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年9月，时任英国驻联省大使的达德里·卡尔顿爵士（Sir Dudley Carleton）在安特卫普逗留了几天。他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既惊叹，又沮丧。他在给朋友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的信中写道：
这座城市的建筑，美而统一，街道又高又宽阔，城墙美观而坚固，实乃我见过最美丽的城市……但是我必须用一句话来告诉你这座城市的状况，你可以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里是magna civitas，magna solitudo（一座伟大的城，一片巨大的沙漠）。因为在我们待在这里的全部时间里，我从未看到过哪条街上同时出现四十个人：我们的人从未（虽然两次都是在工作日）在商店或街头看到有人买卖值一便士的货物。两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和一个卖唱的民谣歌手，一次就能背上和皇家交易所一样多的东西。在许多地方，街道上长着草，然而建筑物都保养得很好（在这孤寂之景中是罕见的）。自从停战以来，这里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了（这似乎很奇怪）。
1627年，鲁本斯本人会将安特卫普的困境比作一具消耗殆尽的躯体：“每天一点一点地衰败”。但他后来的这种悲观情绪来自1621年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之间重燃的战火，这对希望实现尼德兰统一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十年前，他像他的朋友们一样，通过爆发式的文化繁荣，来抵御任何滋生出的禁闭感。民兵连趾高气扬地昂首阔步，火枪不断发射，鼓声不断。街道上的游行队伍，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丝毫没有丢失往日那种狂放的热情；纸板怪兽又一次在鹅卵石铺成的大街上摇摆起来。各个修辞学会（鲁本斯是其中一个学会的名誉会长）继续上演着他们颇受欢迎的表演，喜剧和悲剧都有。遍布全城的新建筑，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在近几十年来第一次拔地而起。有时，这些建筑的外立面透出一种将旧的佛兰德习俗与新的意大利式巧思结合的本能，创造出一种砖石结构的混合风格，这种风格被风趣地称为speklagen——培根切片。有时，它们更彰显出坚毅的宏伟感来，比如1614年奠定基石的壮丽的耶稣会教堂。以圣嘉禄·鲍荣茂（St. Carlo Borromeo）命名的圣嘉禄·鲍荣茂教堂，拥有华丽的大理石和由鲁本斯设计的丰富多彩的彩绘装饰，与它的罗马原型相比毫不逊色。尽管教堂内部被大火烧毁，鲁本斯画的小天使们仍然在教堂的外立面上无忧无虑地挥动着翅膀，城市里的节衣缩食没有使它们的翅膀变得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