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版一个脏字是违法的，就连说说也不行，但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这样喜欢说脏话。同样的，任何反映卖淫的戏剧都会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而妓女会遭到指控，但我们都知道，和其它地方一样，卖淫在英国非常普遍。有迹象表明，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比起五十年前，文学享有了一点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要是政府勇敢地废除所有文学作品的道德审查制度，我们将会发现我们被一小撮人玩弄了数十年之久。而废除这一制度一个世纪后，我们可以肯定，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审查这一奇怪的制度在文学世界里似乎就像中非的婚姻习俗一样那么遥远而奇特。
——《英国的审查制度》
自1935年来，当撰写宣传手册死灰复燃后，我一直在收集宣传手册，政治的、宗教的和别的什么。对于任何刚好看到它，又有一先令可以花的人，我建议罗宾·毛姆写的《1946年手记》，由“战争史实出版社”出版。它是那种规模虽小却在成长的“无党派”激进文学流派的绝好例子。它的主旨是描写英国于1944年在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带领下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体制，而这位将军（我觉得）取材于一个活生生的原型。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它让你知道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有怎样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法西斯或许会成功。它的出现（以及我收集的其它类似的政治宣传手册）表明自1939年以来普通的中产阶级思想有了多少进步，那时候社会主义仍然意味着瓜分财产，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与我们无关。
谁写了这段文字？
我们走过德鲁里巷时，那些地窖的格栅里传来一股极为难闻的恶臭，那是一股我直到今天仍然记得的味道。正当我们经过时，一个衣不蔽体的男人推开我们下面的一扇破窗，涌来一股腐烂的气息，由秽物、被呼吸了上百遍的空气、无以名状的人身上的肮脏和疾病交杂在一起的气味所构成，我怀着无法抑止的忐忑不安，走到阴沟边……直到我和他们有了亲身接触，我才了解到生活在大城市底层的那些阶层和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人是多么的遥远，他们是多么彻底地失去了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暗无天日，由于不断地挣扎求存和与社会为敌，自然而然地，他们完全沉浸于自私自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那些星期天就会出现，在其它时候也纠缠着我：男人、女人和孩子生活在粗鄙的堕落中，他们一死别人就会占据他们的位置。我们的文明似乎只是一层薄膜或外壳，覆盖在一个无底洞上面。我经常猜想，有一天这个无底洞会不会裂开，将我们全部吞没。
起码你会知道这段文字出自某个十九世纪作家的手笔。事实上，它来自一部小说——马克·卢瑟福的《解脱》。（马克·卢瑟福的真名是霍尔·怀特，以伪自传的形式写了这本书。）除了这篇文章的文笔之外，你能认出它出自十九世纪是因为那段关于贫民窟难以忍受的污秽的描写。那时候伦敦的贫民窟就是那个样子的，所有诚实的作家都那么描写。但是，更具特征的是那种将整整一个群体视为不可接触和无可救药之人的观念。
——《随意集》（1-80）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的《致我儿的一封信》是一本只有32页的书，里面有许多令人惊奇的谩骂。我猜想正是书中的谩骂，或那些谩骂所针对的大人物，使得西特韦爵士不得不更换出版社。但在那些不甚公正并且略显轻佻的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艺术家在现代中央集权社会的地位。比方说，下面有几则摘录：
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得抗争，但对于你和你这一代的艺术家而言，现在和将来都得面对一场比以往要艰难得多的挣扎。如今工人更受重视，他们会受到报刊的阿谀奉承和贝弗理奇计划的贿赂，因为他们掌握了大多数的选票。但谁会在乎你和你的命运，谁会惹麻烦去捍卫年轻的作家、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的事业呢？当剧院、芭蕾舞台、音乐厅沦为废墟，而由于培养的中断，几十年内不再有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你能得到什么鼓舞呢？最重要的是，不要低估人们对你的恶意会达到何种程度。不是那些工人，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对艺术怀有一定的尊敬，而且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不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仅存的贵族；而是由夹在两者中间的那些大腹便便的中产阶级人士和小人物组成的庞然大军。在此我必须特别指出，那些公务员都是敌人……你将备受折磨，受困于那些人数虽少但权力很大的专横独断的艺术指导、博物馆骗子、撰文谈论艺术和文学的吃吃傻笑的时尚男女、出版商、记者、导师（说句公道话，这些导师会尝试着帮助你，如果你肯按照他们所说的进行创作的话）和数量庞大的其他人等，他们看到你挨饿不仅不会介怀，还会觉得开心。因为我们英国人在这一方面是非常独特的，虽然我们是一个创造艺术的民族，但我们并不热爱艺术。在过去，艺术得仰仗一小撮非常富有的赞助者。他们所营造的独立王国再也未能重建。“钟爱艺术的人”这个名字令人作呕……你今天所拥有的作为一名艺术家的权利就像以实玛利的权利，每一个人都与你为敌。因此，请记住，被放逐的人绝对不能胆怯。
这些并不是我的观点。它们是一个睿智的保守派的观点，他低估了民主的优点，将其实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好处归到了封建主义的名下。比方说，怀念贵族的赞助就是错的。那些赞助人就像英国广播电台那样难伺候，而且还不会固定地给你支付薪水。我猜想，弗朗索瓦·维庸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诗人一样都不好过，在阁楼忍饥挨饿的文人是富于十八世纪特色的人群之一。在赞助者最好的时代，你得把时间和才华浪费在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上，就像莎士比亚那样。事实上，如果你把艺术家看作是以实玛利，一个不亏欠社会的独立的个体，那么艺术家的黄金年代是资本主义的年代。他摆脱了赞助人，还没有被官僚俘虏。他能靠普罗大众活下去——至少对于作家、音乐家、演员是这样，或许甚至包括画家。大众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别人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会接受什么。事实上，过去近百年来，你可以公开侮辱大众照样活得好好的，就像福楼拜、托尔斯泰、劳伦斯甚至狄更斯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