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600）

虽暴发疫病，但因建筑、科技、文学（普罗柯比等人著书立说）、法律制度（颁布《查士丁尼法典》）等领域成就斐然，查士丁尼当政期无疑可跻身晚古时期最绚丽的时代之列。而其真正出色的建树则是西地中海的军事征服。这能否说明罗马帝国实力增强却完全另当别论。军事征服并不意味着在西班牙或阿非利加已建持久和平，因为几乎与此同时，西哥特人和柏柏尔人开始蚕食罗马领土。在意大利，与哥特人长期作战已多使城乡基础设施损毁严重，也令民众苦不堪言。公元540年之后，与波斯人的战争仍在持续，查士丁尼政府几乎来不及在被收复的行省重建防御工事和基础设施，致诸地在财力或军事上无以自我维持，旋即成为帝国财政的重负。帝国财政被转拨给东部主要行省。因士卒无饷可领，在被收复地区，军队战力渐衰，叛乱日增。而更糟情势尚待出现。

世纪更迭，罗马帝国今昔殊异，军队亦有变迁。罗马军团重建于三世纪的乱局，经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制而战力增强，每支五千人的传统军团已被千人营取代。在四世纪多数时间，这支新军与精骑以及募自域外部落的偏师协同作战，重塑和保卫了帝国。然而，比至五世纪初，内战频仍，更兼对蛮族动武，伤亡甚巨，民众的从军意愿日减，因此越来越难以补充训练有素的罗马步卒。军队遂更多倚重蛮兵，而蛮兵随人数增多渐趋独立。这虽非帝国西半部覆亡的唯一缘故，但确是重要起因。
因地理位置有利，兼以文官治国，军队规模较小，故东半部免于类似命运。四到七世纪，东罗马军队的总体构成几无变化，仍包括屯于色雷斯、伊利里亚和东方的三支野战军，在君士坦丁堡护驾的两支野战军，查士丁尼时期又分别在亚美尼亚、阿非利加、意大利和西班牙增设野战部队。军队中坚主要是帝国兵员，辅以蛮族同盟军（foederati）及边防军。部队装备、组织、战术和后勤也同以往大体相当。提比略二世、莫里斯、希拉克略等马上皇帝确曾亲自挂帅，而领兵者常是皇亲贵胄，或虽非皇族却才能出众的统帅，如贝利萨留和腓力比库斯（Philippicus）。
详述罗马兵员的史料匮乏，对七世纪初军队的规模与构成难下定断。东部各行省野战军的规模或变化甚微。《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记载有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东西罗马帝国的军事架构。该书称，东罗马野战军兵力为十万四千，及至六世纪中期，为九万五千。530年代初的东方野战军酷似《百官志》所载。548年的伊利里亚野战军兵力为一万五千，而在395年则约有一万七千五百。此外，鉴于查士丁尼攻城略地后，在征服之地派驻野战军，六世纪中叶的军队规模或许更大。
由于伦巴第人、哥特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进攻，几可肯定兵力有所损耗，但招募起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军队（称为“提比略之兵”）或弥补了大量折损兵力。因此，七世纪初罗马野战军的兵力或类似于查士丁尼当政晚期，即十五万。然而，这只能被视作名义上的数字，极可能反映不出实际兵力。莫里斯的建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一支军队有五千至一万五千人属规模适当，有一万五千至两万人则属规模庞大。590年代的兵力语焉不详，仅知道曾发兵约三万到四万，协助库思老二世夺回波斯王位。
军队的战术构成亦有变更。罗马军队的组织向来复杂，而《战略》所讲或许最为详尽。该书认识到，“各国阵形和战术有别，不可等量齐观。”其各军联合理论亦凸显古代战争之变。步兵战力的衰减或是最大变化，面对强弓硬弩和草原民族（四世纪末以来日益壮大）的机动骑兵尤其如此。为应其所变，罗马人开始雇用草原牧民，训练马弓手。然而，由于波斯人和日耳曼部落不断起兵，同时出于攻城之需，又因意大利、东部及巴尔干地形崎岖，训练有素的步兵仍大有用武之地。故此，虽则骑兵和其他精锐的比重不断增加，以提供必要机动与打击能力，步兵依然是罗马军队的中坚，尽管“长期受忽视，最终几被遗忘”。

《战略》将步兵分为三类：重装步兵、轻装步兵、箭矢步兵。每名士卒留短发，披斗篷，着束腰外衣，穿厚底耐磨钉鞋。重装步兵相当于昔日的军团士卒，武器有剑、矛、短标枪及铅头标枪，护具有头盔和大型椭圆盾牌。暴露于阵前和侧翼的士卒著铠甲和胫甲。轻装步兵装备类似，有小标枪、矛、铅头标枪与投石器，而防护较少。步兵亦有大量弓弩娴熟的射手。但射手同样善用盾牌、标枪和投石器，足见其既能远攻，也可近战。
步兵还有战术细分。其基本单位是十六夫队。四个十六夫队组成六十四人的翼形队，两个翼形队组成百夫队，两个百夫队组成营。在战场上，达二百五十六人的营部署成十六乘十六的步兵方阵。《战略》鼓励将步兵分成三或四组，并根据兵力变动轻装对重装之比。若人数超两万四千，一半步兵应是轻装。若人数不足两万四千，比例应降至三分之一。此外，每九名重装步兵应有一名留作后备力量。改革后的骑兵每三百人为一旗队，每一旗队分为三个百夫队，每个百夫队分为两个五十人的翼形队，而每个翼形队又分为五个十夫队。人数达两万一千的骑兵部队设各种机制，可见七世纪时骑兵作用增强。
军队建制反映出战术构成及不同兵源。部队既征召帝国各地的罗马士卒，亦招募非罗马兵丁，后者直接成为罗马兵或组成同盟军。同盟军初为履行和约义务、以示臣服的蛮夷，到六世纪时不再处于“被征服地位，而是与罗马人完全平起平坐”。因此，同盟步骑被视作罗马军队的固定组成，作为正规兵领饷和受训。另一类是私兵（bucellarii），初为非皇族人员的卫士。名称义为“食干饼者”，其由来是雇主供给基本吃喝。私兵编制与正规军无异，几乎来自各行各业。地主可武装私人农奴和佃户，而高级将领（如贝利萨留）可招募各种蛮兵与久经沙场的军官。这也意味着私兵人数从几十到数千不等，其规模取决于将领的地位与财力。君士坦丁堡政府将各地私兵纳入帝国军队，使其不至失控，后成外邦精锐军团。

罗马帝国广为人知，七世纪的对手萨珊波斯却声名不彰。有人或了解波斯国——曾由“沙阿”统治，1979年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人或对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略有耳闻。他们曾在温泉关遭斯巴达三百勇士阻击，亦曾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甚至在研究古典史和早期中古史的许多学者看来，萨珊波斯也只是罗马帝国的无数军事对手之一。他们时或举兵进犯，而倘有罗马皇帝欲追寻亚历山大大帝的战争荣耀，他们遂雌伏于帝国军威。然而，萨珊波斯远不止于此。
论种族，萨珊人与前朝帕提亚人相同，也是雅利安人后裔，不过更有可能是定居波西斯（今伊朗法尔斯省）的一个较早期分支。萨珊人自称是阿契美尼德人苗裔，二者的故土均在波西斯。罗马人认为他们是公元前六世纪“万王之王”居鲁士大帝的胤嗣，虽然这种说法更有可能意在加强其政权的正统地位。萨珊国出现于公元三世纪早期，当时在内战与罗马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帕提亚王朝的中央政权轰然崩摧。据载，萨珊是波西斯大祭司，其子巴巴克（Papak）利用该职位赢得支持，掌控此地。在216或217年帕提亚人抗击罗马入寇的同时，巴巴克的两子沙普尔（Shapur）和阿尔达希尔（Ardashir）正为争夺波西斯的控制权而厮杀，最终后者获胜。阿尔达希尔联合其他小邦，起兵反叛鏖战正酣的两位帕提亚国王沃洛加西斯六世和阿尔达班四世。阿尔达希尔三败后者军队，大概在224年左右，双方决战于霍尔米兹达干。沃洛加西斯似乎苟延至228年，其他小邦则支撑更久，而实情是，战败沃洛加西斯后，阿尔达希尔遂成伊朗高原无与争锋的霸主。

萨珊波斯（600）

▷萨珊帝国宗教

与阿契美尼德人和帕提亚人相同，萨珊波斯亦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该二元神教源自伊朗神话中的天神和战神，由查拉图斯特拉（又称琐罗亚斯德）创立，及至萨珊时期，已在崇拜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道德真理中寻得平衡。善神阿胡拉与恶神德瓦斯以世界为战场的斗争反映出这一点。人类是唯一能选边的参战方，故此可左右战局。因历史悠久，同时由于“个人评断、天国和地狱、肉体复活、末日大审判、因灵肉重聚而得永生”等该教教义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亚伯拉罕诸教的基本构成，也许琐罗亚斯德教“对人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信仰”。有此历史渊源，萨珊人特别注重将政权与琐罗亚斯德教相联系，宣称因“受神佑”而获天赐治权，主要以此确立其正统地位。历代萨珊国王均宣扬对阿胡拉·马兹达的崇拜，并使其复归纯洁（曾被帕提亚人败坏）。因与神关系密切，他们自称现世神王，却也慎重强调位居神下。
在萨珊人治下，帝国各地琐罗亚斯德教的神职体系更加严密。至六世纪，各行省或地区均有维持教会笃睦的主祭司，而大祭司则监督教会上下，颇似基督教牧首与主教。同时，祭司团体主管全国各地众多圣火祠及宗教生活。然而，在萨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绝非只是一门宗教。其道德规范为帝国提供法律准则：神职人员不单负责信众福祉，也为所有人伸张正义。虽组织严密，赖国家支持，但比之基督和伊斯兰两教，琐罗亚斯德教“教规繁琐，缺乏信服力，思想狭隘，不愿变革”。
萨珊帝国信仰众多。自二世纪始，基督教思想传入波斯，不过在沙普尔一世虏获数千罗马战俘之前，信徒始终寥寥。三世纪末在巴赫拉姆二世治下，曾发生迫害基督徒事件。由此可知，波斯基督教群体已壮大，被视为潜在威胁。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后，波斯基督徒常遭非难，被视作替罗马人刺探军情、为其进犯做内应、暗中破坏萨珊帝国的“奸细”。但萨珊人似不必担忧，因为波斯基督徒确立起了有别于罗马教会的身份认同。410年，他们在塞琉西亚—泰西封召集会议，成立由教长领导的教会组织。484年，在君迪沙普尔再度举行会议，进一步凸显其独立地位。该会议宣布弃《尼西亚信经》而奉《聂斯脱利信经》。聂斯脱利主张耶稣人神两性分离。这看似又是一次微不足道的语义之辩。然而，分别于431和451两年举行的以弗所会议和迦克敦会议宣布将《聂斯脱利信经》革出教门。至此，波斯教会与罗马教会彻底决裂。萨珊人遂开始接纳波斯基督徒，库思老二世娶基督徒为妻，任用基督徒主理财政，声称受基督圣徒护佑。

和平仅持续十一年。波斯人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拓展势力，威胁到罗马人经亚丁湾与印度的商业往来，同时罗马人与突厥人协商，欲剪除波斯人沿丝绸之路的势力。商贸利益产生冲突，引发新一轮干戈。572年，查士丁二世日渐精神失常，将兵马统帅马尔西安解职，此举可谓不合时宜。罗马对波斯属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遂告一段落。库思老麾下的波斯主力不单遏制住罗马兵锋，而且洗劫了叙利亚，并攻陷达拉。据信，查士丁因此发癫，最终逊位。库思老挟胜利余威，在575年大胆突袭安纳托利亚。然而，除塞巴斯蒂亚（今锡瓦斯城）外，遭袭击的罗马城邑皆抵住攻势。之后在梅利泰内附近，罗马军队给予库思老沉重一击。因有此败，库思老试图谋取和平，和约未立却先身故。继任者霍尔米兹德四世拒罢刀兵。战争焦点重回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但在570年代最后数年及整个580年代，双方互有胜负，高下难分。
在诸多方面，572至591年的战争是以往长达三百五十载罗马与波斯交兵的缩影。双方俱曾取得大捷，俱曾在边地操纵代理人战争，俱曾遣派突袭部队进犯敌境。帝王一时兴起，或同盟互起纷争，都将速改总体态势，或颠覆多年的和睦共处局面。不过从全局视之，却几乎一切如故。属国或转投敌方，一方或暂得先手，但在六世纪末，除却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互有得失，罗马与波斯的边境极似三世纪初。表面看来，602至628年战争的起因与先前别无两样：罗马新皇加冕，波斯王决计兴师，意欲在两国边廷的传统战场一探对方虚实。波斯王库思老二世挑起战衅，且多占上风，却称兴兵是为彰显勇武，而绝非趁人之危。究其根源，在于572至591年战争的落幕：这场战争并非因累岁干戈彼此消耗和战而无果而走向司空见惯的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