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行的《新共和报》名为《黑人：他在美国的未来》的特别增刊值得一读，但它所引发的问题比它所探讨的问题还要多。它揭示了当前黑人平心而论在美国非常糟糕的待遇。虽然战争带来了明显的需要，但黑人仍被排挤在技术工作之外，在军队中遭受孤立和侮辱，被白人警察殴打，被白人法官歧视。在南方几个州，他们被征收人头税，剥夺了公民权。另一方面，那些拥有投票权的人受够了当前政府的所作所为，开始转向共和党——这实际上意味着支持大型商业财团。但所有这一切只是世界领域内的肤色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这本增刊的作者所没有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里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一个没有被提及的重大政治事实就是生活标准的差异。一个英国工人在香烟上所花费的金钱大概相当于一个印度农民的全部收入。要社会主义者承认或强调这一点并不容易。如果你要人民起义反对现有的体制，你必须向他们表明他们生活得很惨。一开始你就告诉一个领救济金的英国人说，在一个印度苦力的眼中他几乎就像一个百万富翁，这一策略实在令人生疑。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缄默，至少在欧洲这边是这样。它使得白人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无法团结一致。白人工人几乎不知道——或许是不想知道——他们正在剥削有色人种工人。作为报复，有色人种工人能被利用并正被利用以反抗白人工人。在西班牙，佛朗哥的摩尔人部落正在从事那些孟买工场中饥肠辘辘的印度人或被她们的父母卖身为奴的日本工厂女孩的工作，只是更加引人注目。根据目前的情况，亚洲和非洲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为破坏罢工提供劳工的储备区。
我们不能责备有色人种工人不和他的白人同志团结在一起，后者的生活标准和他自己的生活标准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使得西方的任何生活标准的差距都显得微不足道。在亚洲人的眼中，欧洲人的阶级斗争就是一场骗局。社会主义运动在亚洲或非洲从来无法真正立足，甚至在美国的黑人中也是如此，在每个地方，它被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所取代。因此，就有了思想进步的黑人准备投票给杜威和印度的国大党成员选择支持本土的资本家而不是英国工党这一幕幕奇观。在数亿“非白人”人民的生活标准被提升到和我们的生活标准同等水平之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这或许意味着暂时降低我们自己的标准，但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在全方位地回避这个问题。

就英美关系而言，有三个问题亟须公开，但在英国的报刊里却只字未提。

一、英国的反美情绪。在战前，反美情绪是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事情，原因是帝国强权和商业嫉妒，以讨厌美国口音等作为掩饰。工人阶级并不反对美国，而是通过电影和爵士歌曲在说话上迅速被美国化。现在，不管我的那些来信读者是怎么说的，无论在哪里我都很少听到对美国人的褒扬。这显然是美军抵达英国引起的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地中海战役成为一场美国秀，而英国人付出了大部分的伤亡，使得情况更加糟糕。（见菲利普·乔丹在他的《突尼斯日记》中的评论。）我并不是说英国民众的偏见总是有理，我是说它们确实存在。

二、美国的反英情绪。我们应该面对许多美国人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讨厌和鄙视我们。媒体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持反英基调，还有不计其数的其它报纸以零星的方式攻讦英国。此外，在舞台上、漫画中和廉价杂志里总是对所谓的英国习惯和举止进行嘲讽。典型的英国人被描绘成空有贵族头衔的优柔寡断的笨蛋，戴着单边眼镜，老是说着“呃，呃”。就连相对负责任的美国人也相信这一说法。比方说，资深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在一次公众演讲时说“英国人就是骑马的贵族势利鬼”。（四千六百万骑马的势利鬼！）在美国的舞台上，英国人几乎从未扮演过正面角色，就像黑人最多只能扮演丑角一样。但是，美国的电影工业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协议，不对日本角色进行丑化，直到珍珠港事件！
我并不是在因为这些而责备美国人。那些反英媒体的背后有强大的商业力量，此外还有历史上的争端，而很多时候英国是错误的一方。至于盛行的反英情绪，这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己总是把最糟糕的人给送出去。但我想要强调的是，美国的这股反英思潮非常强大，而英国的媒体一直未能引起对它们的关注。英国从未有过你能称之为反对美国的媒体，自战争爆发以来，我们一直拒绝回应批评，并对电台节目进行仔细的内容审查，将任何美国人可能会反对的内容删掉。结果，许多英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如何被看待的，当他们发现的时候会大吃一惊。

三、士兵的薪水。自第一批美国部队来到这个国家已经快两年了，我几乎没看到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在一块。显然，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薪水的差别。你没办法和一个收入是你五倍的人成为真正的密友。在金钱上，整支美国军队处于中产阶级的水平。在战场上这或许不打紧，但在训练的时候英国士兵和美国士兵几乎不可能相亲相爱。如果你不指望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结下友谊，那就最好不过了。但如果你希望两支军队关系和谐，要么你得支付英国士兵一天十先令的薪水，要么你得让美国士兵把多出来的那部分薪水存在美国。我不知道哪一种做法是正确之举。

如今要在政治上觉得开心，你的记忆应该像一头动物那样。那些最激烈反对释放莫斯利的人是已经解体的“人民大会”，当莫斯利被软禁时，“人民大会”正在发起“停止战争”的运动，和莫斯利本人发起的运动几乎并无二致。我知道有一个女士针织圈子，它是为了给芬兰人织毛衣以示支持而成立的，而两年之后，它将手头还剩下的毛衣送给了俄国人——一点儿也不觉得矛盾。1942年初，我的一个朋友买了几条熏鱼，包在一张1940年的报纸里。那张报纸一面刊登了一篇文章，声明红军不是什么好东西，另一面则是一篇文章在吹捧那个英勇的水手和著名的亲英派达尔兰将军。但这一方面我最喜欢的例子是《每日快报》在苏联参战的几天后发表的一篇社论，声称“本报一直致力于营造和谐的英苏关系”。

有一件事是普遍现象——无论是悲伤地念叨着“失败的纪律”的贝当，或是谴责自由主义的索列尔，或对俄国革命摇头叹息的别尔佳耶夫，或是在《每日快报》中为贝弗理奇摇旗呐喊的“比奇康莫”，或是躲在美国舰队的大炮后面倡导不抵抗主义的赫胥黎——那就是，他们拒绝相信人类社会能有根本的改善。人类不可能变得完美，单纯只是政治上的变革不会有任何影响，而进步只是一个幻象。这一信念与政治反应的联系当然是显而易见的。虚无主义是富人最好的借口。“人不能靠立法变得更好，因此，我就可以继续敛财。”没有人会说出这么庸俗的话，但这些人就是这么想的，哪怕是那些像迈克尔·罗伯茨和休姆本尊那样的人，承认人类社会也许能够取得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的改善。
这些新悲观主义者的危险之处在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正确的，只要你认为在短期内对未来不抱太大希望是明智之举。改善人性的计划总是以失败告终，那些悲观主义者比乐观主义者有更多的机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渐渐地，那些宣扬毁灭的先知就比那些以为靠普遍教育、女性解放、国联什么的就能实现真正的进步的人更加正确。
真正的答案是不要将社会主义与乌托邦联系在一起。几乎所有的新悲观主义者的诡辩就是树立一个稻草人，然后再把他打倒。那个稻草人名叫“完人”。社会主义者被斥责相信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后，社会能够变得全然完美，还相信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批驳这种信念不费吹灰之力。
答案就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完美主义者，甚至或许不是享乐主义者，而且这个答案应该比平时更加大声地说出来。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宣称有能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完美，他们只是说能将它变得好一些。任何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都会向天主教徒承认，等到经济不公得以纠正的那一天，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个根本问题仍会悬而未决。但是，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是：当普通人所关注的百分百依然是经济问题时，这个根本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马克思已经总结道：社会主义到来之后，人类的历史才将得以开始。与此同时，那些新悲观主义者就躲在每个国家的媒体后面，在年轻人中间更有影响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皈依，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在阅读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上不断出现的那些关于“战争罪”的讨论时，我注意到许多人发现战争不是犯罪似乎很惊讶。希特勒似乎没有犯下任何可被指控的罪行。他没有强奸任何人，也没有亲手进行过劫掠，没有亲手虐待过任何囚犯，没有活埋过任何伤员，没有把婴儿扔到空中，然后用刺刀将其刺穿，没有用汽油淋湿修女，并拿教堂的蜡烛将她们点着——事实上，他从未犯下任何敌国的国民在战争时期总是被控诉的罪行。他只是促成了一场或许会让两千万人丧生的世界大战，而这本身并不是什么不法行为。当合法性意味着权威，而没有权威能够拥有超越国境的权力时，违法又从何而来呢？
最近在哈尔科夫进行的审判中曾尝试对希特勒、希姆莱和其他要为下属的罪行负责的人进行定罪，但连这种事都要去做本身就表明希特勒的罪行并非是不言自明的。据说他的罪行并不是创建一支进行侵略的军队，而是指示那支军队虐待囚犯。就其本身而言，暴行与战争行为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暴行指的是没有真正的军事目的的恐怖行径。如果你承认战争，那你就必须承认这一区别。然而，在一个杀害个别市民就是错的，而往住宅区投下一千吨高性能炸药则是正义之举的世界里，有时候真的会让我猜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是不是一个天外世界开设的疯人院。

当你收集完元首们的相片后——那些已经是元首和想要当元首的人物，你会注意到几个贯穿整张清单的特征。首先，他们都是老人。虽然到处都在说一些关于政坛年轻化的客套话，但从来没有一个人不到五十岁就坐上一个真正大权在握的位置。其次，他们几乎全都个头矮小。很少有独裁者身高在五英尺六英寸以上。第三，他们几乎都长得很丑，有时候丑得格外离奇。那套照片里应该包括大动肝火的施特莱歇尔、像是狒狒的日本军阀，长着双下巴的墨索里尼、没有下巴的戴高乐、矮胖臂短的丘吉尔、长着长长的鹰钩鼻和招风耳的甘地、露出三十二颗牙齿每一颗都是金牙的东条英机。在每幅照片的对面将会放一张该国的普通人的相片与其进行对比。在希特勒的相片对面是一张德国潜艇上的年轻水手的照片，东条英机的相片对面是一个旧时的日本农民的相片——等等等等。
但回到授勋名单。当你想到几乎全世界都已经抛弃了这一做法时，看到这一番空洞的恭维仍然在英国这个贵族观念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式微的国家继续进行，确实会让人觉得很奇怪。贵族统治赖以存在的种族差异在中世纪末就已经从英国消失了，纯正的“名门血统”本身就是无价之宝，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理念在伊丽莎白时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已经是赤裸裸的富豪统治。然而，我们仍然在间歇性地挣扎着标榜自己有着中世纪封建体制的色彩。
想想看，纹章院在庄严地伪造族谱，设计出独角兽或匍匐或回顾等姿态的纹章给那些戴着圆顶高帽、穿着条纹西裤的公司董事！我最喜欢的是那套按照所做坏事的多少授予荣誉的精心分级的体制——商业巨子被册封男爵，时髦的外科医生被册封为从男爵，乖乖听命的教授被册封为爵士。但这些人以为他们自称勋爵、爵士什么的，就和中世纪的贵族有共同之处？比方说，沃尔特·席特林勋爵会觉得自己和罗兰公子（席特林公子来到黑塔！）是一样的人吗？或者说，纽菲尔德勋爵会觉得我们以为他就是一个穿着锁子甲的东征十字军吗？
然而，授勋名单的这一套把戏有一个特别实际的目的，那就是，头衔相当于一个上等的化名。甲先生能将自己变成乙勋爵，将自己的过去隐藏起来。这场战争中所进行的一些部长委任要是没有这一伪装几乎不可能得以进行。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说的：“这些人频繁地更改名字，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就像你没办法知道小偷的身份一样。”

有一天晚上，一个吧女告诉我，如果你往一个潮湿的杯子倒啤酒，啤酒的气就会跑得飞快。她还说把你的八字胡浸进啤酒里也能让酒跑气。我立刻接受了她的看法，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事实上一回到家我就剪下胡须，我有几天忘记刮胡子了。
后来我才想到这或许就是那些带有科学真相色彩的迷信，或许能一直流传下去。在我的笔记本里，我记录了长长一列童年时教给我的谬论，每一个谬论都不是老妇人的流言，而像是一个科学事实。我不能全部列出来，但有几个是我深信不疑的：
*天鹅只要扇一扇翅膀就能打断你的腿。
*切伤虎口，你就会得破伤风。
*玻璃粉末有毒。
*如果你拿煮过鸡蛋的水洗手（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呢？真是奇怪），你就会长疣子。
*公牛看到红色的东西就会发怒。
*往狗喝过的水里放硫黄可以当补药。
等等等等。几乎每个人都会带着这个或那个信念步入成年。我见过几个三十多岁的人仍然相信我列出的第二点。至于第三点，它在印度很盛行，人们总是用玻璃粉末互相毒害，但结果却令人失望。

在西班牙内战中，我发现自己强烈地感受到这场战争的真实历史将永远不会也不能被写下来。准确的数字或对于史实客观的描述根本不曾存在。如果说我甚至在1937年就感受到这一点，而当时西班牙政府依然存在，共和军各个派系彼此之间和对敌人所编造的谎言都只是一些比较小的谎言，那现在情况又会是怎样呢？即使佛朗哥被推翻了，未来的史学家将会看到什么样的记录呢？如果佛朗哥或像他那样的人一直大权在握，这场战争的历史绝大部分的内容将由数百万在世的人都知道是谎言的“史实”所构成。以这些“史实”的其中一则为例，那就是在西班牙有数量可观的俄国军队。大量的证据表明根本没有那么一支部队。但是，如果佛朗哥依然掌握权力，如果法西斯主义大体上依然存在，那支俄国军队就将进入史册，以后上学的孩子就会相信它的存在。因此，事实上，谎言将会变成真相。
这种事情时刻都在发生。例子一定有好几百万个，我会选一个碰巧可以加以证实的。1941年至1942年期间，当德国空军忙于轰炸俄国时，德国电台向本土的听众大肆宣传空袭伦敦所造成的毁灭性的破坏。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空袭并没有发生。但如果德国人征服了英国，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又有什么用呢？对于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那些空袭是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过呢？答案是：如果希特勒获胜，它们就发生了，如果希特勒垮台，那它们就没有发生过。过去十到二十年有无数其它事件也是这样。真有《锡安长老会纪要》这么一份文件吗？托洛茨基与纳粹党同流合污了吗？不列颠之战有多少架德国战机被击落呢？欧洲欢迎新秩序吗？你不会得到一个因为它是真相而被普遍接受的答案，每一个问题你都会有几个完全水火不容的答案，其中有一个答案在经过一番斗争后被最终确立。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归根结底，我们对于胜利唯一可以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所讲述的谎言要比敌人少一些。极权主义真正的恐怖之处不在于它会犯下可怕的罪行，而在于它对客观真相的抨击：它宣称控制了过去，也控制了未来。虽然这场战争在怂恿撒谎和自命正义，但我打心眼里认为那种思维习惯在英国并没有滋长。总的看来，我得说媒体要比战前稍微自由了一些。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知道现在你能出版十年前不能出版的东西了。这场战争的抵制者或许不像上一场战争的抵制者那样遭受不公的对待，公开发表不受欢迎的观点要安全多了。因此，将真相理解为独立于本人之外，是有待探究而不是你可以随心所欲捏造的事情这种自由的思维方式有希望继续存在。但我仍然不会去羡慕未来的史学家的工作。在当前的这场战争中，就连伤亡数字也无法精确到百万之内，这难道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奇怪的注解吗？

以下这段诗文取自于安东尼·特罗洛普的《自传》：
当佩恩·奈特德的《品味》在城里出版时，
文中的几段希腊诗句，
被撕成碎片，毁成纸屑，
当成讨厌的垃圾付诸一炬，
它被粉身碎骨，无人加以细究，
因为被发现有几处作伪的痕迹，
当黑烟从灰烬中升起，
他们才发现——它其实出自品达的手笔！
 
特罗洛普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几句诗的作者是谁。如果有读者愿意告诉我的话，我会很乐意倾听。但我引用这几句诗纯粹是因为它们本身——即它们所蕴含的对文学批评的可怕警告——而且也是为了引起对特罗洛普的《自传》的关注，那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虽然或许因为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谈钱。

《时代与潮流》就詹姆斯·弗朗西斯·霍拉宾先生的战争地理图册一直在进行争论，这让我想起了地图是靠不住的东西，就像相片和数据一样，应该被加以怀疑。
每个国家都将自己在地图上标为红色，这是民族主义的一点有趣的小迹象。而且，将自己画得比实际大一些也是一种趋势，而这不需要造假就能办到，因为将地球投射成平面图会使得某个地方出现畸变。在“帝国自由贸易”运动时期，各个学校都免费分发到巨幅的彩色挂墙地图，用新的投射法画成，把苏联给画小了，把印度和非洲的面积给夸大了。然后还有人种学和政治学的地图，是用于政治宣传最给力的材料。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在西班牙的乡村挂着的地图将世界划分成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从这些地图中你能了解到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而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那时是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被标示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场战争或许帮助我们提高了地理知识。那些五年前说不准“克罗地亚”的发音，分不清明斯克和平斯克的人现在能告诉你伏尔加河流入哪一个海洋，不用怎么找就能指出瓜达尔卡纳尔岛或布帝洞的所在。数以十万计的英国人，虽然还不到数以百万计的程度，能念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个名字。但要让读地图变得流行需要付出一场战争的代价。在韦维尔发动埃及战役时，我遇到一个女人，她以为意大利是和非洲连在一起的。1938年当我准备去摩洛哥时，我的村子里有些人——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土气的村子，但距离伦敦只有五十英里——问我是不是得过海才能到那里。如果你让任何一个群体的人（我特别想问的人是众议院的各位议员）凭着记忆画一幅欧洲地图，你会得到让人大跌眼镜的结果。任何真的重视教育的政府应该确保每个读书的孩子都能得到一份世界地图，但现在一份世界地图很罕有而且十分昂贵。如果普通市民不知道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接壤，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最快的路线怎么走，在哪里可以轰炸靠岸的船只，哪里不行，很难理解他们对于外交政策的看法会有什么价值。

一位来信读者对我提出责备，因为我想要看到服装限量供应继续下去，直到大家都一样衣着褴褛。不过她补充说道，事实上，衣服限量供应并没有实现平等化的效果。我将引用她的来信的一段摘录：
“我在邦德街附近一间专为有钱人服务的店里上班……我穿着我那件25码工作服瑟瑟发抖地服侍那些穿着貂皮大衣，戴着皮帽，套着镶皮靴子的优雅女士。我打招呼说：‘早上好，今天好冷哦，夫人。’她们对我爱理不理。（我真是太蠢了——她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不想看到她们被剥夺掉那身美丽而暖和的衣服，我希望我能穿上一身那样的衣服，所有人都能穿上……我们不应该一心想要降低目前最高的生活标准，而是应该想着在任何事情上向最高的标准看齐。想要将出身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名门的人从他们享有财富和名望的位置上拉下来，逼迫他们下矿井，这真是恶毒而卑鄙的态度。在眼下这个乱糟糟的社会里，我们所想的应该是让大家都能像他们一样。”
我的回答是，首先，虽然服装限量供应显然对那些没有许多衣服的人影响最为严重，它确实起到一定程度的平等化的效果，因为它使得人们在穿得太时髦时心里不是很自在。一些服装，如男性的晚礼服，基本上已经绝迹了。而且现在几乎任何工作都可以随意着装。但我的本意是，如果服装限量供应持续得足够久的话，就连有钱人那些多余的衣服也给穿坏了，那我们将会近乎平等。
但难道我们不应该总是想着“向上看齐”，而不是“向下看齐”吗？我的回答是，在某些情况下你无法做到“向上看齐”。你不能让每个人都开上劳斯莱斯。你甚至不能让每个人都穿上皮衣，特别是在战时。至于每个人都应该上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的那番话，那根本没有意义。那些地方的全部价值，在那些校友的眼中，就是它们的排外性。既然某些奢侈品——比方说，高性能汽车、皮衣、游艇、乡村别墅和别的什么东西——显然不可能分配给每一个人，那最好就没有人能得到。富人失去财富就像穷人失去贫穷。我的这位来信读者在提到那些无知的有钱女人甚至想象不出一个寒冷的早上对于一个没有大衣的人意味着什么的时候，难道不是已经表达出这个意思了吗？

来信读者的信件内容是，圣特蕾莎和其他圣人是否在天空中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特蕾莎的世界观“改变了历史”。我承认这一点。我曾经在一个东方国度生活过，学会了对奇迹持中立的态度，我清楚地知道产生幻觉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和所谓的天才特质其实并不矛盾。举例来说，我认为威廉·布雷克是一个疯子。圣女贞德或许也是一个疯子。牛顿相信占星术，斯特林堡相信巫术。但是，圣人的奇迹只是一件小事。另外，我的这封读者来信中还说，即使是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也不能从字面意义上去接受。比方说，耶稣基督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基督的形象（传说、凡人或是神明，这些都不打紧）超越了一切，我只希望每个人在拒绝他的生平之前会仰望他。”因此，基督或许是一则传说，或者他只是一个区区的凡人，或者教义里面的记载是真有其事。因此，我们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论坛报》绝不能拿基督教开涮，但基督的存在与否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有不计其数的人因为否认他的存在而被烧死。
这是正统的天主教教义吗？我的感觉是，它不是正统的天主教教义。我可以想到那些受欢迎的为天主教辩护的人，如伍德洛克神父和罗纳德·诺克斯神父等人所写的文章，里面以最明确的语句阐明基督教的教义就是它的文字内容，不能以模棱两可的譬喻上的意思去接受。诺克斯神父特别提到“基督是否存在并不重要”这个理念，认为它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理念。但我的这封读者来信所说的内容会得到许多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的响应。如果你和一位有思想的基督教信徒、天主教信徒或圣公会信徒谈话，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因为无知到以为会有人真的以文字意义去理解教义而被嘲笑。他们告诉你，这些教义另有深意，是愚钝的你所无法理解的。灵魂的不朽并不表示张三或李四在死后仍然会有意识。肉身复活并不表示张三或李四的肉体真的就会复活——等等等等。因此，那些天主教的知识分子进行论战时，能玩弄某种得心应手的把戏，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和他的先辈一样的教条，而当被指责迷信时，他为自己辩护说他是在以比喻的方式说话。他所表达的主旨是，虽然他本人并不相信任何确切形式的死后的来生，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我们的祖先也并非真的相信死后会有来生。与此同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变得含糊不清——西方文明的支柱之一轰然倒下。
我不知道官方是否已经对基督教的信仰作出了修正。诺克斯神父和我的这位来信读者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所知道的是，对死后的来生的信仰——张三或李四在死后仍然知道自己是张三或李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广泛传播了。即使在声称是基督教信徒的人当中，它或许也正在衰落。而其他人甚至不相信这种事情有可能会是真的。但据我们所知，我们的祖先确实对其信以为真，相信经文里的文字，而且非常具体真切——除非他们对这件事的描写是存心要误导我们。在他们眼中，俗世的生活只是为了死后更加重要的永生所作的一段短暂的准备。但这一观念已经消亡了，或者说正在消亡，而其结果还没有真正被面对。

与某些东方文明不同，西方文明的其中一根支柱是对个体不朽的信仰。如果你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基督教，这一信仰似乎要比对上帝的信仰更加重要。西方的善恶观念很难与之分离。无疑，现代的权力崇拜与现代人认为今生是唯一的生命这一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死亡意味着万事的终结，要相信即使你是失败者，你也会是正义的一方会变得更加困难。政治家、国家、理论、事业几乎不可避免被以物质成功的标准加以衡量。假如你能将个体不朽这个信仰的衰落与机器文明的崛起这两个现象分开，我会说它们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机器文明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可怕后果，在高射炮开火的那天晚上你可能就会有这么一个想法。但“个体不朽”信仰的衰落也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而社会主义运动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
我不希望对来生的信仰重新回来，而不管怎样，它不大可能会回来。我要指出的是，它的消失留下了一大片空白，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在经历了数千年信奉个体不朽之后，人类必须在思想上进行一番挣扎才能习惯个体终会归于湮灭这一观念。除非人类能演变出一套独立于天堂与地狱之外的善恶体系，否则文明是无法被拯救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但它从未真正地得以普及。大部分社会主义者满足于指出一旦社会主义得以建立，我们就将在物质意义上更加快乐，并认为只要填饱了肚子，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事实恰恰相反，当一个人肚里空空时，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填饱肚子。当我们摆脱了苦役和剥削，我们将真正开始思考人类的命运和人类存在的原因。只有在我们意识到基督教的衰落意味着多么大的损失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为未来勾勒出有价值的图景。很少有社会主义者意识到这一点。那些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死抱着教义的细微含义不放，从中解读出本不存在的意义，他们嘲笑任何相信教会的神父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思想朴素之人。其实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只是在大放烟雾弹，掩饰他们自己的信仰缺失。

学术界的批评家们忍不住要拿乔伊斯鞭尸。《泰晤士报》为他刊登了一则尖酸机智的简短讣告，然后——虽然《泰晤士报》从来不缺版面刊登关于棒球比赛的安打率或杜鹃的初啼——却拒绝刊登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写的抗议信。这很符合盛大而古老的英国传统：对死者总是得说些好话，但如果他们是艺术家则作罢。如果是一个政治家逝世，他的死敌会在议会起立并违心地说上几句悼词，而作家或艺术家则一定会被嘲讽，至少如果他有水平的话会是这样。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一死，整个英国出版界就联合起来羞辱他（“色情作家”是惯用的称谓）。但那些傲慢的讣告只是乔伊斯意料中的事情。法国沦陷和像政治嫌疑犯那样逃脱盖世太保的魔掌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战争结束时，了解乔伊斯会作何感言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乔伊斯一直在有意识地回避英国和爱尔兰的庸俗。爱尔兰容不下他，英国和美国很难忍受他。他的书被拒绝出版，胆小的出版商排好版后就将其摧毁，一发行就被查禁，在当局默许纵容下被盗印，而且几乎没有人关注，直到《尤利西斯》出版。他有满腹牢骚，对此内心深有感触。但是，他的目标是当一名“纯粹的”艺术家，“超越战争”，不理会政治。他在瑞士写下了《尤利西斯》，拿着奥地利的护照，领着英国的养老金，他对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几乎毫不关注。但乔伊斯发现当前这场战争是不容忽视的。我想它一定已经促使乔伊斯进行反思，意识到作出政治选择是必然之举，就算是愚昧也比极权主义要好一些。

我没有权力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但就像那些在世界各地寻求庇护的流亡政府一样，我对下列词语和表达方式宣判死亡：
“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jackboot”（长统靴）、“hydra-headed”（九头蛇）、“ride roughshod over”（铁蹄践踏）、“stab in the back”（背后捅刀子）、“petty-bourgeois”（小资产阶级）、“stinking corpse”（臭气熏天的死尸）、“liquidate”（清算）、“iron heel”（铁蹄）、“blood-stained oppressor”（沾满鲜血的压迫者）、“cynical betrayal”（狠毒的背叛）、“lackey”（狗腿子）、“flunkey”（奴才）、“mad dog”（疯狗）、“jackal”（豺狼）、“hyena”（土狼）、“blood-bath”（浴血）。
无疑，这一清单可以时时追加内容，但这些就够了，我们继续往下说。它包含了相当一部分在前几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中盛行的僵死比喻和翻译得很蹩脚的外国词语。
当然，除了这一种英文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形式的蹩脚英文，有官方英语或商圈英语，有白皮书英语，有议会辩论英语（在最矫情的时候）和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英语。还有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本能地喜欢使用“contraindicate”（忌用）和“deregionalization”（去区域化）。美国俚语虽然很吸引人，但从长远来说或许会让英语陷于贫乏。现代英语在说话时总是很散漫，不把元音发好，（在伦敦地区，你必须使用肢体语言才能区别开“三便士”和“三个半便士”）还有将动词与名词互相通用的趋势。但在这里我要探讨的只是一类蹩脚的英语：马克思主义英语或宣传册英语，这些在《工人日报》、《劳动者月刊》、《平民报》、《新领袖报》和其它类似的报刊里都可以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