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透了“傻逼”和“翻脸”，那是一种恼羞成怒的恨意，但这并没有让我怀疑他们的判断力。当他们告诉我不能考取公学的奖学金就只能去当一个年薪四十英镑的办公室杂役时，我相信自己就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最重要的是，当“傻逼”和“翻脸”告诉我他们是我的恩人时，我真的相信了。当然，现在我明白在“傻逼”的眼中我是一个奇货可居的学生。他往我身上投了本钱，他希望我以为学校争光的方式给他回报。要是我“误入歧途”了——有时候一些有希望拿奖学金的男生就会这样——我想他们一早就把我开除了。结果，最终我为他考到了奖学金，当然，他在宣传手册里对此大肆宣扬。但让一个小孩意识到学校的本质就是一个商业机构是很困难的事情。小孩子相信学校的存在就是为了教书育人，校长训导他是为了他好，或者说是爱之深责之切。“翻脸”和“傻逼”对我很友好，他们的友好包括了打藤条、责骂和羞辱，这些都是为了我好，把我从沦为办公室杂役的厄运中解救出来。这就是他们的说法，而且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我知道自己亏欠了他们的大恩大德。但我并没有心存感激，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恰恰相反，我恨透了他们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主观情感，也无法在他们面前掩饰。但痛恨自己的恩人实在是太坏了，不是吗？他们就是这么教导我的，而我也相信了。一个孩子会接受人家教给他的行为准则，即使他在违反这些行为准则时也一样。从八岁或更早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即使我努力装出目中无人的冷漠模样，那其实也只是蒙在羞愧和失落之上的一层薄薄的掩饰。深刻的罪恶感贯穿了我的童年时期，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人，我知道自己在蹉跎光阴，荒废我的才华，做出天大的傻事，心地歹毒而且忘恩负义——所有这些似乎都无可避免，因为我生活在像地心引力一样的绝对法则中，但我却无法遵循这些法则行事。

在圣塞浦里安，除了惨痛的回忆之外，我也有美好的回忆。盛夏的下午我们有时候会去远足，穿过唐斯丘陵来到一个名叫比尔林沟的村庄，或去滩头那里，在礁石间危险地游泳泡水，回来时全身都被割伤。仲夏的夜晚还有更好玩的事情。作为特别优待，我们不用像平常那样被赶上床，而是获准在流连的暮光中在操场上闲逛，最后九点钟的时候一头扎进游泳池里泡个澡。在夏天起个大早，在阳光明媚睡意沉沉的宿舍里不受打扰地读上一个小时书也是一大乐事（伊安·赫伊、萨克雷、吉卜林和威尔斯是我童年时最喜欢的作家）。还有打板球——虽然我打得不好，但还是无可救药地沉溺其中，直到大约十八岁。养毛毛虫也是很有趣的事情——那种光滑如丝绸的绿紫色的天社蛾毛虫、恐怖的白杨木绿毛虫、大如中指的水蜡树毛虫，这些都可以从镇里一间商店花六便士偷偷买到。还有就是，校长“出去散步”时，我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摆脱他，兴高采烈地到唐斯那里的露池中捞硕大的、长着橙色肚皮的蝾螈。我们出去散步，遇到某样特别有趣的事情，然后校长一声令下又得乖乖回去，就像一只被绳子生拉硬拽着往前走的小狗——这是学校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许多孩子的心中推波助澜地增强了心中的信念，那就是，你最想要的事情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在极少数情况下，或许每个夏天有那么一回，你可以完全摆脱学校军营般的气氛。副校长布朗获准带着一两个男生一整个下午去几英里外的公地上抓蝴蝶。布朗白发苍苍，脸膛红得像一颗草莓。他精通博物学、做模型和石膏像、放幻灯片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和巴切勒先生是学校里仅有的两个我不讨厌也不害怕的大人。有一次他带我进他的房间，信任地给我看一把镀金的手柄上镶有珍珠的左轮手枪——他称其为“六发手枪”——他把这把枪藏在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噢，那些偶尔举行的远足是多么快乐！在人迹罕至的铁路支线乘坐两三英里的火车，一整个下午举着绿色的大网跑来跑去，那些漂亮的大蜻蜓在草丛的顶部盘旋飞舞，阴森森的杀虫瓶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还有在一间小茶馆的门廊处喝着茶吃着一大块浅白色的蛋糕！这种事情的关键之处在于乘火车旅行，似乎在你和学校之间施加了魔法一般的距离。

“你最近照过镜子吗，比奇汉姆？”“翻脸”问道，“你的脸变成这样还到处跑，不觉得羞耻吗？你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一个小孩子有黑眼圈意味着什么吗？”
再一次，罪恶感与恐惧似乎压在我的心头。我有黑眼圈吗？几年后我才知道黑眼圈被认为是手淫者的特征。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我已经接受黑眼圈是无可辩驳的某种堕落的标志。很多次，甚至在我了解情况之前，我焦虑地照着镜子，寻找着那可怕的烙印的最初征兆，一个隐秘的罪人写在脸上的供词。
这些恐惧渐渐消退，或只是偶尔才发作，但这没有影响到我的所谓正式信仰。对于疯人院和自杀者的坟墓的恐惧依然存在，但不再那么令人毛骨悚然。几个月后，我碰巧见过霍恩一回，就是那个被鞭笞并开除的罪魁祸首。霍恩是一个浪荡子，父母是没钱的中产阶层，这无疑是为什么“傻逼”这么严厉地惩罚他的原因之一。被开除后的那个学期他去了伊斯特本学院，那是一所小型的本地公学，为圣塞浦里安的师生所鄙视，认为那根本算不上是一所“真正的”公学。只有少数几个圣塞浦里安毕业的男生会去那儿读书，提起他们时“傻逼”总是带着鄙夷和遗憾。要是你上了那么一所学校，你的前途就毁了：你这辈子顶多只能当个小文员。我觉得才十三岁的霍恩已经断送了光明前途的希望。身体上，道德上，人生道路上他都已经毁了。而且，我觉得他的父母送他上伊斯特本学院是因为他做了那么丢人的事情，没有“好”学校愿意接纳他。
接下来的那个学期，当我们出去散步时，我们在街上遇到了霍恩。他看上去完全正常。他是个健壮英挺的男孩，长着一头黑发。我立刻注意到，比起我上一次见到他时，他的气色要好一些——他的脸色以前很苍白，现在红润一些了——而且他见到我们时似乎并不感到尴尬。显然，他对自己被开除或在伊斯特本学院上学并不觉得羞愧。我们鱼贯经过他身边，他看着我们，似乎很高兴自己逃离了圣塞浦里安。但我对这次偶遇没有什么印象。我并没有对霍恩这个身心都被毁掉的人怎么看上去那么开心和健康这件事进行深思。我仍然相信“傻逼”和“翻脸”教给我的那一套关于性的胡扯。那些神秘而可怕的危险依然存在。黑眼圈随时可能在某一个早上出现在你的眼睛周围，那时你就会知道自己也是那些堕落者中的一员。只是它似乎不再是什么非常要紧的事情。这些相互矛盾的认识因为小孩子自身的生命力而能轻易地在他的头脑里并存。他接受了老一辈的人告诉他的无稽之谈——除此之外，他还能怎么做？——但他年轻的身体和现实世界的欢乐告诉他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事情就像地狱一样。直到十四岁我都打心眼里认为地狱的存在几乎是肯定的，有时候一番绘声绘色的布道能把你吓得魂飞魄散。但不知怎地，这种恐惧从来不会持久。等候你的是真实的火，它会像你烧伤手指那样带给你创伤，而且是永久性的创伤，但大部分时间里，你想到这种事情时并不会觉得苦恼。

我没有质疑这些盛行的标准，因为我看不到还有别的标准。那些有钱、强壮、优雅、受欢迎、有权力的人怎么会是错的一方呢？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为其制定的法则一定就是正确的。但是，从非常小的年纪开始，我就意识到我不可能在主观上去顺从它。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个清醒的自我，指出道德上的责任与心理认为的事实之间的不同。这种情况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一样，无论是此世还是来世。以宗教为例吧。你应该爱上帝，对此我没有怀疑。直到十四岁我一直信奉上帝，相信对他的种种描述都是真的。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并不爱他。相反，我恨他，就像我恨耶稣和那些希伯来人的长老一样。如果说我对《圣经·旧约》里的哪个人物怀有同情的话，他们都是像该隐、耶洗别、哈曼、亚甲、西西拉这样的人；而在《圣经·新约》里如果要说有的话，我的朋友是亚拿尼亚、该亚法、犹大和本丢·彼拉多。但是，关于宗教的所有内容似乎遍布心理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比方说，《祈祷书》告诉你要爱上帝，敬畏上帝，但你怎么可以爱一个你敬畏的人呢？你的个人情感也是一样。你应该怀有怎样的情感总是非常清楚的，但正确的情感是无法通过命令去实现的。我应该对“翻脸”和“傻逼”感恩戴德，但我并没有感激之情。同样清楚的是，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父亲，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喜欢我的父亲，在我八岁之前我很少见到他，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声音嘶哑的老头儿，永远都在说“不能怎么样怎么样”。这并不是说我不想要拥有正确的品质或有正确的情感，而是我就是做不到。正确的事情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似乎永远不会是同一件事。

我是个毫无吸引力的男孩。圣塞浦里安很快就让我明白了这些，就算我以前并没有察觉。不过，一个孩子认定自己的缺点并不完全取决于事实。比方说，我认定自己“臭死了”，但这只是基于大体概率的一个猜测。不受欢迎的人身上总是有味道，因此，我应该身上有味道。还有，直到我毕业很久，我一直相信自己生来就长得丑。我的同学们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而我又找不到其它权威的标准去比照。我坚信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人士，这个念头深深地影响着我的行为，直至成年。直到三十岁为止，我一直怀着我什么大事也干不成而且活不了几年的想法在规划自己的人生。
但这种内疚和失败无可避免的感觉被别的什么事情给抵消了：那就是求生的本能。就算是一只孱弱、丑陋、胆小、臭烘烘、一无是处的动物也想活下去，以自己的方式活得开开心心。我没办法颠覆现有的价值体系，也没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但我可以接受我的失败，并随遇而安。我可以对自己听之任之，然后在那样的情况下挣扎求存。

绅士风度或许是英国文明最明显的特征。一踏足英国的土地，你就会注意到这一点。在这里，巴士乘务员态度和蔼，警察没有佩枪。在白人生活的国度里，再没有哪里比在这里更适合横冲直撞，行人都会让着你走。英国人厌恶战争和军国主义，而在欧洲观察者眼中，这一点总是被斥之为“堕落”或伪善。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历史，无论是劳动工人还是社会中下层阶级对此态度都非常鲜明。延绵不断的战争动摇了英国文明，但并没有将其摧毁。如今还在世的人的记忆里，“红衫军”在街头总是被嘲笑的对象，上档次的酒吧老板拒绝士兵进去是家常便饭。在和平时期，就算有两百万人失业，英国规模不大的常备军也面临兵源不足的问题，这支部队的军官阶层由乡绅和中产阶级的特殊阶层担任，兵源则是农场的帮工和贫民窟的无产者。英国的平民对军事知识或传统一无所知，提起战争时态度总是非常抗拒反感。没有政治家能靠向他们鼓吹征服四夷或军事荣耀而攫取权力，没有哪首煽动仇恨的歌曲能对他们有影响。在上一场战争中，士兵们自作自唱的歌曲并没有报复情绪，而是嘲讽式的失败主义调子，非常幽默。他们口中的敌人是班长。
在英国，所有的吹嘘、摇旗呐喊和“大不列颠统治四海”的说辞，都是由一小撮人捣鼓出来的。普通民众不会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甚至根本没有察觉。他们的历史记忆里没有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和其它国家的文学一样，英国文学有很多描写战争的诗歌，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歌总是在描写战败和撤退。举例来说吧，英国没有关于特拉法尔加或滑铁卢的流行诗歌。英国人感兴趣的不是辉煌的军事胜利，而是像约翰·穆尔爵士那样率部在科伦纳殿后，浴血奋战逃出生天的事迹。（就像敦刻尔克大撤退！）最激动人心的描写战斗的英文诗是关于一支骑兵队朝错误的方向发起了进攻。在上一场战争中，真正留在人民心目中的四个名字分别是蒙斯、伊普雷斯、加里波利和帕斯尚尔，每一次战役都是一场灾难。而那些横扫德国军队的大型战役，普罗大众对此几乎毫无印象。
英国人反对军国主义的态度令外国人觉得反感，这是因为这一态度与大英帝国存在这一事实是完全抵触的。这看起来像是彻头彻尾的伪善。说到底，英国人占领了地球四分之一的面积，依靠庞大的海军维持统治。他们怎么还有脸说战争是邪恶的呢？
确实，英国人对自己的帝国抱着伪善的态度。工人阶级们会假装不知道有大英帝国这么一回事。但他们对于常备军的讨厌是非常合理的本能。英国海军雇佣的军事人员相对较少，而且长年在海外作战，对国内政治没有直接影响。军事独裁无处不在，但依靠海军取得独裁大权却闻所未闻。几乎所有英国阶层打心眼里讨厌的是趾高气扬的军官、马刺的叮当声和军靴的踏地声。早在希特勒上台几十年前，“普鲁士”这个词在英国就像“纳粹”这个词一样声名狼藉。这种态度持续了上百年之久，在和平时期，英国军官不在值勤时总是会穿上平民的服装。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气氛，一个迅速而且很肯定的指引就是其军队的正步走仪式。阅兵典礼其实是一种仪式性的舞蹈，就像芭蕾舞一样，表达一种生命的哲学。比方说，迈正步是世界上最难看的事情，比俯冲的轰炸机更令人觉得胆战心惊。那是权力在露骨地耀武扬威，看到那一幕情形就像看到一只军靴肆意地在一张脸上践踏。丑陋正是其狰狞本质的一部分，因为它就在说：“对，我就是这么丑陋，你敢嘲笑我吗？”就像一个恶棍朝被他欺负的受害者扮鬼脸。为什么英国没有走正步的仪式？天知道能引进这么一个仪式有多少军官会多么开心。走正步没有被采纳，因为街上的观众会对此百般嘲笑。只有在某些国家，那里的人们不敢公然嘲笑军队，走正步的仪式才会出现。意大利人转由德国人控制之后引进了走正步，可想而知，他们走起正步来没有德国人好看。如果维希政府能延续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引进更加僵化的阅兵场纪律让残存的法国军队操练。英国军队的训练十分刻板复杂，带有浓厚的十八世纪军队的痕迹，但没有明确的趾高气扬的姿态，行军时只是正规地走方步。毫无疑问，这种步子属于佩剑贵族统治的时代，而一把佩剑绝不能轻易出鞘。
但是，英国文明在温和中又夹杂着野蛮和不合时宜。我们的刑法就像塔楼里的滑膛枪一样过时。与纳粹冲锋队员相对应的英国人物是判处绞刑的法官，某个患了痛风的老恶棍，思想仍停留在十九世纪，颁布残忍的判决。在英国，人们仍然会被处以绞刑，被九尾鞭鞭笞。这两种刑罚都是残忍而且卑劣的作法，但从来没有民意要求废止它们。英国人接受了它们（还有达特摩尔流放地和博斯托尔的少年犯感化院），几乎就像他们接受天气一样。它们是法律的一部分，而法律被认为是不可变更的。

英国是一户由错误的人掌管的家庭。我们被那些富人和生来就颐指气使的人所统治。这些人其实本性并不坏，有些人甚至不傻，但作为统治阶级，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带领我们获得胜利。就算他们能摆脱物质利益的羁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前面我已经指出，他们故意装疯卖傻。别的且不说，有产阶级的统治意味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老人所统治——那些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年代，或他们在与什么样的人为敌。这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那些老一辈的人串通一气，硬要说它是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的重演，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令人绝望。所有的老头都回到岗位上，比上一次战争老了二十岁，那一张张老脸变得更像骷髅。伊安·赫伊为部队加油助威，贝洛克撰写作战策略，马洛伊斯进行广播宣传，班斯法瑟画卡通画。这就像一群游魂野鬼在开茶话会。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改变。灾难性的打击把像贝文这样少数几个有能力的人推上前线，但大体上，我们仍被原来那帮人所统治，他们经历了1931年至1939年那段时期，却甚至没有察觉希特勒是个危险人物。那一代教而不善的人就像一串尸体那样吊在我们的脖子上。
但凡你考虑到这场战争的任何问题——无论那是最为广泛的战略问题，还是本土组织的最微小的细节——你都会了解到，只要英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故我，必要的行动就无法进行。不可避免的是，出于所处的位置和所受到的教育熏陶，英国统治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特权而战，而他们的特权又与公众利益无法协调。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战争的目的、战略、宣传和工业生产组织就像轮船的水密舱一样互不关联；事实上，上述的几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战略计划、每一个战术谋略，甚至是每一样武器，都深深带着社会制度的烙印。英国统治阶级正在抗击希特勒，而他们一直以为，有些人甚至依然以为希特勒是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保护神。这并不表示他们会主动地出卖祖国，但它意味着在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们总是会犹疑动摇，手下留情，犯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