把它做好，而且你永远也无法知道人们是否愿意花时间参与其中，不过，我们的研究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和强烈关注，并很快传遍了全球。网站正式上线才几小时，就已经有数百人前来访问。到了科学节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已经收到了四万多人提交的数据。
实验的结果相当明显。捷安堤已经发现夏天出生的人更乐于冒险。我们的实验结果也显示，与那些冬季（9月到2月）出生的人相比，夏季（3月到8月）出生的人也会觉得自己更幸运一些。在12个月份出生的人中，幸运度的自我评价曲线呈波状分布，其中5月最高，10月最低（如下图所示）。只有6月与整体的分布形态不符，我们将其归因于统计偏差。

图注 天生幸运儿实验结果：一年中的12个月中出生的幸运儿比例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阿尔伯特·哈里森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几本不同的《名人录》和《先贤录》中收集的9000多份传记资料，并记录了在美国众所周知的日期当天或前后3天出生的人数，其中包括美国国庆日（7月4日）、圣诞节（12月25日）和元旦（1月1日）。如果仅就概率而言，在这些重要日子当天出生的名人比例应该和前后3天出生的名人比例大致相当。然而，哈里森他们得出的统计结果却不是这么回事儿，在美国国庆节、圣诞节或元旦出生的名人在数量上要明显多于这些重要节日前后3天中的任何一天。这种数量分布从概率上来说只有几百分之一，这就意味着有些名人向传记作者谎报了自己的生日，以便让自己与某个举国同庆的日子扯上关系。
哈里森认为这种效应源自一种不同寻常的心理现象，你可以将其称为“沾光”，但很多研究人员给它贴上了另外一个标签——“BIRG效应”。
BIRG效应在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常见。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无比自豪地说他们和某某名人上的是同一所学校，或者自己抢先一步观看了刚刚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猜猜昨天谁搭了我的出租车”）。这种效应甚至还对我们的日常用语产生了影响。心理学家曾偷偷研究过大学校园里的对话，结果发现当自己支持的球队在比赛中获胜或失利时，学生们的评论用语竟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沾沾获胜的球队的光（“我们赢了”），如果球队被打败了，他们则忙着跟失利这个事实保持距离（“他们输了”）。哈里森相信，那些富人和名人之所以谎报生日，无非也是想沾沾重大节日的光。某些广为人知的逸闻趣事也为这种诠释提供了支持性证据。闻名全球的爵士音乐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宣称自己生于7月4日。然而，音乐史学家泰德·琼斯研究了阿姆斯特朗的出生记录，结果发现其实他生于8月4日。哈里森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阿姆斯特朗绝对不是唯一通过谎报生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名人。
为了进一步调查《名人录》和《先贤录》中的BIRG效应，哈里森和他的团队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到了显然跟其中一个重大节日最有联系的职业，也就是神职人员和圣诞节。通过仔细浏览收集到的数据，他们将神职人员分为了两大类：主教或更高级别的神职人员被归类为“知名神职人员”，其他人则被归类为“不知名神职人员”。仅就概率而言，这两类神职人员在圣诞出生的概率应该是相当的。但事实上，宣称生日与耶稣相同的知名神职人员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不知名神职人员。或许这也支持了一种常见的想法：神职人员的职位越高，就会越觉得自己需要跟上帝走得更近一些。

法国研究人员米歇尔·高奎林曾把依据杀人魔头的详细出生资料得出的星座分析报告寄给普通大众，除此之外，他还对占星术的很多方面进行过测验。依据古老的星座传说，如果出生的时候某些行星高悬苍穹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在此时此刻出生的人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将会变得出类拔萃。20世纪50年代，高奎林开始研究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一部著名的19世纪法国传记辞典中收录了1.6万人的传记，高奎林据此绘出了这些人出生时的星图。结果他惊讶地发现，在这些人出生的时候，某些行星的确更有可能高悬于天际。这些证据后来被称为“火星效应”，就连对占星术持绝对怀疑态度的思想家也为此困惑了50多年。一位研究人员对此评论说：“即便说一切都以此为准可能也不为过。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是一个对死亡特别着迷的人。多数医学研究人员关心的是人为什么会死，但菲利普斯不同，他更关心人什么时候死。具体一点儿来说，他特别想知道人们能不能为了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而拖延自己的死亡时间。1970年，他发表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看起来非常古怪——“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呈现形式的死亡”，从那时起，他便将这个话题当成了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有足够的能力对自己的身体加以控制，从而将死亡延后一小段时间，这段时间对于他们至关重要，虽然事实上延后的时间非常有限，但看起来足以让他们经历一个重要的社会或个人事件。菲利普斯对这种观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很显然有一些传闻逸事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性证据。创作了“史奴比”系列漫画的漫画家查尔斯·舒尔茨身价高达数百万，他就是在自己的最后一本漫画正式出版的前夕死去的，最后的一幅漫画中含有舒尔茨亲笔签名的道别信。此外，至少有三位美国总统是在7月4日告别人世的，其中包括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和詹姆斯·门罗，他们很可能是硬撑到美国国庆日才撒手人寰的。
在一项研究中，菲利普斯调查了人们是不是更有可能在全国性的节日后过世。研究圣诞节前后的死亡率似乎没有什么意义，这是因为死亡人数的突然上升完全可能是12月的气温骤然下降造成的。菲利普斯并没有试图说服全国人民改在其他某个随机确定的月份庆祝圣诞节，而是转而寻找一个每年发生时间都不相同的全国性节日，结果他找到了中国的中秋节。在中秋节的时候，家中年长的妇女会指挥女儿们准备丰盛的饭菜，从阳历来看，每年过节的时间并不固定。菲利普斯研究了中秋节前后中国的死亡记录，结果发现，在节前一周中国人的死亡率下降了35%，但在节后一周又上升了35%。
菲利普斯做过很多大型的研究项目，其中之一就是调查人们的出生日期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死亡日期。为此，他分析了1969年到1990年期间多达300万加州居民的死亡证明。结果发现，在一年的所有时间里，女性更有可能在自己生日后的一周内去世。相对而言，男性在生日前一周去世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一年中的任何其他时间。菲利普斯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倾向于把生日看作一次庆典，所以总会期盼生日的到来；而男性更倾向于将生日作为回顾人生历程的时刻，他们会在生日临近的时候发现自己取得的成就其实非常有限，进而感受到巨大的生活压力，所以死亡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在菲利普斯看来，这些研究证明死亡日期其实和季节波动、谎报死亡证明的信息、推迟生命攸关的重大手术以及自杀都没有什么关系。相反，这些发现证明了前面提到的观点：有些人的确有能力运用意志延缓或加速自己的死亡时间。

你是不是一个撒谎高手呢？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比较善于撒谎，不过，事实上人们在蒙蔽他人的技能上存在着天壤之别。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你就能大概知道自己的撒谎能力如何了。事实上，你已经做过这个测试了。
在本书最开始的部分，我已经让大家在额头上画了一个Q（怪诞心理学的英文首字母）。如果当时你没有做，那么请现在就做一下。抬起你平常用来写字的那只手，然后用食指在前额上画一个大写字母Q。有些人画的Q只有自己能够看到，也就是说，Q的小尾巴是朝向右手侧的。另外一些人画的Q则只有他们对面的人才能够看到，也就是说，Q的小尾巴朝向左手侧。这个小测验能够大体衡量一个人的“自我监控”能力。自我监控能力强的人倾向于让他们对面的人看到自己画的是一个Q。而自我监控能力弱的人则会关注于让自己看到画的是一个Q。那么，这种自我监控能力跟撒谎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自我监控能力高的人比较注重别人怎么看他们，他们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能够很快让自己的行为适应所处的环境，并且很善于操控别人看待他们的方式。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撒谎高手。相反，自我监控能力弱的人即便是在不同的环境中看起来也还是“同一个人”。他们的行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由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和价值观所左右的，他们并不太在意自己的行为会给周围的人造成什么影响。因此，这种人在生活中不太会撒谎，也不太可能欺骗他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对很多人做过这个测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有那么一小群人，一听到这个测试是干什么的，就马上说服自己改变内心深处的想法，直接把Q的小尾巴撇到相反的方向。这些人可以对摆在自己面前的证据视而不见，而是扭曲事实，强迫自己变成他们想要成为的人。因此说，这个小测验也大概能够衡量出你是否善于欺骗自己和欺骗他人。

英文中的“笑场”（corpsing）一词也源自于死人脸上呈现的诡异笑容，这个词表示演员在试图做出严肃状时突然发笑的情况。

伦敦沙威酒店以精美可口的菜肴、贴心周到的服务和富丽堂皇的装修而闻名遐迩，当然，酒店的声名大振也离不开那只3英尺高的木制黑猫卡斯帕。1898年，一位名叫伍尔夫·乔尔的英国商人在酒店订了一个14人坐的桌子。不巧的是，他的一位客人在最后时刻因故未能出席，所以只剩下了13人共同进餐。据传如果13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是不吉利的，但伍尔夫决定不理会这个无稽之谈，照常宴请宾客。三周后，他到南非旅行，在一桩骇人听闻的谋杀案中不幸中弹身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沙威酒店不再允许13人在酒店共同进餐，如果的确出现了这样的预订，他们就会安排一名员工加入。很明显，酒店再也不想冒险跟另一宗谋杀案扯上关系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酒店邀请设计师巴塞尔·隆尼兹创作了一尊雕像来取代真人版的“吉祥物”，卡斯帕由此诞生。从那以后，这件华美的黑猫装饰艺术品就一直陪伴富有的13位贵宾一起进餐。每一次，酒店都会为卡斯帕准备餐巾和全套的餐具，并且给它上跟其他宾客完全一样的美食佳肴。很显然，卡斯帕也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最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傲慢狂妄的军官在酒店就餐时抢走了卡斯帕，丘吉尔特意伸出援手把它给找了回来。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先迈右脚，以求为自己带来好运，此外，他在人行道上行走时总会避开路面上的裂缝。阿道夫·希特勒笃信数字7具有非凡的魔力。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相信数字13一直在为他的生活带来好运，他说自己的名字由13个英文字母组成，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待了13年后成为该校的第13任校长。菲利普王子殿下在每次参加马球比赛之前都会轻轻地在自己的马球帽上拍打7下。瑞士顶尖网球选手玛蒂娜·辛吉斯据说在打球时会避免踩到球场两侧的“边线”。美国篮球明星查克·佩尔森承认，如果在比赛前不吃两块Kitkats（奇巧）巧克力或者两块Snickers（士力架）巧克力或者一块Kitkats巧克力和一块Snickers巧克力，他肯定就会感到紧张。即便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尼尔斯·玻尔据说也会在自家门口放一个马蹄铁。（虽然把这个例子当作人们总会迷信的证据还存在争议，但当被问到是否真的认为马蹄铁会给他带来好运时，玻尔回答说：“不，但是有人告诉我，不管信不信它都会给我带来好运。”）
这些不理性的思想和行为当然并不仅限于那些王子、政客和物理学家。最近的一次盖洛普调查显示，53%的美国人说他们至少有那么一点儿迷信，还有25%的人承认自己比较迷信或者非常迷信。另一项调查显示，72%的公众说自己至少有一个幸运符。我和英国科学促进会携手展开的2003年迷信调查的结果也显示，现代英国社会中同样是迷信之风盛行。大约有80%的人会习惯性地敲敲木头以避免霉运临头，64%的人会交叉手指祈求上苍保佑，49%的人会避免从梯子下面穿行。即便是美国大学中最聪明的一些学生也会做出类似的举动。为了祈求好运，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在考试之前会习惯性地去触摸约翰·哈佛雕像的脚，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则会去摸发明家乔治·伊斯特曼铜像的鼻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哈佛的脚和伊斯特曼的鼻子都因这种迷信心理而被摸得愈来愈光滑了。虽然很多传统迷信相对来说并没有什么害处，比如敲木头或佩戴幸运符，但其他一些迷信思想却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1993年初，研究人员想要了解门牌号为13的房子是不是真会给住在其中的人带来厄运。他们在30多家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希望住在“13号”房子里的人跟他们取得联系，并判断自己搬进房子后是不是的确距离好运越来越远了。结果有500户人家做出了回应，大约有10%的住户表示在搬进13号后的确遭遇了更多的霉运。研究人员还想知道这种迷信思想会不会影响房价，于是他们就这个问题做了一次全国性调查，调查的对象是那些房地产经纪人。调查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40%的经纪人说购房人通常不愿意购买门牌号为13的房子，从而导致卖家不得不降价出售。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迷信思想的影响则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介绍过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他特别着迷于研究人们的出生日期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死亡时间。菲利普斯曾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阐述了迷信和确切死亡时间之间的联系。在中文普通话、广东话和日语中，“死”和“四”的发音基本相同，正因如此，数字4在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中都被赋予了“不吉利”的意义。中国的很多医院里没有4楼，有些日本人在每月的4日出行时都会变得提心吊胆。这种迷信思想还蔓延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商店或公司开业时可以自选电话号码的后四位。菲利普斯注意到，在中式餐馆和日式餐馆中，所选电话号码中4的数量要比其他店铺少了1/3，但这种情况在美式餐馆中并不存在。所有这一切让菲利普斯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知道每月4日所带来的迷信压力会不会对一个人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说，会不会造成更多的人突发心脏病？
为了评估这类迷信思想可能对健康造成的影响，菲利普斯和他的研究团队分析了1973—1998年期间在美国死亡的470万人的记录。他们将华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人的死亡日期与白种美国人的死亡日期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在华裔和日裔人口中，每月4日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人数要比当月的其他任何一天高出7%，如果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慢性心脏病上，这个比例将会上升到13%。相对而言，美国白种人的死亡率在每月的4日并没有出现峰值。这项研究工作颇具争议性，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对此也提出了质疑。尽管如此，菲利普斯和他的研究团队依然相信的确发生了诡异的事情，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查尔斯·巴斯克维尔效应”。查尔斯·巴斯克维尔是阿瑟·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猎犬》中的人物，因极端的心理压力突发心脏病死亡。

迷信也有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依据古代的中日历书，每一年都由两种元素组成：十二生肖（比如羊、猴或鸡）和五行（比如土、金或水）。火马年每60年出现一次。或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们通常认为火马年代表着厄运降临。依据传说，在这一年出生的女人生性暴躁，所以绝不是好妻子的人选。这个传说虽然年代久远，却因一部歌舞片而流传至今，歌舞片围绕八百屋阿七的故事展开。1682年，阿七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僧侣，她认为制造一场小的火灾有助于巩固他们的爱情，不幸的是，阿七是在火马年出生的，火灾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几乎摧毁了整个东京。
上一个火马年是1966年，日本研究人员加藤惠格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看一下迷信思想是否对全体日本人都有影响。结果发现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令人震惊。1966年日本的出生率竟然下降了25%（相当于那一年婴儿的出生数量减少了近50万），而人工流产增加了2万多起。后续的研究发现，这种效应并非仅限于日本本土，而且还蔓延到了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在那里生活的日本人也有出生率下降的现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加藤惠格对手头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结果有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发现。依据传说，在火马年出生的女性会特别不幸，而且命运会非常悲惨。在1966年的时候，要想在出生前知道婴儿的性别还不太容易，因此，为了确保女性后代的数量有所减少，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杀死女婴。难道父母真的会因为古老的迷信传说而置自己的女儿于死地吗？加藤惠格观察了1961—1967年间因意外事故、中毒和外部暴力导致的新生儿死亡率。结果令人不寒而栗。1966年，新生女婴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前后几年，但新生男婴的死亡率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加藤惠格由此得出结论：在火马年出生的日本女婴的确“因为民间的迷信传说而牺牲了”。
日本研究人员平井贤二和来自京都大学的团队评估了另一类日本迷信所付出的财务代价。在1873年之前，日本使用的是一周六天的阴历，这六天分别叫作先胜、友引、先负、佛灭、泰安和赤口。时至今日，人们仍会依据传统把泰安当成吉日，而把佛灭看作不吉利的日子。正因如此，很多医院的患者希望能够在泰安之日出院。最近三年的医院就诊数据显示，很多患者为了能在吉日出院竟然会刻意多住几天。研究人员估计，这种迷信行为每年让日本多耗费了大约1400万英镑。不仅日本如此，爱尔兰也有一种迷信日期的说法：如果你在周六离开某地，那么离开的时间可能不会太久。也就是所谓的“周六闪，速折返”。研究人员分析了4年间的7.7万个出生记录，结果发现在周六出院的产妇比预期少了约35%，而在周五和周日出院的产妇数量则分别增加了23%和17%。

在有据可查的所有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都有幸运符、护身符和避邪物的身影。敲击木头的迷信可以追溯到异教徒的宗教仪式，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祈求得到仁慈而强大的树神的帮助。靠墙放置的梯子会形成一个自然的三角形，人们会将其看作三位一体的象征。13之所以被看作不吉利的数字是因为刚好有13个人参加耶稣最后的晚餐。
质疑迷信的人并不会把这些历史数据看作迷信成立的证据，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现象，科学实验一直都无法证明这些迷信思想是成立的。他们这么说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迷信行为和彩票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一周，全球都会有数百万人购买各种类型的彩票，他们都希望能够幸运地得到一大笔钱，从而彻底改善自己的生活。彩票的中奖号码都是随机开出的，应该没有什么可靠的办法能够预测到开奖结果。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尝试以各种奇怪的方式提高自己的中奖概率。有些人每周都会购买同一组“幸运”数字。还有一些人会依据重大事件选号，比如自己的生日、孩子的年龄或者他们的门牌号。有些人甚至想出了更令人费解的方式，其中包括把每一个数字都写在一张纸上，再把这些纸片撒在地板上，随后让他们养的猫走进房间，猫碰到的那些数字就成了他们的最终选择。

在这个议题的研究上，其他一些研究人员采取了更加特别的方式。其中我最喜欢的实验之一来自一名美国高中生，他的名字叫作马克·莱文。莱文和他的朋友们对一个颇为流行的迷信传说进行了测验：看到黑猫从面前走过会给人带来厄运。首先，他们让人们玩一个简单的抛硬币电脑游戏，通过猜测硬币的哪一面朝上来衡量运气的好坏。接下来，在这些人慢步穿越走廊时，资深的驯猫师会让一只黑猫从他们的面前走过。最后，所有的参与者再玩一次抛硬币游戏，以便再次评估他们的运气好坏。经过多次抛硬币游戏和“偶遇”黑猫后，莱文得出了实验结论：黑猫并不会给运气带来任何影响。为了确保没有任何遗漏，研究人员又用白猫重新做了一次实验，结果依然是没有任何影响。莱文在研究报告的最后写道：对这个实验持批评态度的人可能会说，黑猫所带来的厄运只会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显现，以实验为目的的抛硬币游戏并不能说明什么。莱文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反驳理由：“我自己就养了一只黑猫，虽然她已经从我面前走过了成百上千次，但无论是我的学业成绩还是社交生活都没有任何恶化的迹象。”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他在波兰长大，最初学的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然而，一次偶然的机缘彻底改变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生历程。在准备一场外语考试时，他偶然看到了著名人类学家詹姆士·弗雷泽爵士的著作《金枝》。弗雷泽的这本书详细研究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的巫术和宗教。这本书促使马林诺夫斯基前往英国开始了人类学的研究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避免受到扣留，马林诺夫斯基旅居到了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外海的一个小岛，并在那里潜心研究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与世隔绝的社群文化。后来他依据自己在该岛的研究工作写成了公认的经典之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一个方面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那就是岛民的迷信行为。他注意到，当在礁湖区相对平静的海面作业时，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使用的都是普通的捕鱼技巧，只有当他们进入更为危险的外海时，才会使用更为复杂的巫术和迷信仪式。马林诺夫斯基推测，这些迷信行为可能根源于岛民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当在礁湖区捕鱼时，岛民面对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少。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局面，所以没有必要采取迷信行为。然而，外海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岛民们非常清楚，外海的局势难以预料，因此他们会寄希望于各种各样的巫术仪式，试图由此获取外海局势的控制权，并降低捕鱼作业的风险。简而言之，马林诺夫斯基相信迷信能够让这些岛民更为安心，让他们在面对无情命运的明枪暗箭时感觉自己能够掌控局面。

人们经常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奇思异想，原因就在于他们经历了一些看似诡异的事情。巧合让同时发生的事情看起来不仅别有寓意，而且绝不仅仅是凑巧那么简单。最为著名的巧合事件当属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亚伯拉罕·林肯之死了。林肯是在福特剧院被刺杀的，而肯尼迪则是在乘坐一辆林肯轿车出游时遭到了暗算，这辆林肯车刚好是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林肯于184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肯尼迪当选则是在1946年。林肯在1860年当选总统，而肯尼迪在1960年当选。两位总统的姓氏都包含七个英文字母，而且两次刺杀行动都发生在周五。在他们死后，继任的总统都叫约翰逊。安德鲁·约翰逊生于1809年，而林登·约翰逊是在1909年出生的。
当然了，这些惊人的巧合并非只有美国总统才会遇到，大部分人的生活中偶尔也会出现这种奇妙的现象。20世纪20年代，三个互不相识的人一起乘坐火车穿越秘鲁。由于坐在同一节车厢内，他们开始做自我介绍。结果发现，第一个人的姓氏是宾哈姆，第二个人的姓氏是鲍威尔，而第三个人的姓氏竟然恰巧是宾哈姆-鲍威尔。另一件惊人的巧合于1953年发生在伦敦的沙威酒店，也就是幸运黑猫卡斯帕所在的地方。为了报道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大典，电视台记者埃夫·库普西内特住进了酒店。他打开了自己房间的一个抽屉，结果发现里面有自己的朋友哈利·汉宁的东西，汉宁是著名的哈林花式篮球队的经理人。仅仅两天后，库普西内特就接到了汉宁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正住在巴黎的莫里斯酒店，结果在自己房间的抽屉里发现了库普西内特的一条领带。

全世界有数百万人过着复杂的生活，因此，如果偶尔有人中了头彩或者经历了怎么看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虽然人们忍不住会想这可能是上帝发出的某种信号，或者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感应，但事实上所有此类的事件都仅仅是一次偶然。阿瑟·柯南道尔在《蓝宝石案》中对此做了完美的诠释：
在极为庞杂的一大群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动和反应，事件的各种组合都有可能发生，许多小问题的出现看起来可能会既令人震惊又超乎寻常。
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那些看似隐藏特定信息的神奇回文，或对于人或事简洁而巧妙的描述。“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字母进行重新排列后刚好是“repulsed and ignorant arse”（令人厌恶的、无知的饭桶）；“President Clinton of the USA”（美国总统克林顿）则可以重新排列为“to copulate he finds interns”（他找实习生交欢）。我最喜欢的回文是字谜创作者考瑞·卡尔霍恩发现的，也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面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重新组合后的句子刚好是整出悲剧的完美概括：“In one of the Bard’s best-thought-of tragedies, our insistent hero, Hamlet, queries on two fronts about how life turns rotten.”（在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悲剧中，我们那无比坚定的英雄哈姆雷特对人生腐化的两个方向发出了质问。）上述这些例子虽然看起来令人惊讶，但却并不是什么魔法。说到底这不过是大数法则使然罢了。文字有那么多种组合方式，剧本和图书中的文字又那么多，所以偶尔出现一些奇妙的回文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许更为奇怪的是竟然有一些人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寻找此类回文。
虽然很多巧合都可以用大数法则加以解释，但有时候也涉及更为深奥的心理学。199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最常碰到的巧合是“小世界”现象，比如两个陌生人在派对上偶遇，结果却发现他们有共同认识的熟人。大约70%的人声称有过此类经历，其中20%的人说他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已故的维克·坦迪做过另外一个实验，显示有些灵异体验可能的确是由空中某些诡异的东西造成的。维克是一名正在接受培训的电气工程师，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现象，其中就包括魔术和鬼魂。1998年，他在一家为医院设计和生产救生设备的公司工作。维克和其他几名科学家有一间共用的小实验室。这间实验室里经常有闹鬼的传闻，很多清洁人员都说在里面时的感觉很诡异。维克一直觉得这不过是无稽之谈，或者是有毛茸茸的小动物住在实验室里的原因。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碰到了诡异的现象。那是一个晚上，他独自一人在实验室工作，突然就感到越来越不自在，而且还浑身发冷。接下来，他明显地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看着他，他抬起头来，隐隐约约看到左边的眼角处缓缓地出现了一个模糊的阴影。他脖子后面的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据他回忆说：“如果要说我当时给吓坏了，那绝对一点儿都不过分。”最后，维克鼓足了勇气，强迫自己转过头去直视那个阴影。结果那个东西就慢慢地消失了。
维克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所以他觉得可能是某些装有麻醉剂的瓶子出现了泄漏，所以让他产生了幻觉。于是他快速检查了一下实验室里的瓶子，但并没有发现麻醉剂泄漏的现象。最后他只能困惑不安地回家了。
第二天，他要参加击剑比赛，所以急匆匆地把自己的花剑拿到实验室进行临时修补。当他把花剑放进老虎钳里的时候，它突然开始剧烈地摇晃。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吵闹鬼的恶作剧，但维克还是开始去寻找合理的解释。这一次，他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他把老虎钳拿到了地板上，并让它缓缓地移动，结果发现，当老虎钳处于实验室中央的位置时，花剑的晃动最为剧烈，可当把老虎钳向房间的某个角落移动时，花剑的晃动就不会那么剧烈了。维克猜测实验室里应该有低频声波存在，这种声波人耳是听不到的。进一步的调查验证了维克的猜想。经过追踪，他发现低频声波源自抽气系统中一个新安装的风扇。当风扇启动时，花剑就会开始摇晃。当风扇关闭时，花剑就会停止晃动。可是，维克的发现能够解释看似灵异的现象吗？
这些声波通常被称为“次声波”，维克知道，这样的声波是听不到的，却拥有巨大的能量，所以完全可能产生诡异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迫切地想要弄清楚，火箭发动机在火箭发射过程中产生的次声波会对航天员造成怎样的影响。他们进行的试验显示，次声波的确可能引起胸腔震动、影响呼吸，并让人产生作呕、头疼和咳嗽等现象。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特定频率的声波还可能引起眼球的震动，从而让视觉出现扭曲。这些声波能够移动小的物体和表面，甚至还可以让烛光诡异地闪烁个不停。维克在《美国心理学研究会期刊》上撰文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推测某些建筑物内可能存在次声波（可能是由强风吹过打开的窗户引起的，也可能是附近嘈杂的交通造成的），这种低频声波的奇特效应可能是某些人相信这些建筑物会闹鬼的原因所在。

1971年，心理学家芭芭拉·布坎南和詹姆士·布朗宁请一群人评判对1000多个名字的喜欢程度。结果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刻板印象。绝大多数的人都表示喜欢迈克尔、詹姆士和温迪等名字，但特别不喜欢阿尔弗雷德、波希瓦和伊西多。我们或许会认为这些情绪上的反应并不会对人的一生造成多大的影响。可事实上，我们错了。
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研究人员阿瑟·哈特曼、罗伯特·尼古拉和杰希·赫雷对名字不太常见的人产生了兴趣，他们想要探讨这些人是不是比名字常见的人更容易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他们对1万多份精神病法院记录进行了分析，发现有88个人的名字非常罕见，比如欧德、莱塞尔、威耶尔等。随后他们又从记录中找出了88个名字比较常见的人作为对照，这些人和第一组人在性别、年龄和出生日期上并无二致。结果发现，名字比较罕见的那些人更有可能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病。正如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所述：“从降临到人世的那一刻起，孩子的名字通常就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而其未来的个性也必将衍生于此。”这并不是唯一记录与众不同的名字有何弊端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显示，老师也倾向于给名字比较讨人喜欢的孩子较高的作文成绩；名字不讨人喜欢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在社交上受到孤立；姓氏碰巧带有负面含义的人——比如“Short”（矮）、“Little”（小）或者“Bent”（弯）——更有可能萌生自卑感。美国精神病学家威廉·墨菲研究过几个历史病例，刚好可以验证这最后一点。其中一个病例中的患者承认，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为了防止阴茎在睡眠时勃起，他睡觉时总会戴一个下体弹力护身。然而，护身非但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让他的阴茎出现了向下弯曲的变化。不幸的是，这名患者的姓碰巧是“Bent”（弯曲），而且还有一个绰号“小火车头”，这一切让他常常想起儿时被阴茎问题困扰的情形，从而变得对性爱深感不安，以致出现了心因性阳痿。他也因此更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能的家伙。

佩勒姆查阅了美国人口普查的大量资料，结果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很多名叫佛罗伦斯的人住在佛罗里达州，很多名叫乔治的人住在乔治亚州，在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也分别有很多名叫肯尼斯和维吉尔的人。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团队查阅了6600万美国人的社会安全死亡记录，这些人都死在以“圣”字开头的城市里，比如圣安妮、圣路易斯等等。他们同样看到了佩勒姆发现的奇特现象，有很多名叫海伦的人住在圣海伦市，很多查尔斯住在圣查尔斯市，很多托马斯住在圣托马斯市，诸如此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种效应并不是因父母以出生地为孩子取名造成的，而是因为有很多人主动选择了到含有他们名字的城市或城镇定居。

佩勒姆的研究并不仅限于人们的姓名与他们选择的居住地点、死亡地点和结婚对象之间的关系。他还对姓名可能对职业选择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在线搜索了美国牙医（Dentist）协会和美国律师（Lawyer）协会的记录，结果发现很多牙医的姓氏都是以“Den”三个字母开头的，而不是“Law”。反过来，在律师当中，姓氏以“Law”三个字母开头的比例要比“Den”高得多。五金（Hardware）和屋顶修缮（Roofing）公司老板的资料也呈现出了类似的情况。研究团队利用雅虎的网络黄页搜到了美国最大的20个城市里所有的五金和屋顶修缮公司，并查看了这些公司老板的姓或名的首字母是不是“H”或“R”。结果显示，五金公司老板的姓名更有可能以“H”打头，比如说哈里斯（Harris）五金公司；而屋顶修缮公司老板的姓名更有可能以“R”打头，比如说拉希德（Rashid’s）屋顶修缮公司。在佩勒姆看来，这种效应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政治领域。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姓氏以“B”打头的选民特别喜欢把选票投给布什（Bush），而姓氏以“G”打头的选民更有可能支持戈尔（Gore）。在一篇名为“为什么苏西会在海边卖贝壳：隐藏的自我中心和人生的重大决策”（Why Susie Sells Seashells by the Seashore：Implicit Egotism and Major Life Decisions）的论文中，佩勒姆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他说我们或许不应该对这些效应大惊小怪，“那只不过表示我们都会被自己最爱的那个人所吸引罢了”。

美国人每年在餐厅里给付的小费总额高达260亿美元。你可能会认为给付小费的多少取决于餐厅所提供食物、饮料和服务的质量，但在全球范围内的酒吧和餐厅内进行的秘密研究显示，真正能够决定小费多少的是一些隐性因素。心情好坏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用餐者的心情非常愉悦，通常给付的小费也比较可观。在一项研究中，法国餐厅的服务生被要求在给客人呈上账单的同时附上一张卡片。卡片的一半内容是当地一家夜总会的广告，另一半则是一则小笑话：
一个因纽特人已经在电影院门口等了许久，可依然看不到女朋友的身影。此时，外面已经变得越来越冷了。又过了一会儿，这个打着哆嗦的因纽特人开始恼火起来，并从大衣里面拿出了一个温度计。接下来他大声说道：“如果她在气温降到15℃之前还不出现，我可就真走了！”
那些看到这个笑话的顾客都给逗乐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给付小费时也变得慷慨多了。研究人员已经反复衡量过心情和小费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服务生在账单底部画上一个笑脸或者写上一句“谢谢您”，或者面对顾客时露出明显的笑容，他们都会得到更多的小费。当外面阳光明媚时，甚至当服务生告诉他们外面阳光明媚时，人们都会给付较多的小费。其他一些研究还发现，如果服务生以名字而非姓氏介绍自己或者称呼客人，小费的数额也会大幅攀升。
此外，触摸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在一篇名为《点金术：轻微触摸对餐厅小费的影响》的文章中，艾普瑞尔·克拉斯克解释说，她对两名女服务员进行了培训，教她们在给客人呈上账单的时候触摸客人的手掌或肩膀1.5秒钟。结果显示，与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情况相比，这两种短暂的触摸都会让客人多付一些小费，相对而言，轻触手掌的效果要比轻拍肩膀更好一些。

20世纪90年代，来自得克萨斯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查尔斯·阿雷尼和大卫·基姆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他们在市区的一家酒品专卖店有计划地改变所播放的音乐。半数的顾客听到的是古典音乐，比如莫扎特、门德尔松和肖邦的曲子；还有半数的顾客听到的是流行音乐，其中包括弗利特伍德·迈克乐队、齐柏林飞艇乐队主唱罗伯特·普兰特以及拉什乐队的歌曲。研究人员把自己乔装成了清点存货的店内助理，借此观察顾客的各种行为，比如他们从酒架上拿下了多少瓶酒、他们是否阅读酒品的标签，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买了多少瓶酒。观察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播放的音乐类型并不会影响人们在酒窖里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影响人们从酒架上所取下酒品的数量，甚至不会影响人们购买酒品的数量，但的确会对顾客行为的一个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那就是所买酒品的价格。当播放古典音乐时，人们所选酒品的价格平均而言要比播放流行音乐时高出三倍。研究人员相信，听到古典音乐会让人们下意识地感觉自己变得高尚起来，从而促使他们去选购更为昂贵的酒品。

社会学家罗格斯（吉米，而不是肯尼）对1400多首乡村音乐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乡村音乐的歌词通常描述的都是消极的生活经历，其中包括暗恋、酗酒、财务困境、绝望、宿命论、怨恨和贫困。20世纪90年代中期，韦恩州立大学的斯蒂文·斯达克和奥本大学的吉姆·冈拉克想知道持续接触悲观的主题会不会让人更容易自杀。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49个地区的自杀率和乡村音乐在全国性电台播放的数量。在排除了贫困、离婚和持有枪支等几个因素后，研究人员的确发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电台播放的乡村音乐数量越多，自杀率就会越高。
这个研究结果可能听起来比较牵强，而且也有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对此提出了质疑。不过，其基本前提却已经被诸多的研究所证实：大众传媒的确会深刻影响人们的自杀决定，有关“维特效应”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774年，约翰·冯·歌德出版了一本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书中，一位名叫维特的少年爱上了一位已订婚的女士。维特无法面对与心上人难相厮守的残酷现实，最终选择了饮弹自尽。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本书的风头实在是太盛了，并引发了一系列模仿维特自杀的案件，结果导致该书在几个欧洲国家被禁止出版。1974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决定研究一下媒体有关自杀事件的报道会不会引发现代版的“维特效应”。他首先查看了1947—1968年期间美国各地的自杀统计数据，结果发现，平均而言，每一桩成为头条新闻的自杀事件都至少与其他60起自杀事件有关。此外，后续事件中的自杀方式也大都与媒体报道中描述的方式相同或相似，媒体报道自杀事件的深度和广度也直接与后续自杀事件的数量相关。平均来说，在媒体披露自杀事件后的两周内，当地的自杀人数会增加30%左右，如果媒体报道的是名人自杀事件，这个比例还会更高。菲利普计算后得出，1962年8月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香消玉殒，全国的自杀率因此上升了近12%。在菲利普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至少还有40篇科学论文谈到了这个话题，这促使某些国家出台了大众传媒指导意见，迫使记者不要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报道自杀事件，也不要在报道中详细描述人们自杀所使用的方法。

为了找出最佳的搭讪语，我们对比了分别被大家评为很棒和很糟糕的谈话内容。失败者通常会选那些老生常谈的开场白，比如说，“你经常来这儿吗”或者试图用“我有计算机博士学位”或“我有一个朋友是开直升机的”之类的话题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在搭讪时更有技巧的人则会鼓励对方以奇特、有趣或搞怪的方式谈谈自己。实验中人气最旺的男女主角所使用的开场白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两句也刚好印证了这一点。最受欢迎的男士说的是：“如果让你参加《明星模仿秀》节目，你会模仿谁？”而最受欢迎的女士说的是：“如果你是比萨馅料，你会是什么口味的？”

2004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心理学家阿瑟·阿隆（就是1974年在桥上做实验的那一位）和芭芭拉·布鲁克把陌生人随机配对，然后让他们做出两个略显奇怪的举动。第一种情况是这样的：一个人被蒙上双眼，而另外一个人在嘴里含一根吸管（这会让他们的声音变得非常好笑）。然后两个人合作，完成一些让他们发笑的任务。嘴含吸管的人会发出指令，而被蒙上双眼的人则要依据指令学会一系列的舞步。另一个在实验室里进行的搞笑实验则要求两个人用自编的语言表演他们最喜欢的电视广告。我们另外设计了一种用于对比的情况：没有人被蒙上双眼，也没有人嘴含吸管。在学习舞步的时候也不需要听滑稽好笑的声音指令。表演电视广告时也不再使用自编的语言，而是用英语。最后，研究人员请大家填写调查问卷，描述一下他们从实验中获得了多少乐趣。结果显示，蒙上双眼、嘴含吸管和滑稽的自编语言可以带来更多的乐趣。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了。研究人员请所有参与者画两个互相重叠的圆，以表示他们彼此在活动中所感受到的亲近程度。结果发现，彼此分享过搞笑经历的人会觉得更为亲近一些，也会发现对方更有吸引力。
闪电约会中最为成功的搭讪语就好比是在你的嘴里放一根吸管，这样可以让你的声音变得比较滑稽，也因而让彼此得以共享一段搞笑的经历，而这无疑有助于增强彼此之间的亲近程度和吸引力。

项目技术专家杰德·埃弗瑞特从网站上下载了1万多条笑话和10万多个评分，感谢热心的网民让我们知道他们对笑话可笑程度的看法。当时排在第一名的笑话被46%的参与者评为非常好笑。这则笑话是由来自英格兰西北部黑泽市的杰夫·安南达帕提交的，与著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和他的倒霉伙伴华生医生有关：
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一起去露营。他们在满天繁星下搭好了帐篷，然后就睡觉了。到了午夜时分，福尔摩斯把华生从睡梦中叫醒了，并且说道：“华生，抬头瞧瞧天上的那些星星，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华生回答说：“我看到了数百万颗星星在闪烁。”
福尔摩斯又问道：“那么你从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华生回答说：“嗯，如果有数百万颗星星，即便只有很少几颗有自己的行星，其中也很可能有与地球类似的星球。如果有些行星跟地球比较类似，那上面就可能有生命存在。”
福尔摩斯说：“华生，你这个白痴，这意味着有人偷了我们的帐篷。”
这是典型的双层式“优越性”理论。我们会笑华生没有发现帐篷不见了，也会因福尔摩斯用那种自以为是的方式转告华生这个信息而发笑。

在弗洛伊德看来，笑话是心理宣泄的一种形式，可以避免让我们的心理变得过度压抑，换句话说，笑话可以帮助我们对付那些让我们感到不安的因素。讲笑话或因听到某个笑话而发笑的简单行为可以透露出很多潜意识信息，这使得弗洛伊德想到了这么一句话：“雪茄可能就只是雪茄，但笑话却永远都不仅仅是笑话。”我们都知道，在弗洛伊德的眼中，雪茄常常是阴茎的象征，所以我总觉得他为自己的名言勾勒的画面非常有趣。
关于弗洛伊德对幽默心理学的贡献，学术界存在很多争议，有一派学者指出：“要找到一个智商中等以上，但没有弗洛伊德了解幽默的人会极其困难。”还有一组研究人员用下面这段话对幽默的“优越性”理论做了描述：
假设S认为J是一个笑话，在这个笑话中，S觉得A是赢家，而且/或者B看起来是笑柄。那么，S对A和/或A的“行为”看法越正面，而且/或者对B和/或B的“行为”看法越负面，S从J中能够获得的快乐就越多。

在“著名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提交的笑话”这一分类中，拔得头筹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化学教授哈罗德·克罗特。克罗特教授因和其他团队成员共同发现C60（富勒烯）而出名，然而，并不为人所知的是，他还将自己描述为四种“宗教”的信徒：人道主义、无神论、国际特赦和幽默。或许正是这最后一点让他的笑话从众多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提交的笑话中脱颖而出。这则笑话是关于两个男人和一只狗的，这也算是一个老掉牙的主题了。
一个男人走在大街上，他看到另一个男人牵着一只狗走了过来，于是问道：“你的狗咬人吗？”
另一个男人回答说：“不，我的狗不咬人。”
于是第一个男人拍了拍那只狗，结果手被狗咬伤了。他大声喊道：“你不是说你的狗不咬人吗？”
另一个男人回答说：“可这不是我的狗。”
总体来说，这些科学家提交的笑话都不是特别好笑。事实上，它们在所有笑话中的排名都属于倒数三分之一。就连哈罗德·克罗特爵士的笑话也只打败了45%的其他笑话而已。

几年前，格拉汉姆·瑞奇博士和基姆·宾斯特德博士编写了一个可以生成笑话的电脑程序。我们很想知道电脑是不是比人类更有趣，所以把几则电脑创作的最佳笑话输入到了笑话实验室中。结果发现，大部分此类笑话的得分排名在档案库中都是最靠后的。然而，令人备感意外的是，有一则电脑笑话却被证明非常成功，竟然打败了250则人类创作的笑话：“哪种杀人犯有纤维？麦片杀手。”（译者注：cereal killer发音与连环杀手serial killer类似。）
这是一则形式最基本的笑话——简单的双关语。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种类型的笑话好笑呢？最流行的理论认为这与“不协调”概念有关。如果某些事情看起来很不协调，我们就会比较惊讶，而这会让我们发笑。比如说，看到小丑穿着特大号的鞋子（特别是在未表演节目时）、发现某个人的鼻子出奇地大，或者听到政客讲真话，等等。同样的道理，很多笑话之所以好笑是因为笑话中的信息出乎我们的预料。比如说，一头熊走进了酒吧里，动物和植物在交谈，等等。不过，除了形式简单的不协调之外，这种理论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在很多笑话中，笑话的铺陈和笑点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急转弯。比如下面这则笑话：
鱼缸里有两条鱼。一条鱼对另一条鱼说：“你知道这怎么开吗？”
笑话的铺陈会让我们觉得是鱼缸里有两条鱼，但笑点在意料之外——为什么鱼能够驾驶鱼缸呢？转念之间，我们就会意识到表示鱼缸的英文单词tank还有一个意思，事实上这两条鱼是在一辆坦克车里。科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为“失协-解困”理论。当我们解开笑点造成的不协调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惊讶的感觉，而这会让我们发笑。

在运作笑话实验室期间，我们也在小范围内做了一项实验，实验结果非常符合人们最常引用的理论：神秘好笑的字母K。
在实验的初期，我们收到了下面这则笑话：
农场里有两头奶牛。其中一头奶牛叫了一声：“哞。”另外一头奶牛马上说：“我刚才正想说那个字呢！”
我们决定以这个笑话为基础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将奶牛换成了其他动物，然后把演绎过的笑话重新提交到档案库中。比如说，换成两只老虎和它们的吼声，换成两只鸟和它们的啁啾声，换成两只老鼠和它们的吱吱声，换成两只狗和它们的汪汪声，等等。实验结束后，我们对比了各种动物及其叫声在人们心目中的好笑程度。排在第三位的是最初的奶牛笑话，亚军是两只猫“喵喵”叫，荣登冠军宝座的则是鸭子笑话：
池塘里有两只鸭子，其中一只鸭子叫了一声：“嘎。”另外一只鸭子马上说：“我刚才正想说那个字呢！”
有趣的是，字母K的发音（以及发/K/音的字母C）跟表示“嘎嘎”的quack以及表示“鸭子”的duck都有关系。搞笑演员和喜剧作家一直以来都觉得/K/这个音特别好笑。
“好笑的K”这个概念显然已经融入到了流行文化当中。《星际迷航——下一代》中有一集名叫“可恶的奥考纳”，里面的喜剧演员在向机器人百科解释什么是幽默时就提到了这个概念。在《辛普森一家》中也有一集与此相关，小丑科瑞斯特（Krusty，注意K的发音）前去看信仰治疗师，因为他在日常演出时说了太多与“好笑的K”有关的词语，所以导致声带出现了麻痹。在治疗师为他治好声带后，科瑞斯特兴奋地宣称他那“好笑的K”又回来了，随后就开始大声叫喊“King Kong”（金刚）、“cold-cock”（把人打昏）、“Kato Kaelin”（加藤·卡伦），而且还给了治疗师一个吻表示感谢。
字母K的发音为什么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呢？这可能跟一种叫作“脸部表情回馈”的奇特心理现象有关。人们在感到快乐的时候会微笑。然而，有证据表明微笑和快乐之间的这种作用机制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人们会仅仅因为微笑了而感到快乐。

1991年，为了研究微笑，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沃琳·海恩兹和朱迪丝·汤姆海夫走访了很多的购物中心。一名研究人员会对着随机挑选的人微笑，而另一名研究人员偷偷地躲在伪装的小吃摊后面，仔细观察人们会不会也向第一名研究人员回应一个微笑。经过数个小时的微笑和观察后，他们发现，大约有一半的人会回应一个微笑。这个结果让他们觉得需要对“如果你微笑，全世界的人都会和你一起微笑”这句名言做些修改，“如果你微笑，全世界半数的人都会和你一起微笑”才是更科学和更精确的说法。
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人们会主动模仿周围人的面部表情，这种能力在团队生存、培养凝聚力和向心力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模仿他人的表情，我们能够迅速感受到别人内心的那种感觉，因而更容易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沟通起来也会更容易一些。如果一群人中有一个人笑了，其他人就会自动模仿这个人的面部表情，从而变得开心起来。如果有人感到很伤心、很害怕或者变得惊慌失措，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情绪也会感染其他人。这种效果和铅笔实验的结果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笑声是有感染力的。当人们看到或听到另一个人大笑时，他们很有可能会模仿这种行为，于是自己也开始大笑，进而就会真的感觉某种情形很好笑。正因如此，很多电视节目会使用预先录制好的笑声。19世纪的戏剧导演都会雇一名笑声特别有感染力的“职业”观众（被称为“哄笑者”），借用他们的笑声去影响其他观众，从而产生哄堂大笑的效果。
虽然这种感染力的效果通常来说都比较有限，但有时候也可能出现失控的情况，甚至有可能导致数千人大笑不止。1962年1月，三名就读于坦桑尼亚一所教会寄宿学校的少女开始发笑。她们的笑声出现了传奇般的感染力，全校159名学生中竟然有95人被感染，到了3月的时候，形势依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学校被迫停课。据说被感染的学生笑起来短则几分钟，长则数个小时。虽然大家都笑得浑身乏力，但所幸没有出现悲剧性后果。学校在5月开始复课，但仅仅几周后，又有60名学生感染上了“狂笑病”，学校被迫再度停课。然而，停课又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几名回到家乡纳桑姆巴的女孩子很快就把“狂笑病”带到了镇子上，1万名居民中有200多人立刻陷入了无法控制的笑声之中。真不知道她们老师的名字中是否含有“好笑的K”。

有一种观点认为喜剧从根本上来说是和忧伤以及心理疾病相关的，而费舍尔兄弟并不是唯一质疑这种观点的研究人员。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詹姆士·罗顿对霍夫曼所著的《逝去的娱乐名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著名喜剧演员的生卒年份与同一年出生的非喜剧娱乐名人进行了对比（罗顿报告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男性喜剧演员，因为他发现很多女性喜剧演员的年龄都不可靠，而且与其他的传记资料不符，这可能也算是喜剧的时间心理学现象吧）。罗顿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论文的题目为《幽默与长寿：搞笑艺人能笑到最后吗？》。罗顿认为，喜剧演员并不会比其他娱乐艺人更早地离开人世。有关喜剧演员死因的后续研究（收集了1980—1989年间《时代》和《新闻周刊》上刊登的名人讣告）也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喜剧演员更容易患上心脏病、癌症、肺炎，或者因意外事故或自杀身亡。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每晚的滑稽演出所带来的明显压力会让喜剧演员比较短命。
罗顿的研究成果跟其他一些研究也是能够呼应的，比如说笑看人生能够减缓焦虑情绪，如果一定要说喜剧对人有影响的话，那只能说喜剧会让人变得更加健康。在13世纪时，外科医生亨利·德·曼德维尔曾推测笑声可能有助于患者尽快康复，他表示：“外科医生应该禁止患者生气、怨恨和悲伤，并要提醒患者，快乐会让人心宽体胖，而忧伤会让人骨瘦如柴。”几百年后，莎士比亚也呼应了这种理念，他表示：“让内心充满欢乐与喜悦，这能够让你远离诸多的伤害，这能够让生命之树常青。”
最近的一项研究也对笑声、应对压力和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支持。该项研究显示，能够很自然地用幽默缓解压力的人会具有更为健康的免疫系统，中风和心脏病发病的概率也会降低40%，接受牙科手术时比较不会痛苦，而且能比大多数人多活四年半。

在后续的采访中，几名记者问了我一个我每次提及笑话实验室都会碰到的问题：在那一年里涌入档案库的上万则笑话中，我最喜欢的是哪一则？我每次给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一只狗走进了电报局，拿了一张空白的表格，然后写下了电报中的文字：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工作人员仔细看了看表格，然后很有礼貌地告诉那只狗说：“这里只有九个字。你还可以再加一个‘汪’，反正价格都是一样的。”
那只狗看起来很迷惑的样子，随之回答说：“但是那样就毫无意义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这则笑话，反正它就是能让我发笑。

调查显示，87%的人都患有“宴会枯燥症”——担心在晚宴上只能聊一些非常无聊的话题。为了帮助大家从这种担忧中解脱出来，我最近举办了一系列“实验性”的晚宴。在开吃之前，我邀请的每一位宾客都必须对一长串的问题描述进行评估，这些描述全部来自于本书中提到的那些实验和研究。评估的打分标准从1（随便吧）到5（真的吗？什么时候出简装版啊）不等。随后我会对人们给出的分数进行汇总和分析，并以此找出那些即便是在最无聊的宴会上也能让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
以下就是排在前十名的话题，让我们从最后一名慢慢说起。
第十名：研究人员请人们用几个词语描述大学教授或足球流氓，随后研究人员会请每名参与者回答棋盘游戏中随机给出的题目。结果显示，描述大学教授的参与者答对问题的比例要高得多。
第九名：女性的征友广告如果让男性来写会吸引更多的人积极回应，但男性的征友广告如果换成女性来写则不会有这种效果。
第八名：蒙娜丽莎的微笑之所以那么神秘，是因为达·芬奇的画法所致，如果你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笑容就会非常明显，而且非常迷人，但如果你看着她的嘴，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第七名：与其他人相比，货车女驾驶员更有可能在购买的物品超过十件时仍使用快速结账通道，也更有可能超速驾车和在禁止停车的地方胡乱停车。（结果显示这个话题非常受女性的青睐。）
第六名：有些看起来很诡异的体验，比如感觉到有神秘的东西存在，事实上都是风吹过打开的窗户时产生的低频声波所致。（这是男性评分最高的话题。）
第五名：含有/K/音的单词特别容易惹人发笑，比如duck（鸭子）、quack（鸭子的叫声，嘎嘎）和Krusty the Clown（小丑科瑞斯特）。
第四名：夏季出生的人要比冬季出生的人更幸运一些，出生时的温度差异让夏季出生的人更积极乐观，而且也更能把握住身边的机会。
排在第三名的话题跟谎言研究有关。
鉴别谎言的最佳方法就是去聆听而不是去观看，说谎者通常说的话不多，不会给出太多的细节，而且使用表示“我”的单词I的频率远远低于说真话的人。
摘得亚军的话题依然跟欺骗有关，具体而言是关于虚假微笑的。
真心的笑容和虚假的笑容之间最大的差异都写在了人的眼睛上：当人们露出真心的笑容时，眼睛周围的皮肤会形成皱纹；但当人们假笑时，眼睛周围的皮肤依然是平平的。
荣登冠军宝座的话题是一个跟穿毛衣以及狗屎相关的奇怪事实。
人们宁愿穿沾有狗屎而且没有洗过的毛衣，也不想穿杀人狂魔穿过且已经干洗过的毛衣。
下一次再去参加晚宴的时候，你就可以准备几个已经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然后在现场跟大家进行有趣的讨论。
只要联合起来，我们就能够消除“宴会枯燥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