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版一个脏字是违法的，就连说说也不行，但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这样喜欢说脏话。同样的，任何反映卖淫的戏剧都会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而妓女会遭到指控，但我们都知道，和其它地方一样，卖淫在英国非常普遍。有迹象表明，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比起五十年前，文学享有了一点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要是政府勇敢地废除所有文学作品的道德审查制度，我们将会发现我们被一小撮人玩弄了数十年之久。而废除这一制度一个世纪后，我们可以肯定，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审查这一奇怪的制度在文学世界里似乎就像中非的婚姻习俗一样那么遥远而奇特。
——《英国的审查制度》
“翻脸”从不会直白地说我是个不交学费的学生。显然，像“我们为你付出了这么多”这样含糊的话更能打动人心。不过，“傻逼”没有被自己的学生爱戴的渴望，说话更加直白一些，就像平时说话那样趾高气扬。“你是靠我的奖学金生活的”是这种情形下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在挨鞭子的时候我至少听过一次这句话。我必须得说，这一幕并不是经常发生，当着其他孩子的面只说过一回。在公开场合我老是被提醒说我是一个穷孩子，我的父母这样或那样东西都“买不起”，但我并没有被点破自己寄人篱下的地位。这是无可辩驳的终极王牌，当我的学业一塌糊涂时就会作为刑具拿出来折磨我。
要理解这么一番话对一个十或十二岁的孩子的影响有多大，你必须记住，小孩子对分寸和概率没有什么概念。一个小孩子可能极端自我，无法无天，但他缺乏阅历，他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大体上，人们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而且相信大人们拥有不可思议的知识和能力。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我曾经说过，在圣塞浦里安我们不能私底下存钱。但是要偷偷扣下一两先令还是有可能的，有时候我会浪费在买糖果上，藏在操场墙上松散的藤蔓里。有一天我被派出去跑腿时，我去了一英里开外的一家糖果店，买了几块巧克力。从店里走出来时，我看见对面人行道上有一个面目狰狞的小个子男人，看上去似乎正恶狠狠地盯着我的校帽。我心里登时一惊。那个人是谁根本用不着猜。他就是“傻逼”安排在这里的密探！我不动声色地转过身，然后，我的双脚似乎不听使唤，撒丫子笨拙地跑开了。但当我绕过街角时，我迫使自己慢下来走路，因为跑就是心里有鬼的迹象，显然。这个小镇里到处都遍布着密探。那一天和接下来的第二天我等候着被叫进书房，但最终平安无事，我觉得很是吃惊。在我看来，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能够动用一大帮告密者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我甚至没有想过雇这些人是要钱的。我以为无论校内校外，大人们都会自发联合起来，阻止我们破坏规矩。“傻逼”无所不能，因此他的爪牙遍布各处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我应该不止十二岁。
——《童年快乐种种》
我恨透了“傻逼”和“翻脸”，那是一种恼羞成怒的恨意，但这并没有让我怀疑他们的判断力。当他们告诉我不能考取公学的奖学金就只能去当一个年薪四十英镑的办公室杂役时，我相信自己就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最重要的是，当“傻逼”和“翻脸”告诉我他们是我的恩人时，我真的相信了。当然，现在我明白在“傻逼”的眼中我是一个奇货可居的学生。他往我身上投了本钱，他希望我以为学校争光的方式给他回报。要是我“误入歧途”了——有时候一些有希望拿奖学金的男生就会这样——我想他们一早就把我开除了。结果，最终我为他考到了奖学金，当然，他在宣传手册里对此大肆宣扬。但让一个小孩意识到学校的本质就是一个商业机构是很困难的事情。小孩子相信学校的存在就是为了教书育人，校长训导他是为了他好，或者说是爱之深责之切。“翻脸”和“傻逼”对我很友好，他们的友好包括了打藤条、责骂和羞辱，这些都是为了我好，把我从沦为办公室杂役的厄运中解救出来。这就是他们的说法，而且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我知道自己亏欠了他们的大恩大德。但我并没有心存感激，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恰恰相反，我恨透了他们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主观情感，也无法在他们面前掩饰。但痛恨自己的恩人实在是太坏了，不是吗？他们就是这么教导我的，而我也相信了。一个孩子会接受人家教给他的行为准则，即使他在违反这些行为准则时也一样。从八岁或更早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即使我努力装出目中无人的冷漠模样，那其实也只是蒙在羞愧和失落之上的一层薄薄的掩饰。深刻的罪恶感贯穿了我的童年时期，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人，我知道自己在蹉跎光阴，荒废我的才华，做出天大的傻事，心地歹毒而且忘恩负义——所有这些似乎都无可避免，因为我生活在像地心引力一样的绝对法则中，但我却无法遵循这些法则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