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行的《新共和报》名为《黑人：他在美国的未来》的特别增刊值得一读，但它所引发的问题比它所探讨的问题还要多。它揭示了当前黑人平心而论在美国非常糟糕的待遇。虽然战争带来了明显的需要，但黑人仍被排挤在技术工作之外，在军队中遭受孤立和侮辱，被白人警察殴打，被白人法官歧视。在南方几个州，他们被征收人头税，剥夺了公民权。另一方面，那些拥有投票权的人受够了当前政府的所作所为，开始转向共和党——这实际上意味着支持大型商业财团。但所有这一切只是世界领域内的肤色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这本增刊的作者所没有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里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一个没有被提及的重大政治事实就是生活标准的差异。一个英国工人在香烟上所花费的金钱大概相当于一个印度农民的全部收入。要社会主义者承认或强调这一点并不容易。如果你要人民起义反对现有的体制，你必须向他们表明他们生活得很惨。一开始你就告诉一个领救济金的英国人说，在一个印度苦力的眼中他几乎就像一个百万富翁，这一策略实在令人生疑。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缄默，至少在欧洲这边是这样。它使得白人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无法团结一致。白人工人几乎不知道——或许是不想知道——他们正在剥削有色人种工人。作为报复，有色人种工人能被利用并正被利用以反抗白人工人。在西班牙，佛朗哥的摩尔人部落正在从事那些孟买工场中饥肠辘辘的印度人或被她们的父母卖身为奴的日本工厂女孩的工作，只是更加引人注目。根据目前的情况，亚洲和非洲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为破坏罢工提供劳工的储备区。
我们不能责备有色人种工人不和他的白人同志团结在一起，后者的生活标准和他自己的生活标准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使得西方的任何生活标准的差距都显得微不足道。在亚洲人的眼中，欧洲人的阶级斗争就是一场骗局。社会主义运动在亚洲或非洲从来无法真正立足，甚至在美国的黑人中也是如此，在每个地方，它被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所取代。因此，就有了思想进步的黑人准备投票给杜威和印度的国大党成员选择支持本土的资本家而不是英国工党这一幕幕奇观。在数亿“非白人”人民的生活标准被提升到和我们的生活标准同等水平之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这或许意味着暂时降低我们自己的标准，但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在全方位地回避这个问题。

就英美关系而言，有三个问题亟须公开，但在英国的报刊里却只字未提。

一、英国的反美情绪。在战前，反美情绪是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事情，原因是帝国强权和商业嫉妒，以讨厌美国口音等作为掩饰。工人阶级并不反对美国，而是通过电影和爵士歌曲在说话上迅速被美国化。现在，不管我的那些来信读者是怎么说的，无论在哪里我都很少听到对美国人的褒扬。这显然是美军抵达英国引起的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地中海战役成为一场美国秀，而英国人付出了大部分的伤亡，使得情况更加糟糕。（见菲利普·乔丹在他的《突尼斯日记》中的评论。）我并不是说英国民众的偏见总是有理，我是说它们确实存在。

二、美国的反英情绪。我们应该面对许多美国人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讨厌和鄙视我们。媒体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持反英基调，还有不计其数的其它报纸以零星的方式攻讦英国。此外，在舞台上、漫画中和廉价杂志里总是对所谓的英国习惯和举止进行嘲讽。典型的英国人被描绘成空有贵族头衔的优柔寡断的笨蛋，戴着单边眼镜，老是说着“呃，呃”。就连相对负责任的美国人也相信这一说法。比方说，资深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在一次公众演讲时说“英国人就是骑马的贵族势利鬼”。（四千六百万骑马的势利鬼！）在美国的舞台上，英国人几乎从未扮演过正面角色，就像黑人最多只能扮演丑角一样。但是，美国的电影工业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协议，不对日本角色进行丑化，直到珍珠港事件！
我并不是在因为这些而责备美国人。那些反英媒体的背后有强大的商业力量，此外还有历史上的争端，而很多时候英国是错误的一方。至于盛行的反英情绪，这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己总是把最糟糕的人给送出去。但我想要强调的是，美国的这股反英思潮非常强大，而英国的媒体一直未能引起对它们的关注。英国从未有过你能称之为反对美国的媒体，自战争爆发以来，我们一直拒绝回应批评，并对电台节目进行仔细的内容审查，将任何美国人可能会反对的内容删掉。结果，许多英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如何被看待的，当他们发现的时候会大吃一惊。

三、士兵的薪水。自第一批美国部队来到这个国家已经快两年了，我几乎没看到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在一块。显然，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薪水的差别。你没办法和一个收入是你五倍的人成为真正的密友。在金钱上，整支美国军队处于中产阶级的水平。在战场上这或许不打紧，但在训练的时候英国士兵和美国士兵几乎不可能相亲相爱。如果你不指望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结下友谊，那就最好不过了。但如果你希望两支军队关系和谐，要么你得支付英国士兵一天十先令的薪水，要么你得让美国士兵把多出来的那部分薪水存在美国。我不知道哪一种做法是正确之举。

如今要在政治上觉得开心，你的记忆应该像一头动物那样。那些最激烈反对释放莫斯利的人是已经解体的“人民大会”，当莫斯利被软禁时，“人民大会”正在发起“停止战争”的运动，和莫斯利本人发起的运动几乎并无二致。我知道有一个女士针织圈子，它是为了给芬兰人织毛衣以示支持而成立的，而两年之后，它将手头还剩下的毛衣送给了俄国人——一点儿也不觉得矛盾。1942年初，我的一个朋友买了几条熏鱼，包在一张1940年的报纸里。那张报纸一面刊登了一篇文章，声明红军不是什么好东西，另一面则是一篇文章在吹捧那个英勇的水手和著名的亲英派达尔兰将军。但这一方面我最喜欢的例子是《每日快报》在苏联参战的几天后发表的一篇社论，声称“本报一直致力于营造和谐的英苏关系”。

有一件事是普遍现象——无论是悲伤地念叨着“失败的纪律”的贝当，或是谴责自由主义的索列尔，或对俄国革命摇头叹息的别尔佳耶夫，或是在《每日快报》中为贝弗理奇摇旗呐喊的“比奇康莫”，或是躲在美国舰队的大炮后面倡导不抵抗主义的赫胥黎——那就是，他们拒绝相信人类社会能有根本的改善。人类不可能变得完美，单纯只是政治上的变革不会有任何影响，而进步只是一个幻象。这一信念与政治反应的联系当然是显而易见的。虚无主义是富人最好的借口。“人不能靠立法变得更好，因此，我就可以继续敛财。”没有人会说出这么庸俗的话，但这些人就是这么想的，哪怕是那些像迈克尔·罗伯茨和休姆本尊那样的人，承认人类社会也许能够取得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的改善。
这些新悲观主义者的危险之处在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正确的，只要你认为在短期内对未来不抱太大希望是明智之举。改善人性的计划总是以失败告终，那些悲观主义者比乐观主义者有更多的机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渐渐地，那些宣扬毁灭的先知就比那些以为靠普遍教育、女性解放、国联什么的就能实现真正的进步的人更加正确。
真正的答案是不要将社会主义与乌托邦联系在一起。几乎所有的新悲观主义者的诡辩就是树立一个稻草人，然后再把他打倒。那个稻草人名叫“完人”。社会主义者被斥责相信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后，社会能够变得全然完美，还相信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批驳这种信念不费吹灰之力。
答案就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完美主义者，甚至或许不是享乐主义者，而且这个答案应该比平时更加大声地说出来。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宣称有能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完美，他们只是说能将它变得好一些。任何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都会向天主教徒承认，等到经济不公得以纠正的那一天，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个根本问题仍会悬而未决。但是，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是：当普通人所关注的百分百依然是经济问题时，这个根本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马克思已经总结道：社会主义到来之后，人类的历史才将得以开始。与此同时，那些新悲观主义者就躲在每个国家的媒体后面，在年轻人中间更有影响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皈依，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在阅读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上不断出现的那些关于“战争罪”的讨论时，我注意到许多人发现战争不是犯罪似乎很惊讶。希特勒似乎没有犯下任何可被指控的罪行。他没有强奸任何人，也没有亲手进行过劫掠，没有亲手虐待过任何囚犯，没有活埋过任何伤员，没有把婴儿扔到空中，然后用刺刀将其刺穿，没有用汽油淋湿修女，并拿教堂的蜡烛将她们点着——事实上，他从未犯下任何敌国的国民在战争时期总是被控诉的罪行。他只是促成了一场或许会让两千万人丧生的世界大战，而这本身并不是什么不法行为。当合法性意味着权威，而没有权威能够拥有超越国境的权力时，违法又从何而来呢？
最近在哈尔科夫进行的审判中曾尝试对希特勒、希姆莱和其他要为下属的罪行负责的人进行定罪，但连这种事都要去做本身就表明希特勒的罪行并非是不言自明的。据说他的罪行并不是创建一支进行侵略的军队，而是指示那支军队虐待囚犯。就其本身而言，暴行与战争行为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暴行指的是没有真正的军事目的的恐怖行径。如果你承认战争，那你就必须承认这一区别。然而，在一个杀害个别市民就是错的，而往住宅区投下一千吨高性能炸药则是正义之举的世界里，有时候真的会让我猜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是不是一个天外世界开设的疯人院。

当你收集完元首们的相片后——那些已经是元首和想要当元首的人物，你会注意到几个贯穿整张清单的特征。首先，他们都是老人。虽然到处都在说一些关于政坛年轻化的客套话，但从来没有一个人不到五十岁就坐上一个真正大权在握的位置。其次，他们几乎全都个头矮小。很少有独裁者身高在五英尺六英寸以上。第三，他们几乎都长得很丑，有时候丑得格外离奇。那套照片里应该包括大动肝火的施特莱歇尔、像是狒狒的日本军阀，长着双下巴的墨索里尼、没有下巴的戴高乐、矮胖臂短的丘吉尔、长着长长的鹰钩鼻和招风耳的甘地、露出三十二颗牙齿每一颗都是金牙的东条英机。在每幅照片的对面将会放一张该国的普通人的相片与其进行对比。在希特勒的相片对面是一张德国潜艇上的年轻水手的照片，东条英机的相片对面是一个旧时的日本农民的相片——等等等等。
但回到授勋名单。当你想到几乎全世界都已经抛弃了这一做法时，看到这一番空洞的恭维仍然在英国这个贵族观念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式微的国家继续进行，确实会让人觉得很奇怪。贵族统治赖以存在的种族差异在中世纪末就已经从英国消失了，纯正的“名门血统”本身就是无价之宝，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理念在伊丽莎白时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已经是赤裸裸的富豪统治。然而，我们仍然在间歇性地挣扎着标榜自己有着中世纪封建体制的色彩。
想想看，纹章院在庄严地伪造族谱，设计出独角兽或匍匐或回顾等姿态的纹章给那些戴着圆顶高帽、穿着条纹西裤的公司董事！我最喜欢的是那套按照所做坏事的多少授予荣誉的精心分级的体制——商业巨子被册封男爵，时髦的外科医生被册封为从男爵，乖乖听命的教授被册封为爵士。但这些人以为他们自称勋爵、爵士什么的，就和中世纪的贵族有共同之处？比方说，沃尔特·席特林勋爵会觉得自己和罗兰公子（席特林公子来到黑塔！）是一样的人吗？或者说，纽菲尔德勋爵会觉得我们以为他就是一个穿着锁子甲的东征十字军吗？
然而，授勋名单的这一套把戏有一个特别实际的目的，那就是，头衔相当于一个上等的化名。甲先生能将自己变成乙勋爵，将自己的过去隐藏起来。这场战争中所进行的一些部长委任要是没有这一伪装几乎不可能得以进行。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说的：“这些人频繁地更改名字，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就像你没办法知道小偷的身份一样。”

有一天晚上，一个吧女告诉我，如果你往一个潮湿的杯子倒啤酒，啤酒的气就会跑得飞快。她还说把你的八字胡浸进啤酒里也能让酒跑气。我立刻接受了她的看法，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事实上一回到家我就剪下胡须，我有几天忘记刮胡子了。
后来我才想到这或许就是那些带有科学真相色彩的迷信，或许能一直流传下去。在我的笔记本里，我记录了长长一列童年时教给我的谬论，每一个谬论都不是老妇人的流言，而像是一个科学事实。我不能全部列出来，但有几个是我深信不疑的：
*天鹅只要扇一扇翅膀就能打断你的腿。
*切伤虎口，你就会得破伤风。
*玻璃粉末有毒。
*如果你拿煮过鸡蛋的水洗手（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呢？真是奇怪），你就会长疣子。
*公牛看到红色的东西就会发怒。
*往狗喝过的水里放硫黄可以当补药。
等等等等。几乎每个人都会带着这个或那个信念步入成年。我见过几个三十多岁的人仍然相信我列出的第二点。至于第三点，它在印度很盛行，人们总是用玻璃粉末互相毒害，但结果却令人失望。

在西班牙内战中，我发现自己强烈地感受到这场战争的真实历史将永远不会也不能被写下来。准确的数字或对于史实客观的描述根本不曾存在。如果说我甚至在1937年就感受到这一点，而当时西班牙政府依然存在，共和军各个派系彼此之间和对敌人所编造的谎言都只是一些比较小的谎言，那现在情况又会是怎样呢？即使佛朗哥被推翻了，未来的史学家将会看到什么样的记录呢？如果佛朗哥或像他那样的人一直大权在握，这场战争的历史绝大部分的内容将由数百万在世的人都知道是谎言的“史实”所构成。以这些“史实”的其中一则为例，那就是在西班牙有数量可观的俄国军队。大量的证据表明根本没有那么一支部队。但是，如果佛朗哥依然掌握权力，如果法西斯主义大体上依然存在，那支俄国军队就将进入史册，以后上学的孩子就会相信它的存在。因此，事实上，谎言将会变成真相。
这种事情时刻都在发生。例子一定有好几百万个，我会选一个碰巧可以加以证实的。1941年至1942年期间，当德国空军忙于轰炸俄国时，德国电台向本土的听众大肆宣传空袭伦敦所造成的毁灭性的破坏。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空袭并没有发生。但如果德国人征服了英国，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又有什么用呢？对于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那些空袭是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过呢？答案是：如果希特勒获胜，它们就发生了，如果希特勒垮台，那它们就没有发生过。过去十到二十年有无数其它事件也是这样。真有《锡安长老会纪要》这么一份文件吗？托洛茨基与纳粹党同流合污了吗？不列颠之战有多少架德国战机被击落呢？欧洲欢迎新秩序吗？你不会得到一个因为它是真相而被普遍接受的答案，每一个问题你都会有几个完全水火不容的答案，其中有一个答案在经过一番斗争后被最终确立。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归根结底，我们对于胜利唯一可以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所讲述的谎言要比敌人少一些。极权主义真正的恐怖之处不在于它会犯下可怕的罪行，而在于它对客观真相的抨击：它宣称控制了过去，也控制了未来。虽然这场战争在怂恿撒谎和自命正义，但我打心眼里认为那种思维习惯在英国并没有滋长。总的看来，我得说媒体要比战前稍微自由了一些。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知道现在你能出版十年前不能出版的东西了。这场战争的抵制者或许不像上一场战争的抵制者那样遭受不公的对待，公开发表不受欢迎的观点要安全多了。因此，将真相理解为独立于本人之外，是有待探究而不是你可以随心所欲捏造的事情这种自由的思维方式有希望继续存在。但我仍然不会去羡慕未来的史学家的工作。在当前的这场战争中，就连伤亡数字也无法精确到百万之内，这难道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奇怪的注解吗？

以下这段诗文取自于安东尼·特罗洛普的《自传》：
当佩恩·奈特德的《品味》在城里出版时，
文中的几段希腊诗句，
被撕成碎片，毁成纸屑，
当成讨厌的垃圾付诸一炬，
它被粉身碎骨，无人加以细究，
因为被发现有几处作伪的痕迹，
当黑烟从灰烬中升起，
他们才发现——它其实出自品达的手笔！
 
特罗洛普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几句诗的作者是谁。如果有读者愿意告诉我的话，我会很乐意倾听。但我引用这几句诗纯粹是因为它们本身——即它们所蕴含的对文学批评的可怕警告——而且也是为了引起对特罗洛普的《自传》的关注，那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虽然或许因为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谈钱。

《时代与潮流》就詹姆斯·弗朗西斯·霍拉宾先生的战争地理图册一直在进行争论，这让我想起了地图是靠不住的东西，就像相片和数据一样，应该被加以怀疑。
每个国家都将自己在地图上标为红色，这是民族主义的一点有趣的小迹象。而且，将自己画得比实际大一些也是一种趋势，而这不需要造假就能办到，因为将地球投射成平面图会使得某个地方出现畸变。在“帝国自由贸易”运动时期，各个学校都免费分发到巨幅的彩色挂墙地图，用新的投射法画成，把苏联给画小了，把印度和非洲的面积给夸大了。然后还有人种学和政治学的地图，是用于政治宣传最给力的材料。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在西班牙的乡村挂着的地图将世界划分成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从这些地图中你能了解到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而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那时是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被标示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场战争或许帮助我们提高了地理知识。那些五年前说不准“克罗地亚”的发音，分不清明斯克和平斯克的人现在能告诉你伏尔加河流入哪一个海洋，不用怎么找就能指出瓜达尔卡纳尔岛或布帝洞的所在。数以十万计的英国人，虽然还不到数以百万计的程度，能念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个名字。但要让读地图变得流行需要付出一场战争的代价。在韦维尔发动埃及战役时，我遇到一个女人，她以为意大利是和非洲连在一起的。1938年当我准备去摩洛哥时，我的村子里有些人——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土气的村子，但距离伦敦只有五十英里——问我是不是得过海才能到那里。如果你让任何一个群体的人（我特别想问的人是众议院的各位议员）凭着记忆画一幅欧洲地图，你会得到让人大跌眼镜的结果。任何真的重视教育的政府应该确保每个读书的孩子都能得到一份世界地图，但现在一份世界地图很罕有而且十分昂贵。如果普通市民不知道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接壤，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最快的路线怎么走，在哪里可以轰炸靠岸的船只，哪里不行，很难理解他们对于外交政策的看法会有什么价值。

一位来信读者对我提出责备，因为我想要看到服装限量供应继续下去，直到大家都一样衣着褴褛。不过她补充说道，事实上，衣服限量供应并没有实现平等化的效果。我将引用她的来信的一段摘录：
“我在邦德街附近一间专为有钱人服务的店里上班……我穿着我那件25码工作服瑟瑟发抖地服侍那些穿着貂皮大衣，戴着皮帽，套着镶皮靴子的优雅女士。我打招呼说：‘早上好，今天好冷哦，夫人。’她们对我爱理不理。（我真是太蠢了——她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不想看到她们被剥夺掉那身美丽而暖和的衣服，我希望我能穿上一身那样的衣服，所有人都能穿上……我们不应该一心想要降低目前最高的生活标准，而是应该想着在任何事情上向最高的标准看齐。想要将出身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名门的人从他们享有财富和名望的位置上拉下来，逼迫他们下矿井，这真是恶毒而卑鄙的态度。在眼下这个乱糟糟的社会里，我们所想的应该是让大家都能像他们一样。”
我的回答是，首先，虽然服装限量供应显然对那些没有许多衣服的人影响最为严重，它确实起到一定程度的平等化的效果，因为它使得人们在穿得太时髦时心里不是很自在。一些服装，如男性的晚礼服，基本上已经绝迹了。而且现在几乎任何工作都可以随意着装。但我的本意是，如果服装限量供应持续得足够久的话，就连有钱人那些多余的衣服也给穿坏了，那我们将会近乎平等。
但难道我们不应该总是想着“向上看齐”，而不是“向下看齐”吗？我的回答是，在某些情况下你无法做到“向上看齐”。你不能让每个人都开上劳斯莱斯。你甚至不能让每个人都穿上皮衣，特别是在战时。至于每个人都应该上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的那番话，那根本没有意义。那些地方的全部价值，在那些校友的眼中，就是它们的排外性。既然某些奢侈品——比方说，高性能汽车、皮衣、游艇、乡村别墅和别的什么东西——显然不可能分配给每一个人，那最好就没有人能得到。富人失去财富就像穷人失去贫穷。我的这位来信读者在提到那些无知的有钱女人甚至想象不出一个寒冷的早上对于一个没有大衣的人意味着什么的时候，难道不是已经表达出这个意思了吗？

来信读者的信件内容是，圣特蕾莎和其他圣人是否在天空中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特蕾莎的世界观“改变了历史”。我承认这一点。我曾经在一个东方国度生活过，学会了对奇迹持中立的态度，我清楚地知道产生幻觉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和所谓的天才特质其实并不矛盾。举例来说，我认为威廉·布雷克是一个疯子。圣女贞德或许也是一个疯子。牛顿相信占星术，斯特林堡相信巫术。但是，圣人的奇迹只是一件小事。另外，我的这封读者来信中还说，即使是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也不能从字面意义上去接受。比方说，耶稣基督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基督的形象（传说、凡人或是神明，这些都不打紧）超越了一切，我只希望每个人在拒绝他的生平之前会仰望他。”因此，基督或许是一则传说，或者他只是一个区区的凡人，或者教义里面的记载是真有其事。因此，我们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论坛报》绝不能拿基督教开涮，但基督的存在与否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有不计其数的人因为否认他的存在而被烧死。
这是正统的天主教教义吗？我的感觉是，它不是正统的天主教教义。我可以想到那些受欢迎的为天主教辩护的人，如伍德洛克神父和罗纳德·诺克斯神父等人所写的文章，里面以最明确的语句阐明基督教的教义就是它的文字内容，不能以模棱两可的譬喻上的意思去接受。诺克斯神父特别提到“基督是否存在并不重要”这个理念，认为它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理念。但我的这封读者来信所说的内容会得到许多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的响应。如果你和一位有思想的基督教信徒、天主教信徒或圣公会信徒谈话，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因为无知到以为会有人真的以文字意义去理解教义而被嘲笑。他们告诉你，这些教义另有深意，是愚钝的你所无法理解的。灵魂的不朽并不表示张三或李四在死后仍然会有意识。肉身复活并不表示张三或李四的肉体真的就会复活——等等等等。因此，那些天主教的知识分子进行论战时，能玩弄某种得心应手的把戏，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和他的先辈一样的教条，而当被指责迷信时，他为自己辩护说他是在以比喻的方式说话。他所表达的主旨是，虽然他本人并不相信任何确切形式的死后的来生，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我们的祖先也并非真的相信死后会有来生。与此同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变得含糊不清——西方文明的支柱之一轰然倒下。
我不知道官方是否已经对基督教的信仰作出了修正。诺克斯神父和我的这位来信读者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所知道的是，对死后的来生的信仰——张三或李四在死后仍然知道自己是张三或李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广泛传播了。即使在声称是基督教信徒的人当中，它或许也正在衰落。而其他人甚至不相信这种事情有可能会是真的。但据我们所知，我们的祖先确实对其信以为真，相信经文里的文字，而且非常具体真切——除非他们对这件事的描写是存心要误导我们。在他们眼中，俗世的生活只是为了死后更加重要的永生所作的一段短暂的准备。但这一观念已经消亡了，或者说正在消亡，而其结果还没有真正被面对。

与某些东方文明不同，西方文明的其中一根支柱是对个体不朽的信仰。如果你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基督教，这一信仰似乎要比对上帝的信仰更加重要。西方的善恶观念很难与之分离。无疑，现代的权力崇拜与现代人认为今生是唯一的生命这一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死亡意味着万事的终结，要相信即使你是失败者，你也会是正义的一方会变得更加困难。政治家、国家、理论、事业几乎不可避免被以物质成功的标准加以衡量。假如你能将个体不朽这个信仰的衰落与机器文明的崛起这两个现象分开，我会说它们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机器文明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可怕后果，在高射炮开火的那天晚上你可能就会有这么一个想法。但“个体不朽”信仰的衰落也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而社会主义运动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
我不希望对来生的信仰重新回来，而不管怎样，它不大可能会回来。我要指出的是，它的消失留下了一大片空白，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在经历了数千年信奉个体不朽之后，人类必须在思想上进行一番挣扎才能习惯个体终会归于湮灭这一观念。除非人类能演变出一套独立于天堂与地狱之外的善恶体系，否则文明是无法被拯救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但它从未真正地得以普及。大部分社会主义者满足于指出一旦社会主义得以建立，我们就将在物质意义上更加快乐，并认为只要填饱了肚子，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事实恰恰相反，当一个人肚里空空时，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填饱肚子。当我们摆脱了苦役和剥削，我们将真正开始思考人类的命运和人类存在的原因。只有在我们意识到基督教的衰落意味着多么大的损失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为未来勾勒出有价值的图景。很少有社会主义者意识到这一点。那些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死抱着教义的细微含义不放，从中解读出本不存在的意义，他们嘲笑任何相信教会的神父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思想朴素之人。其实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只是在大放烟雾弹，掩饰他们自己的信仰缺失。

学术界的批评家们忍不住要拿乔伊斯鞭尸。《泰晤士报》为他刊登了一则尖酸机智的简短讣告，然后——虽然《泰晤士报》从来不缺版面刊登关于棒球比赛的安打率或杜鹃的初啼——却拒绝刊登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写的抗议信。这很符合盛大而古老的英国传统：对死者总是得说些好话，但如果他们是艺术家则作罢。如果是一个政治家逝世，他的死敌会在议会起立并违心地说上几句悼词，而作家或艺术家则一定会被嘲讽，至少如果他有水平的话会是这样。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一死，整个英国出版界就联合起来羞辱他（“色情作家”是惯用的称谓）。但那些傲慢的讣告只是乔伊斯意料中的事情。法国沦陷和像政治嫌疑犯那样逃脱盖世太保的魔掌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战争结束时，了解乔伊斯会作何感言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乔伊斯一直在有意识地回避英国和爱尔兰的庸俗。爱尔兰容不下他，英国和美国很难忍受他。他的书被拒绝出版，胆小的出版商排好版后就将其摧毁，一发行就被查禁，在当局默许纵容下被盗印，而且几乎没有人关注，直到《尤利西斯》出版。他有满腹牢骚，对此内心深有感触。但是，他的目标是当一名“纯粹的”艺术家，“超越战争”，不理会政治。他在瑞士写下了《尤利西斯》，拿着奥地利的护照，领着英国的养老金，他对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几乎毫不关注。但乔伊斯发现当前这场战争是不容忽视的。我想它一定已经促使乔伊斯进行反思，意识到作出政治选择是必然之举，就算是愚昧也比极权主义要好一些。

我没有权力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但就像那些在世界各地寻求庇护的流亡政府一样，我对下列词语和表达方式宣判死亡：
“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jackboot”（长统靴）、“hydra-headed”（九头蛇）、“ride roughshod over”（铁蹄践踏）、“stab in the back”（背后捅刀子）、“petty-bourgeois”（小资产阶级）、“stinking corpse”（臭气熏天的死尸）、“liquidate”（清算）、“iron heel”（铁蹄）、“blood-stained oppressor”（沾满鲜血的压迫者）、“cynical betrayal”（狠毒的背叛）、“lackey”（狗腿子）、“flunkey”（奴才）、“mad dog”（疯狗）、“jackal”（豺狼）、“hyena”（土狼）、“blood-bath”（浴血）。
无疑，这一清单可以时时追加内容，但这些就够了，我们继续往下说。它包含了相当一部分在前几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中盛行的僵死比喻和翻译得很蹩脚的外国词语。
当然，除了这一种英文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形式的蹩脚英文，有官方英语或商圈英语，有白皮书英语，有议会辩论英语（在最矫情的时候）和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英语。还有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本能地喜欢使用“contraindicate”（忌用）和“deregionalization”（去区域化）。美国俚语虽然很吸引人，但从长远来说或许会让英语陷于贫乏。现代英语在说话时总是很散漫，不把元音发好，（在伦敦地区，你必须使用肢体语言才能区别开“三便士”和“三个半便士”）还有将动词与名词互相通用的趋势。但在这里我要探讨的只是一类蹩脚的英语：马克思主义英语或宣传册英语，这些在《工人日报》、《劳动者月刊》、《平民报》、《新领袖报》和其它类似的报刊里都可以读到。

一个俄国朋友告诉我，俄语骂人的话要比英语更加丰富，因此，俄语骂人的话有的没办法准确翻译出来。因此，当莫洛托夫斥责德国人是“cannibals”（食人族）时，或许他用的是一个俄国人听起来很自然的词语，但“食人族”只是一个近似的翻译。可是我们的本土共产党人从业已停刊的《国际通讯》和类似的出处接受了它和一长串这类翻译得很蹩脚的词语，然后出于思维习惯，以为它们是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共产党人的骂人词汇（根据当时的“阵营划分”，既用在法西斯分子身上，也用在社会主义者身上）包括如下词语：“hyena”（土狼）、“corpse”（死尸）、“lackey”（狗腿子）、“pirate”（海盗）、“hangman”（刽子手）、“bloodsucker”（吸血鬼）、“mad dog”（疯狗）、“criminal”（罪人）、“assassin”（刺客）。这些词语都是翻译过来的，无论是第一手、第二手还是第三手，而且绝不是一个英国人在表示反对时自然而然会使用的词语。他们在使用这一语言，却对它的意思毫不在乎，实在是令人惊讶。问一个记者什么是长统靴，你会发现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仍在大谈长统靴。或者，“铁蹄践踏”是什么意思？也很少有人知道。根据我的经验，只有为数很少的社会主义者知道“无产者”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主义语言最糟糕的例子是“狗腿子”和“奴才”。革命之前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那些帮闲的奴仆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那个语境下，“狗腿子”是有意义的。英国的社会情况很不一样。除了公共职能部门外，上一次我看到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仆是在1921年。事实上，在日常用语中，“奴才”这个词从九十年代就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狗腿子”这个词已经绝迹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它们和其它同样不贴切的词语被挖掘出来用于宣传目的，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写作文风，这种文风与用地道的英语写作相比，就好像拼凑一张拼图和画一幅画相比。它只是将几个现成的语句拼凑在一块。你大可以说“九头蛇般的穿着长统靴的军人以铁蹄践踏了鲜血淋漓的豺狼”。要证实这一点，你可以参阅几乎任何共产党或其它政党发行的宣传册。

在这里我不是在说口头上所说的“法西斯分子”，我说的是我所见过的印成文字的内容。我见过“同情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主义倾向”，或干脆就是“法西斯分子”，被极其严肃地用在下列这些人身上：
保守党人：所有的保守党人，绥靖主义者或反绥靖主义者，都被认为在主观上是亲法西斯派。英国对印度和各个殖民地的统治被认为和纳粹主义没有什么两样。那些你可以称其为爱国和传统的组织被列为法西斯主义的秘密赞同者或“思想上有法西斯主义倾向”。这些组织包括：童子军、伦敦警察厅、军情五处、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等。关键的一句话：“公学是孕育法西斯主义的摇篮。”
社会主义者：为老派的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如厄尼斯特·本爵士）认为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回事。有一些天主教记者认为社会主义者在纳粹占领的国家与他们展开密切的合作。在共产党的极左时期，同样的指控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发起的。从1930年到1935年，《工人日报》习惯性地将工党斥为“工党法西斯分子”，并得到其他左翼极端分子如无政府主义者的响应。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英国的工会就是法西斯组织。
共产主义者：许多思想家（例如：劳希林、彼得·德鲁克、詹姆斯·伯恩汉姆、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沃伊特）认为纳粹政权和苏维埃政权并没什么不同，所有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目标是一致的，甚至有时候就是同一帮人。《时代》的社论（在战前）就称苏联为“法西斯国家”。这一点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的响应。
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指责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核心组织，即托洛茨基自己的组织，是领取纳粹政府津贴的秘密赞同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在人民阵线时期左翼人士普遍相信这一点。在极右阶段，共产主义者倾向于将这一指控加在所有比他们左倾的党派身上，如“共同财富党”或“独立工党”。
天主教徒：出了自己的圈子，天主教会几乎普遍被视为无论在主观或客观上都是亲法西斯派。

英国广播公司自1940年以来在新闻方面获得了名望。“我在电台上听到的”如今几乎就等同于“我知道那一定是真的”。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被认为比其它交战国的新闻更加可靠。
怎么证实这一点呢？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英国广播电台要比大部分报纸更加贴近真相，但倾向于进行负面的报道，对待新闻有着更加负责和有尊严的态度。它所宣扬的赤裸裸的谎言少一些，更加努力避免错误，而且——这或许是公众所在乎的——让新闻的比例更加得当。但这些都无法改变报纸的权威性不如电台是一场灾难这一事实。
电台的本质是极权主义的事物，因为它只能由政府或一个庞大的公司运作，在本质上它不可能像报纸那样几乎巨细无遗地报道新闻。说到英国广播电台，你还得记住一件事：虽然它不刻意报道谎言，但它干脆回避了每一个难堪的问题。即使在最愚昧或反动的报纸里，每一个话题至少会被提及，即使只是以文字的形式。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只有电台可以收听，你的信息将会出现惊人的空白。究其本质，报刊是更加自由和民主的事物，那些声名狼藉的报业巨头和新闻记者心知肚明地让自己堕落下去，他们应该对此负上责任。

关于英语的一个疑问是，它明明有最庞大的词汇，却总是从外语引入单词和短语。比方说，当你想表达“blind alley”（死胡同）时，说“cul de sac”（独头巷道）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其它根本没有必要的法国词语有“joie de vivre”（生活乐趣）、“amour propre”（自爱）、“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以退为进）、“raison d'etre”（存在的理由）、“vis-a-vis”（面对面）、“tete-a-tete”（促膝谈心）、“au pied de la letter”（望文生义）、“esprit de corps”（袍泽）等。像这样的词语还有几十个。其它没有必要的外来词来自拉丁语（虽然像“i.e.”［即］和“e.g.”［如］都是有用的缩略表达），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们接受了很多德语词汇：“Gleichschaltung”（一体化）、“Lebensraum”（生存空间）、“Weltanschauung”（人生哲学）、“Wehrmacht”（国防军）、“Panzerdivisionen”（装甲师）和其它正被随意使用的词语。几乎每一个外来词都已经有相对应的英语单词或可以轻易找到替代的表达方式。此外还有一个趋势，那就是接受美国的俚语，而不明白它们的含义。比方说，“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找错对象）这个表达被普遍使用，但经过询问，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它的出处，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作为一名画家，在德国占领下他可能要比一个作家或记者活得好一些。但不管怎样，他所说的话里蕴含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谬误，现在广泛传播于各个极权主义还没有实现的国家。
这个谬误就是相信在一个独裁的政府统治下你能保持内心的自由。如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明显正尘嚣日上，有不少人以这么一个想法安慰自己。在街道上高音喇叭在大鸣大放，屋顶飘扬着旗帜，警察别着冲锋枪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四英尺宽的领袖的脸庞从每面围墙上盯着你，但在各个阁楼里，专制政权的秘密敌人可以自由地写下他们的思想——他们或多或少就是这么想的。许多人以为这种事情现在就在德国和其它独裁国家发生。
为什么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想说的事实是，现代的独裁制度不会像旧的专制体制那样留下空子。而且由于极权主义的教育方式，对于思想自由的渴望或许也会被磨灭。最大的错误是将人类想象成自治的个体。那种在专制统治下你应该从秘密的自由中得到快乐其实是一派胡言，因为你的思想从来都不完全是你自己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甚至科学家不仅需要听众，他们还需要来自其他人不停的激励。没有谈话交流就几乎不可能进行思考。如果笛福真的在荒岛上生活过，他是写不出《鲁滨孙漂流记》的，他也不会有写书的想法。言论自由一被剥夺，创造力就将枯涸。如果德国人真的来到英国，我在皇家咖啡厅结识的那位画家很快就会发现他的画作水平下降了，即使盖世太保没有找他的麻烦。当欧洲的封锁结束时，我相信让我们大为吃惊的一件事会是，我们将发现，在独裁统治下有价值的作品——甚至包括像日记之类的东西——将会如此稀少。

巴希尔·亨里克先生，东伦敦少年法庭的主席，近来对现代女孩这个话题发表了评论。他说英国的男生“很不错”，但女生就不一样了：
“你很少遇到一个真正的坏男生。这场战争对女生的影响似乎比对男生的影响更甚……现在孩子们一周会去看几场电影，看到他们想象中的美国的高标准生活，而那其实是对美国的歪曲。她们还从收音机里听那些狂野刺耳、乱七八糟的所谓音乐的噪音，深受其害……现在十四岁的女生衣着和谈吐就像那些十八九岁的女生，脸上同样涂抹着脏兮兮的脂粉。”
我不知道亨里克先生是否知道：一、早在另一场战争之前，将青少年犯罪归因于电影的负面示范就已经是老生常谈；二、现代女生其实和两千年来的女人差不多。人类历史的一大失败是阻止女人往脸上涂脂抹粉的漫长的尝试。古罗马帝国的哲人对当时的女人举止轻浮的谴责几乎和今天对现代女性举止轻浮的谴责没什么两样。在十五世纪，教会对拔眉毛这个可恶的习惯大加谴责。英国的清教徒、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纳粹党人都试图阻止女人用化妆品，但无一成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胭脂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东西，总是以别的什么名字进行贩卖，但大家一直都在用它。
许多款式的裙子，从伊丽莎白时代的飞边到爱德华时代的窄底裙，都被牧师在布道坛上大加谴责，但没有多少效果。在二十年代，当裙子短得不能再短时，教皇颁布了赦令，宣称着装不得体的女人不能进天主教的教堂，但女性时装依然故我。希特勒的“理想女性”，是穿着橡皮布防水服的极为朴素的典范，在德国全境和世界的其它地方进行公示，但模仿者寥寥无几。我敢说，尽管亨里克一番苦口婆心，英国的女生仍会继续“涂抹着脏兮兮的脂粉”。据说即使进了监狱，女性囚犯也会用邮包上面的颜料给自己搽上口红。
至于为什么女人要用化妆品是另一个问题，但增加性吸引力是不是主要目的似乎很值得商榷。很少会有男人不认为涂红指甲是一件恶心的习惯，但数以千万计的女人继续做着同样的事情。与此同时，如果亨里克先生知道化妆虽然仍然存在，但不再像以前那么精致了，或许他会心里觉得宽慰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女会在脸上涂以瓷漆，或通过“鼓颊器”改变面颊的轮廓，就像斯威夫特在他的诗作《致一位欲寝的美丽女神》里所描写的那样。

当你仔细思考一番后，你会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要糟糕一些？显然，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你绝对不能杀害儿童，但只有在宣传册中才会出现每颗炸弹都落在学校或孤儿院上。每颗炸弹都会杀死不同群体的人口，但其比例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孩子和怀孕的母亲总是第一批撤离的人，而有的年轻人则会参军。或许被炸的死难者中有不合比例的一大部分人是中年人。（直到目前，德国的炸弹炸死了英国六七千名儿童。我相信这个数字少于同期因交通事故而死的人数。）另一方面，“正常”或“合法”的战争则将年轻的男性人口中最健康最勇敢的精英挑选出来，然后加以屠杀。每一艘德国潜艇沉到海底就约有五十位健壮聪明的年轻男子被活活闷死。但听到“轰炸平民”这几个字就举起双手的人会满意地念叨着像“我们正赢得大西洋的战斗”这样的话。天知道我们对德国和被其占领的国家发起的大空袭已经致死了多少人，还将会死多少人，但你可以很肯定这个数字绝对比不上俄国前线已经发生的屠杀。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既然它必须发生，在我看来，除了年轻男子之外，其他人也会被杀不见得就是坏事。我在1937年写道：“有时候当我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情形，心里会觉得很宽慰。当下一场世界大战来临时，我们或许将看到史无前例的情景：一个身上有弹孔的沙文主义者。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一情景（这或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但不管怎样，这场战争的苦难已经比上一场战争更平均地分摊开来。平民可以置身战争之外，这个让战争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已经受到了撼动。与布里顿小姐不一样，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我不觉得战争只局限于屠杀那些年轻人就是‘人性化的’，而那些老头子也被杀就是‘野蛮的’。”
至于“限制”战争的国际协议，当违反协议能够带来利益时，它们从来不会得到遵守。早在上一场战争之前，各国就已经同意不使用毒气，但结果它们还是照用不误。这一次它们停用了毒气，只是因为毒气在运动战中没有什么效果，而用于对付平民肯定会引起同样的报复。对于那些不会反击的敌人如阿比西尼亚人，毒气立刻就被使用了。战争的本质就是野蛮残暴的，承认这一点会比较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就是野蛮人，那我们或许就会作出改善，至少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在这个国家的政坛里有一句话被频繁使用，那就是“落入了某某某的圈套”。它似乎是一种符咒或咒语，将令人不快的真相压制下去。当有人告诉你如果说了这些或那些话，你就“落入了某个阴险敌人的圈套”，你知道你的责任就是立刻闭嘴。
比方说，如果你说一些对英帝国主义有害的话，你就“落入了戈培尔博士的圈套”。如果你批评斯大林，你就“落入了《碑文报》和《每日电讯报》的圈套”。如果你批评蒋介石，你就“落入了汪精卫的圈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从客观上说，这一指控总是真实的。你对一个政党进行攻击一定会暂时对另一个政党有所帮助。甘地的某些言论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托利党的极端分子会抓住任何反俄言论不放，并不介意它是来自托洛茨基分子而不是右翼政党。美帝国主义者在小说家的烟雾弹后悄悄前进，总是在寻找关于大英帝国的任何不体面的细节。如果你对伦敦的贫民窟进行真实的描写，一周之后你就会听到纳粹电台对其加以复述。但是，那你应该怎么做？假装没有贫民窟？
每一个曾从事过与公关或政治宣传相关工作的人都可以想起自己被命令在某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说谎的时候，因为说出真相将会给予敌人发起进攻的口实。例如，在西班牙内战中，左翼报刊从来不报道政府内部的意见纠纷，虽然它们事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他们告诉你，讨论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只会让《每日邮报》有机会说赤匪在自相残杀，结果只能是整体的左翼事业受到削弱。或许因为人们三缄其口，《每日邮报》少了几则骇人听闻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教训却没有得到，直到今天我们仍深受其害。

但尽管安纳托尔·法郎士能在像《克兰比尔》这样的作品中为工人阶级发出呼吁，尽管他作品的廉价版本被刊登在宣扬共产主义的报刊上，你不能真的将他归为社会主义者。他愿意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甚至在阴风阵阵的大厅里发表演讲，他知道那是必要而且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在主观上他是否想要这么做则值得怀疑。他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安慰就像一个病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所得到的安慰一样。遇到危机时他愿意认同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但乌托邦式的未来这一想法让他觉得意兴索然，这一点从他的作品《皮埃尔·布兰奇》中可以看出来。在他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小说《诸神的渴望》中甚至有更加深切的悲观主义情绪。在气质上他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名激进分子。如今后者或许更为罕有。正是他的激进主义、他对自由的热忱和思想上的诚恳赋予了《贝格雷特先生》四部曲特殊的色彩。

我对空袭并不抱以热情，无论是我们发起的还是敌人发起的。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我烦透了轰炸。但我反对的是接受以武力为手段，却叫嚷着反对这个武器、反对那个武器的伪善，或谴责战争却想维护使得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社会体制的惺惺作态。

巴特勒的主旨现在似乎不是很重要了，或因为重点强调的错误而受到损害。除了生物学家，现在谁会在乎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巴特勒所支持的拉马克的演变论究竟孰对孰错呢？进化论的整个问题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我们不觉得由动物演变而来会冒犯人类的尊严。另一方面，巴特勒总是在如今我们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上让人哑然失笑。例如：
“要辨别人类的主要人种和亚种，现在不能在黑人、切尔克斯人、马来人或美洲土著人中寻找，而要在富人和穷人中寻找。这两种人在生理组织上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所谓的人种之间的差异。富人（从新西兰到英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穷人的腿脚则被看不见的不幸所捆绑，无法跨越某些狭窄的限制。富人和穷人都无法理解这一哲理，也不愿承认那些能够在名下拥有半岛与东方蒸汽航运公司轮船的一小部分股份的人是比那些无法做到的人更加高度进化的个体。”
在巴特勒的作品中有不计其数的类似描写。你会很容易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它们，但重点是，巴特勒本人并不是这么想的。说到底他在思想上是一个保守派，虽然他对基督教信仰和家庭体制的抨击很成功。贫穷让人消沉，因此，小心点，不要变成穷人——这就是他的反应。因此就有了《众生之路》中那个狗尾续貂的结局，与前面的现实主义描写形成了古怪的反差。

巴特勒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远比那些更加热情的同时代作者如梅雷迪斯和卡莱尔更出色，一部分原因是他从未失去用眼睛观察，为细小的事物感到愉悦的能力，一部分原因是在狭义的技巧方面他的文笔非常好。拿巴特勒的散文与梅雷迪斯的扭曲或斯蒂文森的矫情相比较，你会看到，纯粹只是尝试不卖弄小聪明就足以获得巨大的优势。巴特勒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值得一提：
“我还不知道有哪个作家靠雕琢文风能让其作品拥有可读性。柏拉图曾经写一句话改了七十遍，这就足以让我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一个人可以而且应该花费许多心思在把文章写得清晰明了和铿锵动听上面，他将把许多句话写上三四遍——再改下去的话就还不如不改了。他会非常用心地注意不要重复自己说过的话，精心编排他的材料，让他的读者能最好地了解它，将多余的词语删掉，甚至删去无关紧要的材料，但在每一种情况中，他所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风格，而是为了读者着想……在此我宣布，我从来不曾花半丁点儿心思在我的文风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文风，我相信并希望它能做到平常朴素和直接干脆。我无法想象有人能够花心思去琢磨自己的文风而不让自己和读者蒙受损失。”
不过，巴特勒以他独特的风格补充道，他花费了不少工夫在练字上。

社会主义者应该准备好面对一个论点，它是为基督教辩护的人和新悲观主义者如詹姆斯·伯恩汉姆等人经常提起的，那就是所谓的“人性”的永恒。社会主义者被指责认为人类是完美的，然后又指出人类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漫长的贪婪、劫掠和压迫的历史——我想这是不公道的。他们说人类总是会想方设法盖过自己的邻居，他们总是会为了自己和家人尽可能多地敛财。人类的本质是邪恶的，靠立法是不能让他们变好的。因此，虽然经济上的剥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消灭阶级的社会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在我看来，正确的答案是，这一争论属于石器时代。它的前提是物质产品总会非常稀缺。人类的权力欲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没有理由认为对于财富的贪欲是永恒的人性特征。我们在经济问题上是自私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对贫穷的恐惧中。但当一样东西并不稀缺时，没有人会尝试去抢夺比他应得的份额更多的东西。比方说，没有人会将空气割下一角。百万富翁和乞丐都满足于自己所能呼吸到的空气。再举一个例子，水。在这个国家我们不缺水。要说真有问题，那是我们的水太多了，特别是在法定假日的时候。结果，我们总是不会去想到水。但是，在北非的干旱国家，缺水会引起何等的嫉妒、仇恨和骇人听闻的犯罪！任何物品的情况都是一样。如果它们能被大量生产，而这本不是一件难事，没有理由无法在几代人内消灭人类追求利益的本能。说到底，如果人性真的亘古不变，为什么现在我们不再同类相食了呢？而且我们甚至不想这么做。

再来一则脑力急转弯。
一个商人每天七点半乘一趟从伦敦开往郊区的火车回家。一天晚上，一个看更的刚好上班值勤，拦住了他，说道：
“抱歉，先生，但我建议您今晚别赶平时那列火车。昨晚我梦见那列火车撞车了，里面一半的乘客死掉了。或许你会觉得我是迷信，但那个梦是如此生动，我无法不认为那是一个警示。”
那个商人感触很深，于是等候搭乘了下一班火车。第二天早上，当他打开报纸时，果不其然，那趟火车出事了，许多人死于这场事故。那天晚上，他派人叫来那个看更的，对他说道：
“我得感谢你昨天的警示。你救了我的命，作为回报，我会给你30英镑作为报答。而且我得提醒你，你被解雇了。从今天算起，提前一个星期通知你。”
这是忘恩负义之举，但那个商人这么做绝对合情合理。为什么？

我的来信者还补充说：
“失业总是被提起——相当频繁……当然，救济金和工会则从未被提起。这或许是受到这几家最大的女性杂志出版社都没有设立工会这件事的影响。没有人被允许批评体制，或揭露阶级斗争的实情，社会主义者这个词从来不被提起——所有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或许可以补充有趣的一点，那就是，阶级情感并没有完全消失。有钱人总是吝啬、凶残和狡猾的挣钱机器。那些有钱有闲的纨绔子弟几乎总在想着和女人偷情，而女主角则被她那强壮勤奋的工友给救出来。开着汽车的人总是‘坏人’，而穿着剪裁得体的昂贵西装的人几乎都是骗子。大部分这些故事的理念就是，即使当上银行经理的妻子，有高收入也不代表幸福。有一个正直善良的丈夫，即使生活再穷，还有好几个孩子要养，住的是一间‘小茅屋’，生活也是美好的。这些故事刻意要表现贫贱生活并非真的那么糟糕，至少你是诚实快乐的人，而财富则会招来麻烦和损友。穷人被鼓励追求道德上的价值，因为这是他们所能做到的。”
我可以在这里进行许多评论，但我选择探讨关于穷人的道德优越性和没有被提及的工会和社会主义。无疑，这确实是刻意为之的方针。我确实在一份女性报纸上读到过一则描写煤矿罢工的故事，即使在这一情境中，行业工会主义也没有被提起。当苏联参战时，一份这种报纸立刻及时跟进，开设了一个名为“她的苏维埃爱人”的连载专栏，但我们或许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不会是主题。
事实上，这种穷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是统治阶级捣鼓出来的最致命的逃避现实的幻想。你任人践踏和欺骗，但在上帝的眼中你要比压迫你的人更优越，通过电影和杂志等形式，你能意淫自己凌驾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打败你的人之上。在任何希望取悦广大群众的艺术形式中，一个富人战胜一个穷人是几乎闻所未闻的事情。富人总是“坏蛋”，他的阴谋诡计总是会受到挫折。“善良的穷人打败有钱的坏蛋”是为人所接受的公式，而如果情况调转过来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哪里出了严重的差错。在电影里和廉价杂志里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最显而易见的或许就是那些老默片，它们在不同的国家上映，必须吸引三教九流的观众。观看电影的大部分人是穷人，因此把穷人设为主角是明智之举。电影巨头、报业大亨等人靠宣扬“财富是邪恶的”而大肆敛财。

再过不到一百年我们就都将死去，大部分人的死法是被称为“自然死亡”的肮脏恐怖的死状。真正的邪恶是兴风作浪，破坏宁静的生活。战争对文明的结构所造成的伤害不在于它所造成的毁灭（战争的净效应甚至或许能促进世界整体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不是对人类的屠戮，而是煽动仇恨和虚伪。你能对他作出的最深刻意义上的不义之举并不是枪杀你的敌人，而是对他的仇恨，对他制造的种种谎言并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相信这些谎言，要求签署不公平的和平协议，使得未来无可避免会继续发生战争，你摧毁的不是一代人，而是整个人类本身。
可以看到，最不受战争歇斯底里症影响的人正是那些士兵。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最不痛恨敌人，不会被谎话连篇的政治宣传所蒙蔽，也不想要报复式的和平。几乎所有的士兵——甚至包括和平时期的职业军人——都对战争抱以理性的态度。他们知道战争是讨厌的，但在很多情况下或许是必需的。一个平民很难体会到这一点，因为士兵的超脱态度一部分是源于他们身心疲惫，对危险有着清醒的警觉，而且和他自己的战争机器一直在起矛盾。那些吃好喝好舒舒服服的市民情绪更加高涨，他们倾向于将情绪用于痛恨某些人——如果他们是爱国者，痛恨的对象就是敌人，如果他们是和平主义者，痛恨的对象就是自己人。但这种战争情绪是可以与之抗争并将其征服的，就像对子弹的恐惧是可以克服的一样。问题是，“和平誓约联盟”和“拒绝战争社”在看到战争情绪时都不知道它为何物。与此同时，在这场战争中，像“德国鬼子”这样的侮辱性蔑称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公众注意，这件事在我看来是一个好的征兆。

提到我关于伦敦各个广场的那些围栏的评论，一位来信读者写道：
“你所说的广场是公共还是私人场所？如果是私人场所，我觉得你那些平淡无奇的评论无非就是提倡盗窃，就应该被归为此类言论。”
如果将英国的土地归还英国的人民是盗窃，那我很乐意将其称为盗窃。我的那位写信人热情地捍卫私有财产，却没有停下来想一想那些所谓的地主是怎么获得土地的。他们纯粹依靠暴力攫取土地，然后聘请律师给他们补上地契。在1600年到1850年间的圈地运动中，这些土地掠夺者甚至没有外国征服者的理由，他们就赤裸裸地将自己的国民继承得到的土地剥夺走，没有任何理由，就凭他们有权力这么做。
除了极少数幸存的公地之外——高速公路、国家信托的土地、相当一部分数量的公园和潮汐标志线下的海岸——每一英寸的英国土地都被数千户家庭所拥有。这些人就像绦虫一样毫无益处。居者有其屋是理想，一个农民应该拥有他实际能耕种的土地或许也是理想。但一座城市的地主没有贡献，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他只是一个找到如何压榨公众的方式而毫无回报的人。他把房租越提越高，他使得市镇规划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让孩子们到绿地上玩，基本上他干的就是这些，除此之外就是收租。拆除广场的围栏是反对他的第一步。这是非常微小的一步，却是意义深远的一步，而眼下恢复围栏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近三年来，广场一直对外开放，它们神圣的草坪被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的脚踩平了，那一幕情景让食利阶层咬紧了他们的假牙。如果这就是盗窃，我要说的就是，盗窃是更加正当的事情。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的《致我儿的一封信》是一本只有32页的书，里面有许多令人惊奇的谩骂。我猜想正是书中的谩骂，或那些谩骂所针对的大人物，使得西特韦爵士不得不更换出版社。但在那些不甚公正并且略显轻佻的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艺术家在现代中央集权社会的地位。比方说，下面有几则摘录：
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得抗争，但对于你和你这一代的艺术家而言，现在和将来都得面对一场比以往要艰难得多的挣扎。如今工人更受重视，他们会受到报刊的阿谀奉承和贝弗理奇计划的贿赂，因为他们掌握了大多数的选票。但谁会在乎你和你的命运，谁会惹麻烦去捍卫年轻的作家、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的事业呢？当剧院、芭蕾舞台、音乐厅沦为废墟，而由于培养的中断，几十年内不再有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你能得到什么鼓舞呢？最重要的是，不要低估人们对你的恶意会达到何种程度。不是那些工人，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对艺术怀有一定的尊敬，而且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不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仅存的贵族；而是由夹在两者中间的那些大腹便便的中产阶级人士和小人物组成的庞然大军。在此我必须特别指出，那些公务员都是敌人……你将备受折磨，受困于那些人数虽少但权力很大的专横独断的艺术指导、博物馆骗子、撰文谈论艺术和文学的吃吃傻笑的时尚男女、出版商、记者、导师（说句公道话，这些导师会尝试着帮助你，如果你肯按照他们所说的进行创作的话）和数量庞大的其他人等，他们看到你挨饿不仅不会介怀，还会觉得开心。因为我们英国人在这一方面是非常独特的，虽然我们是一个创造艺术的民族，但我们并不热爱艺术。在过去，艺术得仰仗一小撮非常富有的赞助者。他们所营造的独立王国再也未能重建。“钟爱艺术的人”这个名字令人作呕……你今天所拥有的作为一名艺术家的权利就像以实玛利的权利，每一个人都与你为敌。因此，请记住，被放逐的人绝对不能胆怯。
这些并不是我的观点。它们是一个睿智的保守派的观点，他低估了民主的优点，将其实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好处归到了封建主义的名下。比方说，怀念贵族的赞助就是错的。那些赞助人就像英国广播电台那样难伺候，而且还不会固定地给你支付薪水。我猜想，弗朗索瓦·维庸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诗人一样都不好过，在阁楼忍饥挨饿的文人是富于十八世纪特色的人群之一。在赞助者最好的时代，你得把时间和才华浪费在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上，就像莎士比亚那样。事实上，如果你把艺术家看作是以实玛利，一个不亏欠社会的独立的个体，那么艺术家的黄金年代是资本主义的年代。他摆脱了赞助人，还没有被官僚俘虏。他能靠普罗大众活下去——至少对于作家、音乐家、演员是这样，或许甚至包括画家。大众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别人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会接受什么。事实上，过去近百年来，你可以公开侮辱大众照样活得好好的，就像福楼拜、托尔斯泰、劳伦斯甚至狄更斯那样。

自由资本主义正走向衰亡，艺术家的独立地位必定随之消逝。他只能要么成为闲暇的业余人士，要么当一个官员。当你看到极权主义国家里发生在艺术家身上的事情，当你看着同样的事情正通过内务部、英国广播电台和电影公司遮遮掩掩地发生——这些组织不仅收买了前途无量的年轻艺术家，阉割他们，让他们像拉车的马一样干活，而且还想方设法破坏富于个人特色的文学创作，将它变成流水线式的作业——这些前景让人意气消沉。但是，这仍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注定会毁灭，不值得对其施以援手的事实，虽然在很多方面它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很宽容。因此，你遇到了以下两个对立的事实：一、社会不是为了艺术家而存在的；二、没有了艺术家，文明就将毁灭。我还没有想到这个两难处境的解决办法（办法一定会有的），这个问题并没有经常得到真诚的探讨。

一两个星期前，我得到克里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先生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超越个体》（那是重印的关于神学的系列广播），从护封的宣传上我了解到，一位比较有头脑的书评家将他早前的一部作品《地狱来鸿》与《天路历程》相提并论。“我毫不犹豫地将刘易斯先生的成就与《天路历程》相提并论。”这就是他的原话。这里是《超越个体》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节选：
你知道，即使在人类的层次上也存在着两种伪装。有一种伪装是不好的，那种伪装并非出于真诚，就像一个人假装要帮你，但并没有给予帮助。但还有一种是好的伪装，能够引至真诚的事情发生。当你心情不好但你知道自己应该表现得友好时，你应该做的通常就是装出很友好的样子，好像你是一个比真实的自己更加和气的人。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几分钟后你的心情要比刚才友好了许多。在很多时候，让自己获得某种品质的唯一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行为展现得好像你已经拥有了那种品质。这就是为什么儿童游戏如此重要。他们玩过家家，假装自己已经是成年人——扮演士兵，扮演店主。但他们在锻炼力量和培养智力，因此假装是成年人为他们带来了真诚的帮助。
这本书自始至终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把刘易斯先生与班扬视为同一层次的作家之前会犹豫很久。你必须考虑到这些文章是重印的广播稿，但即使在广播节目中，也实在是没有必要用那些低俗的、无关痛痒的话侮辱听众，如“你知道的”和“提醒你一下”，或像“糟透了”、“好得很”、用“特别”代替“尤其”、“真丢脸”等等这些爱德华时代的口头禅。当然，它的理念是说服心存疑虑的读者或听众，一个人能同时做一个基督徒和“快乐的好人”。我想象不出这一番尝试会有多大的成功，而且英国广播电台对播音员的言论有所约束，使得任何关于神学问题的真实探讨，即使从正统神学的角度，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刘易斯先生在目前很受欢迎，他所得到的广播时间和他所获得的夸张的褒扬都是不好的迹象，值得引起注意。

企鹅出版社现在开始出版法语书了，一本卖半克朗，非常好的迹象。在那些前不久出版的书籍里有安德烈·纪德最新的杂志文章，里面包括了在德占区生活了一年的纪录。我翻阅了一本以前很喜欢的书，安纳托尔·法郎士的《诸神的渴望》（它是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小说），心里不禁想道：要是能把所有对行刑的描写都结集成册，那该是一本多么出色的文集啊！在文学作品中一定有数百篇这样的描写，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们在大体水平上要比描写战斗的篇章出色得多。
在我现在记得的例子中，有萨克雷对库瓦西耶被绞死和在《萨朗波》一书中将角斗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描写、《双城记》的最后一幕、拜伦的信件或日记中的一篇，描写了断头台斩首，还有1745年起义后处决两个苏格兰贵族，我想作者是霍勒斯·沃波尔。在阿诺德·本涅特的《老妇人的传说》中有一章对断头台斩首写得很好，在左拉的一本小说中有一段写得非常恐怖（那本关于圣心教堂的小说）。然后还有杰克的短篇小说《芝加哥》和柏拉图描写苏格拉底之死——你可以将这张清单不停地延伸。一定还有许多韵文诗篇章，比方说，旧时那些描写绞刑的叙事诗，吉卜林的《丹尼·迪弗》或许就借鉴了这些作品。
我觉得很引人注目的是，没有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个人，以赞同的态度描写行刑。占据主导地位的基调总是恐怖。社会显然不能摆脱死刑——有些人为了安全起见，是不能让他们活下去的——然而，当处决来临时，没有人会觉得冷血地杀死另一个人是正当之举。我曾经见过一个人被吊死。毫无疑问，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这么做是违背天理的可怕举动。我相信情况总是一样的——整座监狱，狱卒和囚犯都一样，当有死刑要执行时都很不开心。或许正是死刑无可避免，却又让人本能地觉得它是不对的事情，赋予了如此多的描写行刑的文学作品以悲剧色彩。大部分这些作品的作者亲眼见过行刑，觉得那是非常可怕而且难以完全理解的经历，想要将其记录下来。而描写战斗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那些从未听过枪响的人写的，他们以为战斗就像踢一场足球比赛，不会有人受伤。
或许说没有人以赞许的态度描写行刑有点言之过早，你会想到我们的报纸对法国和其它地方处决那些卑鄙的卖国贼那种兴致勃勃的态度。我想起一份报纸上刊登了整整一系列的相片，展示处决前罗马警察局长卡鲁索。你看到那具庞大臃肿的身躯跨坐在一张椅子上，背对着行刑队，然后步枪的枪管冒起青烟，那具身躯侧着倒了下去。我猜想同意刊登这组照片的编辑觉得那是一则让人很开心的趣闻，但他并没有亲眼目睹那次行刑。我想我可以想象得出那个拍照的人和行刑队的心情。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或者说，重读了一本书——《通灵术的愚昧和欺骗》，二十年前由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发行。这本书不大好找，但我可以推荐贝克霍夫·罗伯茨先生关于该题材的作品。这些书所展现的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那些相信通灵术的科学家的数目。名单包括威廉·克鲁克斯爵士、生物学家华莱士、隆布罗索、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不过后来他的思想改变了）、奥利弗·洛奇和一长串德国和意大利教授。或许这些人不是科学家的顶尖大腕，但你会发现笃信灵媒的诗人数字要少得多。据说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曾邀请著名的灵媒师到家里去，但勃朗宁先生本人一眼就看穿了他，写了一首关于他的声色俱厉的诗作《肮脏的灵媒》。意味深远的是，那些玩魔术的都不相信通灵术。

V2导弹（他们告诉我现在你可以在出版物中上提起这个名字，你就管它叫V2，但不要描述太多的细节）再次展现了人性的矛盾。人们在抱怨这些炸弹爆炸时让人猝不及防。“要是你能提前得到预警，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他们总是这么说。人们甚至缅怀地谈起V1导弹的日子，说至少那些亲爱的老式嗡嗡飞弹让你有时间躲在桌子底下云云。事实上，当嗡嗡飞弹真的落下来时，大家都在抱怨等候它们爆炸的时间难受得很。有的人就是永远无法满足。从我个人来说，我不喜欢V2导弹，尤其是眼下，房子似乎还在因为刚才的爆炸而颤抖，但这些东西让我觉得沮丧的是它们让人们谈论起了下一场战争。每次一枚炸弹爆炸时，我总是会听到沮丧的评论，什么“下一次”之类的话和后知后觉的看法：“我猜想到那个时候他们能跨越大西洋把导弹射过来。”但当你问起这场大家都预料会发生的战争爆发时会是谁和谁打仗，你不会听到确切的答案。那只是抽象的战争——显然，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人类能理智地行事。

下面又是一则脑筋急转弯。下面这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来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雅典的泰门》第五幕：
Come not to me again, but say to Athens
Timon hath made his everlasting mansion
Upon the beach's verge of the salt flood
Who once a day with his embossed froth
The turbulent surge shall cover.
这段话有三个错误，错在哪里呢？

“今天英国只有八十人每年的净收入在六千英镑以上。”（众议员昆汀·霍格先生在他的宣传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中如是说。）
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中大约有80种方式表达不相信——例如“garn”（继续扯）、“come off it”（别扯了）、“you bet”（当然）、“sez you”（去你的）、“oh yeah”（噢，是嘛）、“not half”（一点都不信）、“I don't think”（我可不这么想）、“less of it”（别扯了）或“the pudding！”（瞎说！）但我觉得“and then you wake up”（然后你就醒了）是对上面所引用的那句话最贴切的回答。

最近我读了埃德加·华莱士的传记，由玛格丽特·雷恩几年前执笔。它是真正的从“小木屋到白宫”式的故事，隐晦地对我们这个时代作了一番让人很是吃惊的评论。华莱士的身世非常不幸——他是一个私生子，由养父母在贫民窟带大——完全靠着自己的能力、进取心和努力一步步往上爬。他著书甚丰，在他的晚年一年能够出八本书，还写剧本、广播稿和许多报道。他只需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构思好一部长篇小说。他不事锻炼，在一间热得要命的房间的玻璃屏风后面奋笔疾书，不停地抽烟和喝很多加了糖的茶。五十七岁的时候他死于糖尿病。
显然，从华莱士的几部更具野心的作品可以看出，他还是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的，但他最主要的目的是挣钱，而他做到了。晚年时的他每年挣大约五万英镑。但那些钱来得容易去得快。他经营剧院亏了本，养了好几匹赛马很少获胜，而且他还花了很多钱买了好几座房子，请了二十个仆人。当他突然在好莱坞暴毙时，人们发现他欠了十四万英镑的债务，而他的流动资产几乎为零。不过，他的书卖得很火，在他死后的两年里，他的版税多达两万六千英镑。
奇怪的是，这种完全荒废的人生——终其一生总是坐在局促的房间里，用略带恶毒的废话填满一张又一张的稿纸——被称为，或在几年前曾经被称为“励志榜样”。华莱士写的都是“要么飞黄腾达要么一败涂地”的书，从斯迈尔斯的《自助》以降这类书一直都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世界在他生前死后给了他想要的回报。当他的遗体被带回国时，
“他被抬上游轮‘伯伦加莉亚号’……身上覆盖着一面米字旗和鲜花。他独自躺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棺材上盖满了花圈。他从未进行过这么平静而高贵的旅行。当那艘游轮驶进南安普顿的水域时，它的旗帜在桅杆的一半高度处飘扬着，南安普顿的旗帜缓缓降下向他致敬。弗里特街敲响了钟声，温德汉姆酒店熄灭了灯光。”
他得到了这一切和一年五万英镑！他们还在鲁德门广场的墙上挂着华莱士的铭牌。想到伦敦能在弗里特街纪念华莱士，在肯辛顿花园纪念巴利，却不肯在兰贝斯为布莱克竖立一座纪念碑，真是奇怪。

如果你关心英语的保护，你总是得作出决定的一点就是，当一个词语改变了词意时，是否值得进行斗争。
有些词语已经没得救了。我想你不能将“impertinent”（不恰当的）、“journal”（杂志）或“decimate”（什一抽杀）的原义恢复。但近几年来渐渐普及的用“infer”（推断）表示“imply”（暗示）的用法呢？（“He didn't actually say I was a liar, but he inferred it.”［他没有明说我是个骗子，但他暗示了。］）你应该为这种事情进行抗议吗？你应该默许某些单词的意思被人为地狭义化吗？比如说，“immoral”（不道德，几乎总是意味着在性问题上不道德）和“criticize”（批评，总是意味着不予好评）。让人惊讶的是，有许多词语演变成为纯粹表示性意味的词语，一部分原因是报纸出于委婉表达的需要。像“intimacy took place twice”（发生了两次亲密关系）这样的话基本上已经不再表示“亲密”的本义。而其它十几个词语也同样发生了语义的转变。
显然，这种事情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但就算你抵制通行的词语用法，能否收到成效尚未可知。词语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神秘的过程，我们不明白个中规律。在1940年，“wallop”这个词表示淡味啤酒，突然间整个伦敦都在用这个词。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词，可它似乎不是一个新的词语，但只局限于伦敦的一个地区。然后它突然间传遍整个伦敦，现在似乎再次消亡了。有的词语在蛰伏了数百年后还会复兴，但原因不是非常清楚。比方说：“car”这个词只在古典诗歌里使用，从未在英语中通行，但在1900年左右，这个词复活了，用于表示那种新发明的交通工具。
因此，我们的语言肯定正在发生的退化或许是一个无法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加以制止的过程。但我希望看到有人进行这一尝试。而作为开始，我希望看到有几十位记者向一些显然很蹩脚的词语用法宣战——比方说，那个令人讨厌的动词“contact”（接触）或给每个动词加上不必要的介词的美国式习惯——看看能否齐心协力将其消灭。

一则关于书评家的习惯的趣闻。
不久前有人请我为一本没有名字的年度剪贴册写一篇文章。在最后一刻（我很开心地说，我收到钱了）那些出版商决定我的文章必须被拿掉。这时候那本书正在装帧成册。那篇文章从每册书里撤掉，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办法将我的名字从标题页上的撰稿人名单里删掉。
此后我收到了几份报刊的剪报，里面提到了这本书。每次我都被提到是“撰稿人”之一，但没有一位书评家发现我的那篇文章其实不在里面。
现在“explore every avenue”（探索各种途径）和“leave no stone unturned”（巨细无遗）已经是被人嘲笑的表达方式，基本上没有人在用了。我想是时候发起一场运动去抵制另外一些充斥于我们的语言中、已经老掉牙的无用比喻。
有三个比喻是我们完全不需要的，分别是“cross swords with”（交锋）、“ring the changes on”（老调重弹）和“take up the cudgels for”（执仗保卫）。这些及类似的表达方式是多么死气沉沉，你可以从许多人甚至不记得它们原来的意思这个事实得以了解。比方说，“老调重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或许它曾经和教堂的钟声联系在一起，但除非你翻开字典，否则你是不能肯定的。“执仗保卫”或许源自几乎已经绝迹的棍棒游戏。当一个表达方式已经像这样远远偏离了其原本的意思时，它作为一则比喻的价值——即它提供具体的形象说明的表现力——已经消失了。写“某某某执仗保卫什么”根本没有意义。你应该要么说“某某某捍卫了什么”、要么构思出一则真的能让意思更加生动的新比喻。
有时候，这些被过度使用的表达方式由于用字不当而失去了原来的意思。比方说“plain sailing”（一番风顺）（应该是“plane sailing”［一帆风顺］）。还有“toe the line”（绳趋尺步）这个表达方式经常被写成“tow the line”（绳趋尺布）。写出这些表达方式的人显然没有赋予他们所用的词语以具体的意思。

有人刚刚给我送来一本美国时装杂志，我不会透露它的名字。它有325页大四开版面，大概有15个版面用于刊登关于世界政治、文学等方面的文章。其余的版面全都是图片，周围是一些凸版印刷的文字：晚礼服、貂皮大衣、内裤、裤子、胸罩、丝袜、拖鞋、香水、唇膏和指甲油的图片——当然，还有美得让人窒息的女人的图片，穿着用着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整本刊物有多少幅女人的图画或相片，但前50页就有45个女人，全都是美女，你可以大致算出数字。
当你看着这些图片时，你会觉得很惊讶，如今似乎追求的是那种养尊处优、倦怠乃至颓唐的美感。几乎所有这些女人的身材都十分修长，似乎现在流行的是高颧骨的古埃及式的脸，大体上她们的髋部都很窄，双手就像蜥蜴的爪子那样细长无力。显然真的有这么一种身材，因为在图片里和画册里都频繁出现过。另一个显眼的地方是那些广告的文风，那是一种奢华夹杂着富于表现力的技术词汇的独特文风。像“suave-mannered”（举止斯文）、“custom-finished”（度身定制）、“contour-conforming”（符合轮廓）、“mitt-back”（露背）、“innersole”（鞋内垫）、“backdip”（后背镂空）、“midriff”（露腰上衣）、“swoosh”（潇洒）、“swash”（气势夺人）、“curvaceous”（曲线玲珑）、“slenderize”（修身）、“pet-smooth”（小鸟依人）等词语遍拾可见，显然认为读者一看就会明白。这里随机举几个句子为例：
“A new Shimmer Sheen colour that sets your hands and his head in a whirl.”（“一种新的闪耀颜色，双手挥舞间使他意乱情迷。”）
“Bared and beautifully bosomy.”（“赤裸而美妙的胸膛。”）
“Feathery-light Milliken Fleece to keep her kitten-snug！”（“米利肯羽光羊毛让她像猫咪一样惬意！”）
“Others see you through a veil of sheer beauty, and they wonder why！”（“在众人眼中，你是神秘朦胧的绝世尤物，他们都很惊讶为什么会这样！”）
“Gentle discipline for curves in lacy lastex pantie-girdle.”（“蕾丝橡胶松紧腰带，温柔地凸显你的曲线。”）
“An exclamation point of a dress that depends on fluid fabric for much of its drama.”（“一条令人惊艳的裙子，取决于它犹如戏剧般跌宕起伏的柔滑布料。”）

近年来，似乎有一种回归窒息而死的趋势。我没有观看到在哈尔科夫吊死德国战犯的纪实电影，但英国报刊中的描写似乎表明那个较为古老的方式被采用了。巴尔干地区的几个国家的行刑似乎也是这种方式。
报纸上对于纽伦堡绞刑的描写含糊不清。有人谈起下落板，但也有人说这些该死的人得折腾上十几二十分钟才死掉。或许这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妥协，他们决定用下落板，却又把它弄得很短，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国家仍然接受绞刑作为死刑的处理方式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绞刑是野蛮而没有效率的行刑方式，至少，关于它有一件事情——我相信是这是众所周知的——是如此污秽，几乎无法刊登出来。
但是，直到不久前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颇感不安的，我们一度还是只在私底下进行绞刑的。事实上在战前，公开处决在几乎每个文明国家都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它似乎正在回归，至少在政治罪上是这样，虽然我们还没有真的重新引入这一做法，但通过观看新闻纪实片，我们的确是以看客的形式间接参与了。
回顾历史并进行思考时，你会觉得奇怪：就在十几年前，废除死刑是每个开明人士认为是天经地义且应该支持的事情，就像离婚改革或印度独立一样。而现在不仅要支持死刑，而且还要大声疾呼杀的人不够多才是开明的标志。
因此，在我看来，了解目前窒息而死是否正成为常规的做法是挺重要的，因为，如果人们被教导不仅要为杀人叫好，而且还要为某种格外残忍的虐待形式叫好，那将标志着自1933年以来我们再次走向堕落。

当你考虑从1930年前后至今局势的走向，你很难相信文明将继续存在。我不是在说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务实的政治，跑到某个偏僻的地方，专心寻求个人救赎或建造自给自足的社区，等候着原子弹将人类文明摧毁的那天。我认为你必须继续政治上的斗争，就像一个医生必须尽力拯救一个垂死病人的生命一样。但我的建议是，除非我们开始意识到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意识到这个世界得了神经病，而要治病就必须先进行诊断，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重要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灾难都是没有必要的。大家都认为人类想要的就是舒适。现在我们拥有了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过上舒适日子的能力。大自然或许时而会以地震或飓风打击我们，但我们逐渐驯服了它。但是，就在此刻，当物资足以供应每个人享用时，几乎我们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彼此之间掠夺领土、市场和原材料上。就在此刻，当财富可以广泛分配，没有哪个政府需要害怕强烈的反对时，他们却声称政治自由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半的世界被秘密警察统治。就在此刻，当迷信被碾碎，一种对待宇宙的理性态度成为可能时，自由思考的权利却遭到空前程度的否决。事实上，只有在人类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奋斗的时候，他们才会开始互相残杀。
对于那些目前统治着世界的人的行为，很难直接从经济上进行解释。对于纯粹权力的渴望似乎大大超过了对于财富的渴望。有很多人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奇怪的是，对于权力的欲望似乎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性本能，任何年纪的人都受其影响，就像对食物的渴望一样。事实上，就像酗酒或赌博一样，它并不像生物本能那样是天生的。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它达到了新的癫狂程度——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现代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使得欺凌别人成为主要的动机呢？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少被提起，从来没有人跟进——在你的晨报上或许时不时就会刊登一些好消息。
然而，虽然我们所生活的年代看上去是如此不堪，但比起以前的时代它或许并不差到哪儿去，甚至没有大的区别。至少当我想起我的朋友翻译的一句印度格言时，我就会想到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
四月豺狼生，
六月河泛滥，
此生未曾见，
洪水高如许。

许多作家，或许是绝大多数作家，到了中年时就应该干脆停止创作。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并不会让他们停下来。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知道其它谋生之道，而写作，以及伴随而来的一切——争吵、竞争、奉承和成为一个准公众人物的感觉——这些是会上瘾的。在一个合理的世界里，一个倾诉完他想说的话之后的作家会从事其它职业。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就像政治家一样，他觉得退休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在他的创作冲动早已耗尽之后他仍继续创作，大体上，他越不知道自己在模仿自己，其作品就越加低劣。

让整件事情略显可悲的是那一番坦白——苏林的公关人员并不习惯于这么诚实地坦白——承认俄国文学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水平。因为苏联代表了文明在当前的最高形式，显然它应该在文学方面引领世界潮流，就像其它方方面面一样。“当然，”日丹诺夫说道，“我们的新社会主义体制体现了人类文明和文化历史上一切最好的事物，它有能力创造出最先进的文学作品，将旧时代最好的文学作品远远地抛在后面。”《消息报》（引自纽约报纸《政治》）进一步说道：“我们的文化屹立在比资产阶级文化更高的水平之上……我们的文化不应当是学生和模仿者，恰恰相反，它应该要指导其它文化何谓人类的基本道德，这难道不是明摆的事情吗？”然而，不知怎地，这一预料中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他们颁布了指示，通过了毫无异议的决议，顽抗不从的作者无法发出声音，但不知道为什么，充满活力的原创文学作品，无疑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端大气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出现。
这些事情以前发生过不止一次。言论自由在苏联有起有落，但大体的趋势是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政治家们似乎没办法想明白的事情是，靠恐吓别人服从命令是诞生不了有活力的文字作品的。只有在一个作家能畅所欲言的时候，他的创作力才能得以发挥。你要么摧毁自主创作，生产符合正统但没有活力的文学作品，要么你就得让人们畅所欲言，代价就是有的人会说出异端思想的话。只要书是个体的创造，这就是一个无解的两难之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比起那些受迫害的人，我更同情那些迫害者。或许左琴科和其他人至少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怎么一回事，并获得满足，而那些折磨他们的政客只是在尝试不可能的事情。日丹诺夫和他的同僚应该说的是：“就算苏联没有文学也依然能够存在。”但那并不是他们能说出口的话。他们知道它很重要，它代表了尊严，而且对于政治宣传很有必要。他们会继续鼓励文学创作，假如他们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因此他们继续进行清洗和发出指示，就像一条鱼一次又一次地用鼻子去撞击水族箱的缸壁，没有智慧意识到玻璃和水是不一样的东西。

下面的内容出自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
当你在早晨不情愿地起床时，你要想到：我正起来去做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我要去做的是我为之而存在，为之而被带到这个世界的工作，那为什么我要感到不满呢？难道我是为了躲在温暖的被子里睡觉而生的吗？这确实比较舒服。但你的存在是为了享乐，而不是为了行动和努力吗？你没有看到那些微不足道的植物、小鸟、蚂蚁、蜘蛛、蜜蜂都在一起工作，尽它们在宇宙中的本分吗？你不愿承担一个人的责任，不赶快去做那合乎你本性的工作吗？
将这段名言写成大字挂在床对面的墙上是一个不错的计划。但如果这么做行不通的话，有时候别人告诉我另一个不错的计划，那就是买一个最响的闹钟，放在一个你不得不起床绕过几件家具去把它关掉的地方。

你与一份报纸或杂志的关系比与一个人的关系更加多变和断断续续。一个人或许时不时会染染头发或皈依罗马天主教，但他不能在本质上改变自己，而一份期刊会在同一个名字下经历一系列不同的形态。《论坛报》在它短短的一生里假如不是三份的话，也已经是两份截然不同的报纸。我和它的接触经历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开始的时候有一段过节。
直到1939年我才知道有《论坛报》这么一份报纸。它创刊于1937年初，但在战争开始前的30个月里，我有5个月住院，13个月在国外。我想让我首先注意到它的是一篇对我的小说不是很友好的书评。在1939年至1942年间，我有三四本书出版或重印，我想在《论坛报》里连一篇“正面的”书评都没有刊登，直到我成为里面的一名员工。（无消说，这两件事之间没有联系。）之后，在1939年那个寒冬，我开始为《论坛报》撰稿，虽然刚开始时很奇怪，我没有定期去读它，也没有好好弄清楚它到底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报纸。
雷蒙德·普斯盖特是那时候的编辑，他时不时让我写写小说评论。我没有领稿酬（直到不久前，为左翼报纸写稿能领到稿酬都是罕有的事情）。只有当我到伦敦去普斯盖特在伦敦城墙附近的那间四壁空空灰尘遍地的《论坛报》办公室时，我才会读到这份报纸。它正遇到了种种困难。它仍是一份三便士的报纸，读者群体主要是产业工人，跟随“人民阵线”的纲领，与左翼书社和社会主义者联盟有联系。随着战争的爆发，它的发行量严重下挫，因为曾经是最热心支持它的共产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如今拒绝帮助它发行。不过，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继续为它撰稿，战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继续进行徒劳无功的争论，在它的专栏上大鸣大放，而德国的军队则在集结，准备发动春季攻势。

1945年初，我以《观察者报》记者的身份去了巴黎。《论坛报》在巴黎的声望之高很让人奇怪，这是从解放前就开始的。要买到这份报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英国大使馆每周收到的十份报纸，我相信，根本没办法拿到外面去。但是，所有我遇到的法国记者似乎都听说过它，知道它是英国一份既不会不加批判地支持政府，也不反对战争，更不盲目接受俄国神话的报纸。那时候有一份名为《解放报》的报纸——我可以肯定地说它仍然存在——可以说，它就是法国的《论坛报》，在德国占领期间，它和《巴黎人报》在地下进行刊印，用的是同一批机器。
《解放报》一边要反对戴高乐主义者，另一边要反对共产主义者，几乎没有资金，由踩单车的志愿者进行派发工作。有几个星期，它遭受了内容审查，被封杀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比方说，一篇名为《关于印度支那的真相》的文章就只剩下标题，下面的整个栏目都是空白的。来到巴黎一两天后，我被带去参加一场《解放报》支持者的半公共集会。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有一半人听说过我和《论坛报》。一个穿着黑色灯芯绒马裤的大块头工人朝我走来，大声说道：“啊，是您哪，乔治·奥威尔先生！”差点把我的手骨连骨髓都榨出来。他听说过我，因为《解放报》曾翻译过《论坛报》的文摘。我相信有一个编辑以前每周都会去英国大使馆要求阅读一份《论坛报》。我觉得莫名的感动：原来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能够成为公众人物，而住在斯克里布酒店的那一大帮美国记者，穿着铮亮的制服，领着优厚的工资，我从未遇到他们当中有人听说过《论坛报》。
1946年的夏天那六个月，我放弃了在《论坛报》的撰稿工作，成为一名读者，很有可能这种事情我会时不时再做一次。但我希望我和它的关系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我希望到1957年我会再写一篇周年纪念文章。我并不希望那时候《论坛报》干掉所有的竞争对手。多姿多彩才构成大千世界，如果你能想通这一点，或许你会发现即使是“——”也有其意义。就我所知，《论坛报》本身并不完美，我在里面工作过。但我认为它是仅有的真的在努力倡导进步和传播人文的周报——将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尊重言论自由和对待文学和艺术的文明态度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它现在能比较流行，甚至是它能以现在的形式办了五年或更久，都是充满希望的迹象。

斯克尔顿不是一个好找的诗人，我从未拥有过他的作品全集。最近在我获得的一本选集中，我想找一首诗但没有找到，那首诗我记得在好几年前读过。它是一首所谓的双语混合诗——一部分内容是英语，一部分内容是拉丁语——哀悼某个人的逝世。我只记得这么一节：
他埋葬于草茔中，
上帝原谅了他的罪行，
他就埋葬在你的脚下，
一个傻瓜、笨蛋、倔头，
直到永远永远。
 
它留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它表达出了一个在我们的时代完全不可能有的世界观。今天基本上没有人会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描写死亡。自从对于个体不朽的信仰式微之后，死亡从来不被认为是有趣的事情，得过很久它才会重新被视为有趣的事情。因此，那些曾经是乡村墓地常见景致的俏皮墓志铭就消失了。要是我看到一则1850年后的滑稽墓志铭，我会觉得很惊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基犹有这么一则，大概就是那段时间立的。那块墓碑石大概有一半的空间刻满了一个丧偶的丈夫为亡妻写的长篇祷文，在墓碑的底下后来又刻上一句：“如今他也走了。”
最好的英文墓志铭之一是兰多的《致狄耳刻》，那是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的化名。它不是一味追求滑稽，不过带有调侃的意味。要是我是一个女人，那会是我最喜欢的墓志铭——我希望把它作为自己的。它是这么写的：
地狱的游魂啊，挨紧一点，
你们和狄尔刻同坐一条船，
免得卡戎见到她，
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人，而她是一个鬼魂。
 
能有人为你写出这样一则墓志铭，死几乎是值得的。

有报道说，过去几个月来，一出禁止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将在英国广播电台上播放（这或许会让它比演出接触到数量更多的公众），这再次暴露出英国文学审查制度种种规矩的荒谬。
只有戏剧和电影在上演之前得提交审查。至于书籍，只要你愿意承担被控告的危险，你想印什么都可以。因此，被封杀的戏剧如格兰维尔·巴克的《颓废》和萧伯纳的《沃伦太太的职业》能立刻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而没有遭到指控的危险，而且由于之前发生的丑闻而卖得更好。可以公道地说，好的剧目总是迟早能重见天日。就连《颓废》这么一出以政治和性爱为题材的剧目，在完稿的三十年后也终于得以上演，那时候针砭时弊赋予它的力量已经消失了。
张伯伦勋爵对戏剧审查制度的害处不在于它封杀戏剧，而在于它的作风野蛮愚蠢，而且，显然由那些没有经过文学熏陶的官僚在执行。如果要真的进行内容审查，最好应该在事先发生，这样的话作者或许就知道自己的处境。在英国封杀书籍是非常罕见的事情，但那些真的发生了的封杀事件总是很武断。比方说，《孤独的井》被查封了，而其它在同一时间出版的主题相同的书籍则没有引起注意。
被盯上的书籍都是那些碰巧引起某位大老粗官员的注意的书。或许现在出版的半数小说都得遭受这一命运，如果它们碰巧所遇非人的话。事实上——虽说死者为大——如果我们的法官和警察真能读懂古文的话，我怀疑彼得尼乌斯、乔叟、拉伯雷或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也会被删节。

最近我看了一本儿童字母表图画册，是今年出版的。它是那种所谓的“旅行字母表”。下面是J、N、U三个字母的顺口溜：
J for the Junk which the Chinaman finds, is useful for carrying goods of all kinds.（J就是中国佬找到的垃圾，他们的用处就是搬东西。）
N for the Native from Africa's land. He looks very fierce with his spear in his hand.（N就是非洲来的土著，他们手里拿着长矛，表情非常愤怒。）
U for the Union Jacks Pam and John carry, whole out for a hike with their nice Uncle Harry.（U就是潘姆和约翰扛着米字旗去远足，跟着亲爱的哈利叔叔。）
图片里的那个“土著”是一个祖鲁人，只穿着一小块豹皮和佩戴几个手镯。至于“垃圾”，图片里画得很小，但里面那个“中国佬”似乎留着长辫。
或许对于米字旗的出现不会有太多的反对意见。这是一个民族主义互相倾轧的时代，如果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挥舞着属于自己的旗帜，又有谁能说三道四呢？但在1947年，真的有必要教小孩子说“土著”和“中国佬”这样的词语吗？
“中国佬”这个字被中国人认为是侮辱性的名称至少已经有十几年了。至于“土著”，即使在印度，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遭到官方的反对了。
回应说印度人或非洲人被称为“土著”时觉得受到侮辱是一种幼稚的行为是没有用的。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只是形式不同。如果中国人希望被称呼为“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佬”；苏格兰人拒绝被称为苏格兰人，如果黑人（Negro）要求将第一个字母大写为N，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只是最基本的礼貌。
关于这本字母画册让人感到难过的是，作者显然无意侮辱那些“劣等”种族。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土著”是衣不蔽体的滑稽的黑人，而“中国佬”留着长辫，背着一堆垃圾在走路——这就像说英国人戴着高礼帽和乘着两座小马车是真实的情况一样。
这一无意识的傲慢的态度是从小就学到的，然后，就像本文所写的，传给新一代的儿童。有时候，它在开明人士中间会骤然显现出来，产生了不和谐的后果。比方说，1941年底，当中国正式成为我们的盟友，在第一个重要的周年志庆时，英国广播公司在播音大楼挂起了中国国旗，却把它给挂倒了。

当我在英国广播公司上班时，我经常会邀请重要人物做节目。我很惊讶地发现似乎没有几个职业政客意识到广播是一门需要学习的艺术，而且它和上台演讲很不一样。一个在某个媒体上表现一流的人到了另一个媒体或许就会不知所措，除非对其重新加以培训。举个例子，厄尼斯特·贝文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却是一个很蹩脚的广播者。艾德礼的声音要好听一些，但似乎没有演说的天赋。丘吉尔的战时广播内容华而不实，但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是，丘吉尔让人感觉他曾经学习过对着麦克风进行演说的技巧。
当一个说话人不被别人看见的时候，他不仅无法运用他的个人魅力，即便他真的有魅力，而且他无法通过姿势对重点进行强调。他无法运用肢体语言，因此，不得已更加精心地编排发音。对于任何希望改善其麦克风演讲的人，一个有益的锻炼就是将自己的演讲进行录音，然后听其内容。你会觉得很惊讶，甚至觉得很震惊。不仅你的声音从外面听起来比起从你的头颅里听起来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它听起来总是平淡无奇。要在广播中听起来显得自然，你必须在心里觉得自己正在进行夸张的表演。如果你像平时那样或在演讲台上那样说话，效果总是会很无聊。事实上，那就是大部分没有受过训练的广播者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是当他们念稿的时候，而当播音员听起来很无聊，听众自然就会觉得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