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肉欲感天然地结合在鲁本斯的创作个性中，仿佛分别继承自他的母亲和父亲。从在安特卫普的职业生涯早期开始，鲁本斯（像卡拉瓦乔一样）就擅长画历史画，并在其中将身体的力量和心理的细微活动结合起来。这似乎正是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市长尼古拉斯·罗科克斯（Nicolaas Rockox）想要的。罗科克斯曾将鲁本斯的《参孙与大利拉》（Samson and Delilah）作为展示品直接挂在壁炉上方，所以他想让鲁本斯给他那座位于科泽尔街（Keizerstraat）的华丽住宅里的大房间再画一幅画。我们可以再一次从鲁本斯为他的巨作收集的素材中，列出一份图像学元素清单来：罗马头像，想必大利拉就是以此为模型的；墙上的壁龛上有一尊维纳斯和蒙着眼睛的丘比特的古典雕像；象征情欲的燃烛，被一个老鸨紧紧抓住（强化了认为大利拉是个妓女的普遍看法）；这位肌肉发达的英雄和他的情人摆出《勒达和天鹅》里的姿势，隐隐透着米开朗琪罗的风格。但这幅画远非是这些常见事物的集合。它的效果取决于将精致和蛮力巧妙地并置在一起，有时这种并置如此惊人，以至于让一些评论家错误地认为这幅画根本不是鲁本斯画的——大利拉粉红色的手，纤细修长的手指，爱抚着放在参孙黄褐色的背上；来逮捕参孙的人极其专注和仔细，以一种怪异的角度将手转过来，剪掉参孙的一缕卷发，不想将这位巨人吵醒；非利士卫兵队队长向一位士兵投来凶狠的目光，好像在警告不要出声；大利拉完美光滑的双脚被困住了，一动不动地放在包裹着参孙臀部的兽皮边。在这致命的最后休息时刻，仍然有肉欲活动的痕迹聚集在重重垂下的紫色华盖下：大利拉那丝滑的鲜红绸缎袍子再现了性快感后留下的阵痛；那件白色的衬衣令人难为情地敞开着，仿佛是参孙饥渴难耐地去吸吮她那丰满的乳房时撕开的。参孙满足地睡熟了，嘴唇张开，鼻孔微张，一只手向后曲着，完全放松下来，另一只手放在情人的肚子上，脸颊枕在手背上。他是一个可怜的畜生，无所不能却变得无能为力。

图注：鲁本斯，《参孙与大利拉》，约1609年。木板油画，185厘米×205厘米。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