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鲁本斯，《伊莎贝拉·布兰特肖像》，约1622年。黑色和红色粉笔素描带白色高光，38.1厘米×29.2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1626年夏天的情况就是如此，伊莎贝拉·布兰特在三十五岁那年去世了，她很可能死于前一年开始肆虐安特卫普的霍乱的最后阶段。鲁本斯的一位法国朋友皮埃尔·迪皮伊（Pierre Dupuy）按照礼节，以惯有的方式写信向他表达了慰问：听从不可揣摩的上帝之命，相信时间会治愈伤痛。由于鲁本斯长期接受的是斯多葛学派哲学的教育，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他确实会顺从基督教的宿命论。但是，他没有。他感谢迪皮伊提醒他“命运的必然，它不会遵从我们的热情，并且，作为至高权力的表达，它没有义务为我们解释它的所作所为”，此外他还感谢他“让我寄托于时间”。他接着说：“我希望时间将会给我带来理性本应带来的一切。因为我并不会自负地认为，我已经获得了斯多葛学派的平静；我不相信与其感知对象如此紧密相连的人类感情是不符合人类本性的，也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对世上所有事物都同样漠不关心……真的，我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伴侣，一个爱的对象——事实上，爱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她没有任何女性的缺点。她没有反复无常的情绪，也没有女性的软弱，只有善良的心地和诚实的本性。因为美德，她生前受到所有人的爱戴，死后也蒙受所有人的哀悼。在我看来，失去这样的爱人让人痛彻心扉。遗忘，时间的女儿，我无疑需要帮助。但我发现很难把失去亲人的悲痛与对她的怀念分开，我必须爱她，珍惜她，直到此生终结。我想最好还是出去走走，让我远离那些必然会让悲伤再次涌上心头的事物。”
由于没有信件存世，所以我们也无法知道在鲁本斯的兄长去世时，他是否也同样经历了哲学的平静与苦涩的悲痛之间来回撕扯带来的痛楚。但考虑到他们亲密且深厚的兄弟情谊，经受这样的灾难而不会一蹶不振，这是很难想象的。菲利普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正值权力和财富的鼎盛时期。菲利普和鲁本斯的岳父扬·布兰特一样，是这座城市里的四名书记员之一，这是一个声望极高且十分重要的职位。尽管已经远离了勒芬大学纯粹的学术生活，但菲利普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还是一名学者。他编辑古籍，润色他和彼得·保罗在罗马合作的作品。一位有教养的贵族的职业生涯展现在他的面前，那是沉思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