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徒无处不在。
1587年,玛利亚·鲁本斯回到安特卫普时,这里的居民半数已不知去向,昔日坐拥十万人口的城市,现今萎缩成了区区五万人的城镇,仿佛一场传染病越过砖墙和山形墙,席卷了这里的家家户户。晨光透过矗立码头的桅杆展露出来。遭人遗弃的织布机和印刷机上落满了灰尘。酒馆的长凳和枕垫上空空荡荡。但是,圣徒们(更别说使徒、门徒、教会圣师、真教会父老,以及殉道者、主教、隐士、潜修者)纷纷回归,重新占据了大小教堂的中殿、礼拜堂、祭坛和唱诗席,他们在文字中受侮辱,却在绘画中受颂扬。有一些圣徒是人们熟知的,特伦特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特别推崇将他们用作对抗异端和怀疑的特效解毒药。其中最无处不在的莫过于忏悔的方济各,画上的他显得黝黑,神情哀伤,准备好在崎岖的维纳山顶显现出圣痕。随着1583年官方钦定的尼德兰圣男圣女索引——约翰努斯·莫拉努斯(Johannus Molanus)的《比利时圣人名录》(Indiculus Sanctorum Belgii)出版,也有一些亲近当地传统的特有圣人受到人们的全新追捧,这其中包括:圣女阿梅尔伯加(Amelberga),据说她的身体被一群鲟鱼托着一路往上游,来到了根特。圣威尔格福蒂斯(St. Wilgefortis),在英格兰,她被称为“昂康布尔”(Uncumber),她飘逸的胡须帮她躲过了潜在的侵犯者,但是没能让她免受异端父亲的伤害——他砍下了她的脑袋,拔光了她的胡须。圣丁夫娜(St. Dymphna)的父亲则威胁女儿与之发生乱伦关系,并追踪逃难的女儿一路到了佛兰德人居住的村子海尔(Geel),以不服从基督教条例为由,在那里当场砍了她的头。她的死与圣塔布拉(St. Tarbula)相比,显得利落多了。圣塔布拉在被钉上十字架前,身体被锯成了两半,为了完成行刑,不得不把这两半身体分别钉在两个十字架上,堪称最血腥的殉道。新一代的天主教圣像制作者也没有回避展示那些因殉教而被割取的特定人体部位:圣利维努斯(St. Livinus)被割掉的舌头(舌头被割下喂狗,但奇迹般地复原了,并谴责性地对着行刑者摇晃起来);圣阿加莎(St. Agatha)被割下的双乳;圣露西亚(St. Lucy)的双眼(她自剜双眼,以避免受到其他凌辱)。一些论述全面且对惨不忍睹的内容毫无保留的殉道使徒列传,例如,切萨雷·巴罗尼乌斯(Cesare Baronius)的《教会年鉴》(Annales Ecclesiastici)和彼得鲁斯·比维留斯(Petrus Biverius)的《十字架圣殿》(Sanctuarium Crucis),让宗教插图画家永远不会缺少令人敬畏的创作范例。
出于对反宗教改革的顾忌,画家禁止描绘比较可疑的奇迹,但是通俗雕版师和雕刻家却依旧在描绘诸如圣克里斯蒂娜(St. Christine)或圣特隆德(St. Trond)这样的当地奇人,这些人或因在夜间飞行时展露治疗神迹,或因被当成善良女巫的化身而闻名。艺术家们通过描绘圣徒的特征,在激起人们对圣徒传奇的记忆方面越来越有创造力,他们坚信沉浸在圣徒传中的忠实信徒会用想象补全圣徒的故事。比如,描绘蒙特法尔科的圣克莱尔(St. Clare of Montefalco)连同她的平衡特征,就能让她的追随者想起,她去世后,在她的身体里发现了三颗铁球,每一颗铁球的重量都等于另两颗铁球的重量之和,这种神秘的现象足以表明,这位圣徒的躯体里确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