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并非只身前往。正式来说,他是利普修斯门下两个年轻学生——让—巴蒂斯特·佩雷斯·杜·巴龙(Jean-Baptiste Perez du Baron),以及菲利普的前任雇主让·里夏多的儿子纪尧姆·里夏多——的导师和同伴。他们在威尼斯度过了1601年的圣诞节,那时寒风刺骨,运河完全冻上了。他们想必将人文主义旅行指南上规定的一切“值得欣赏”的地方都去了个遍。不过,身为利普修斯的正式门徒,意味着他们在意大利不仅仅是一群文化观光客。利普修斯曾为他们特别推荐过诸如帕多瓦和博洛尼亚这样的著名学术之地,因此他们三人打算在意大利的大学获得法学学位,再完成在勒芬大学的学习。菲利普选择了博洛尼亚,到了1603年,他像他父亲之前一样,成了一名教会法与民法的博士。
图注:鲁本斯,《曼托瓦朋友圈》,约1602年。布面油画。77.5厘米×101厘米。科隆,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
直到1602年的夏天,这对兄弟才最终团聚,地点几乎可以确定是在距离曼托瓦不远的维罗纳。菲利普在那里还遇见了来自安特卫普的一位老朋友,扬·沃维瑞斯(Jan Wowerius),他也是利普修斯的学生。1606年时,鲁本斯画了一组肖像画,画中的场景就设置在圣乔治湖(Ponte di San Giorgio)和明乔河前,画中有他和他的哥哥、沃维瑞斯和另外两个人,或许是菲利普照看的学生纪尧姆·里夏多和佩雷斯·杜·巴龙。这是鲁本斯唯一一次在自画像中将自己呈现为手拿调色板、正在工作的画家的样子(与伦勃朗形成对比)。但这幅画的意蕴精神却是利普修斯。他们这位不在画中的学术导师和父亲在那一年去世了,这幅画是为了纪念他而画的。
这幅画通常被称为《曼托瓦朋友圈》。虽然它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个精心排练的场景,而非自发性的密友聚会,但它还是证实了鲁本斯十分重视广交朋友的美德。两兄弟属于珍视兄弟、伙伴和朋友的那一代人,他们很难想象学者或艺术家的生活若离开了充满活力和知无不言的朋友将会如何。这些北方人也很难想象独自徘徊在杂草丛生的废墟里,或对着摇曳不定的烛光,独自阅读手稿的场景。当鲁本斯到达罗马时,他的意大利语说得优雅又流利,并且在这座城市里,他毫不费力就融入了来自德国和尼德兰的年轻艺术家和学生的圈子里。这些人在图书馆里学习,并且研究枢机主教和梵蒂冈的藏品。再者说,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不仅得到了教皇克雷芒八世任内枢机主教的默许,而且还受到了热烈欢迎。在鲁本斯待在曼托瓦的第一年,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在罗马的火刑柱上被烧死,而教皇的其中一个亲密顾问——教会历史学家、圣徒传记作者、殉教史研究者、枢机主教切萨雷·巴罗尼乌斯,赞助了一大群年轻的北方人,他相信这些人都热衷于旨在对抗异端的复兴事业。其实,并不是所有佛兰德人和德国人都对此有着一样的热忱。
卡斯帕·西奥皮乌斯(Caspar Scioppius)是一名前新教徒,现在负责管理梵蒂冈的印刷出版界。他怀着炽热的改宗热情,无疑没有辜负教皇的期望,一刻不停地警告当局注意本国人当中信仰不坚定的可疑分子,并对违背信仰的人发表激烈的谴责言论。他一度企图说服菲利普·鲁本斯成为西班牙国王的臣民!教皇手下有一位叫作约翰内斯·费伯(Johannes Faber)的植物学家兼园丁,负责打理他的药草园,这个人有着宽宏大量且不拘一格的性格,他对教会的效忠并没有妨碍他与伽利略结下友谊。费伯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杰出,他是扬·鲁本斯的母校罗马智慧学院的植物学教授,在万神殿附近的自家房子里设有一处自然历史博物馆。此外,他还写过许多论述龙、蛇(尤其是毒蛇)以及罗马知名鹦鹉的书籍。其中就包含这么一则故事:一个商人养了一只鹦鹉,为了最大限度地检验它的模仿能力,他竟然教这只鹦鹉用佛兰芒语唱歌。类似这样的人自由自在地出入罗马教廷,与主教和枢机主教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为他们管理图书馆,就古董宝石和浮雕宝石提供专业的咨询意见,辨认半身像,为耶稣会士和奥拉托利会会友推荐可以为他们的教堂和礼拜堂创作作品的艺术家。
鲁本斯为人随和,勤勉善学,人际关系也无可挑剔,毫不费力地融入了这个上流交际圈的中心。费伯博士不仅把他当成一位画家,还把他当作像他哥哥一样的学者,“一位对古董青铜器和大理石作品有见识的业余学者”。尽管他来自安特卫普这一点或许不利于他待在佛罗伦萨,因为那里的佛兰德画家依旧被贬称为手艺工。但在罗马,这一背景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一种优势。他家乡的出版社,尤其是他童年伙伴巴尔塔萨·莫雷图斯(Balthasar Moretus)开办的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许多展现罗马古董和早期教会历史的画册。枢机主教希望这些画册能够重新点燃人们对教会的热情。此外,阿尔伯特大公在罗马被当成是开明虔诚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