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版一个脏字是违法的，就连说说也不行，但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这样喜欢说脏话。同样的，任何反映卖淫的戏剧都会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而妓女会遭到指控，但我们都知道，和其它地方一样，卖淫在英国非常普遍。有迹象表明，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比起五十年前，文学享有了一点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要是政府勇敢地废除所有文学作品的道德审查制度，我们将会发现我们被一小撮人玩弄了数十年之久。而废除这一制度一个世纪后，我们可以肯定，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审查这一奇怪的制度在文学世界里似乎就像中非的婚姻习俗一样那么遥远而奇特。
——《英国的审查制度》
自1935年来，当撰写宣传手册死灰复燃后，我一直在收集宣传手册，政治的、宗教的和别的什么。对于任何刚好看到它，又有一先令可以花的人，我建议罗宾·毛姆写的《1946年手记》，由“战争史实出版社”出版。它是那种规模虽小却在成长的“无党派”激进文学流派的绝好例子。它的主旨是描写英国于1944年在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带领下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体制，而这位将军（我觉得）取材于一个活生生的原型。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它让你知道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有怎样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法西斯或许会成功。它的出现（以及我收集的其它类似的政治宣传手册）表明自1939年以来普通的中产阶级思想有了多少进步，那时候社会主义仍然意味着瓜分财产，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与我们无关。
谁写了这段文字？
我们走过德鲁里巷时，那些地窖的格栅里传来一股极为难闻的恶臭，那是一股我直到今天仍然记得的味道。正当我们经过时，一个衣不蔽体的男人推开我们下面的一扇破窗，涌来一股腐烂的气息，由秽物、被呼吸了上百遍的空气、无以名状的人身上的肮脏和疾病交杂在一起的气味所构成，我怀着无法抑止的忐忑不安，走到阴沟边……直到我和他们有了亲身接触，我才了解到生活在大城市底层的那些阶层和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人是多么的遥远，他们是多么彻底地失去了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暗无天日，由于不断地挣扎求存和与社会为敌，自然而然地，他们完全沉浸于自私自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那些星期天就会出现，在其它时候也纠缠着我：男人、女人和孩子生活在粗鄙的堕落中，他们一死别人就会占据他们的位置。我们的文明似乎只是一层薄膜或外壳，覆盖在一个无底洞上面。我经常猜想，有一天这个无底洞会不会裂开，将我们全部吞没。
起码你会知道这段文字出自某个十九世纪作家的手笔。事实上，它来自一部小说——马克·卢瑟福的《解脱》。（马克·卢瑟福的真名是霍尔·怀特，以伪自传的形式写了这本书。）除了这篇文章的文笔之外，你能认出它出自十九世纪是因为那段关于贫民窟难以忍受的污秽的描写。那时候伦敦的贫民窟就是那个样子的，所有诚实的作家都那么描写。但是，更具特征的是那种将整整一个群体视为不可接触和无可救药之人的观念。
——《随意集》（1-80）
《时代与潮流》就詹姆斯·弗朗西斯·霍拉宾先生的战争地理图册一直在进行争论，这让我想起了地图是靠不住的东西，就像相片和数据一样，应该被加以怀疑。
每个国家都将自己在地图上标为红色，这是民族主义的一点有趣的小迹象。而且，将自己画得比实际大一些也是一种趋势，而这不需要造假就能办到，因为将地球投射成平面图会使得某个地方出现畸变。在“帝国自由贸易”运动时期，各个学校都免费分发到巨幅的彩色挂墙地图，用新的投射法画成，把苏联给画小了，把印度和非洲的面积给夸大了。然后还有人种学和政治学的地图，是用于政治宣传最给力的材料。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在西班牙的乡村挂着的地图将世界划分成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从这些地图中你能了解到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而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那时是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被标示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场战争或许帮助我们提高了地理知识。那些五年前说不准“克罗地亚”的发音，分不清明斯克和平斯克的人现在能告诉你伏尔加河流入哪一个海洋，不用怎么找就能指出瓜达尔卡纳尔岛或布帝洞的所在。数以十万计的英国人，虽然还不到数以百万计的程度，能念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个名字。但要让读地图变得流行需要付出一场战争的代价。在韦维尔发动埃及战役时，我遇到一个女人，她以为意大利是和非洲连在一起的。1938年当我准备去摩洛哥时，我的村子里有些人——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土气的村子，但距离伦敦只有五十英里——问我是不是得过海才能到那里。如果你让任何一个群体的人（我特别想问的人是众议院的各位议员）凭着记忆画一幅欧洲地图，你会得到让人大跌眼镜的结果。任何真的重视教育的政府应该确保每个读书的孩子都能得到一份世界地图，但现在一份世界地图很罕有而且十分昂贵。如果普通市民不知道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接壤，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最快的路线怎么走，在哪里可以轰炸靠岸的船只，哪里不行，很难理解他们对于外交政策的看法会有什么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