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即信仰:英国艺术运动的十个瞬间》by 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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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
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
——蔡元培
在艺术作品中各民族都留下了他们的最丰富的见解和思想;
美的艺术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个钥匙,
而且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是唯一的钥匙。
——黑格尔,朱光潜 译
图1:《威廉·布莱克》,托马斯·菲利普斯,1807年
用信仰反对国教
威廉·布莱克时代的伦敦也是一个神学象征。1711年,英国议会宣布圣保罗大教堂落成,标志着伦敦成为英国国教圣公会的坐标中心。作为一个主教城,伦敦肩负着引导、教化和规范的责任。这不仅体现在神学上,也反映在社会结构和道德伦理上。与此同时,反对主流教会的教派和群体也在伦敦的大小街巷中出现,包括从十七世纪起就活跃的浮嚣派(Ranters)、重洗派(Anabaptists),以及后来更为温和的贵格会。浮嚣派用刻意粗俗的言谈来反对主流精英,因1650年的反渎神法案而受到打击,创始人也被捕,但他们的不少学说和理念在贵格会流传了下来。贵格会被认为是更斯文的浮嚣派。二者对上帝和基督的看法是一样的,都认为上帝是无限的圣灵,充满天地万物,但贵格会的行为和语言更优雅和内敛。
这些新兴教会多由城市专业人士和生意人组成,英国吉百利巧克力的创始人就归属贵格会;美国桂格燕麦的标志也是一位英国贵格会成员。主流教派规范的不仅是宗教,还是社交方式、教育方式、社会礼仪、审美、思想和思维方式。那些福音团体反对贵族式公学,反对上流社会的自大和对经济、教育、文化资源的垄断。因此,新兴教派的反抗不仅是宗教性的——如何聚会、如何做礼拜、如何理解教义和理解上帝,更是社会性的。
我们想象十八世纪的时候,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启蒙和理性的时代,是伏尔泰、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的时代。但那也是一个信仰、反抗和情感的时代。基督教会在传统上担任教育和教化的角色,十八世纪,在教会之外,也很少有能定期聚集大众、传播思想和进行讨论的公共空间。在这种知识传统中,“教育”具有不同意义:生活经验和书本学习同样重要。因此,除了伦敦新兴的职业群体、家庭传统和城市的新媒体,知识还归于更具有机制性的来源,那就是教会。在那里,牧师或宗教领袖也是知识人,代表了新的声音。布莱克的语言有一些强烈的特征:神秘主义、千禧说、反律法,来自分离主义或异见派,就是受到那些非主流教派传统的影响。从他所常用的词汇,诸如“新耶路撒冷”“永恒的福音”中也可见一斑。对布莱克那样的人来说,教会起到了传递知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