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版一个脏字是违法的，就连说说也不行，但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这样喜欢说脏话。同样的，任何反映卖淫的戏剧都会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而妓女会遭到指控，但我们都知道，和其它地方一样，卖淫在英国非常普遍。有迹象表明，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比起五十年前，文学享有了一点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要是政府勇敢地废除所有文学作品的道德审查制度，我们将会发现我们被一小撮人玩弄了数十年之久。而废除这一制度一个世纪后，我们可以肯定，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审查这一奇怪的制度在文学世界里似乎就像中非的婚姻习俗一样那么遥远而奇特。
——《英国的审查制度》
自1935年来，当撰写宣传手册死灰复燃后，我一直在收集宣传手册，政治的、宗教的和别的什么。对于任何刚好看到它，又有一先令可以花的人，我建议罗宾·毛姆写的《1946年手记》，由“战争史实出版社”出版。它是那种规模虽小却在成长的“无党派”激进文学流派的绝好例子。它的主旨是描写英国于1944年在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带领下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体制，而这位将军（我觉得）取材于一个活生生的原型。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它让你知道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有怎样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法西斯或许会成功。它的出现（以及我收集的其它类似的政治宣传手册）表明自1939年以来普通的中产阶级思想有了多少进步，那时候社会主义仍然意味着瓜分财产，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与我们无关。
谁写了这段文字？
我们走过德鲁里巷时，那些地窖的格栅里传来一股极为难闻的恶臭，那是一股我直到今天仍然记得的味道。正当我们经过时，一个衣不蔽体的男人推开我们下面的一扇破窗，涌来一股腐烂的气息，由秽物、被呼吸了上百遍的空气、无以名状的人身上的肮脏和疾病交杂在一起的气味所构成，我怀着无法抑止的忐忑不安，走到阴沟边……直到我和他们有了亲身接触，我才了解到生活在大城市底层的那些阶层和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人是多么的遥远，他们是多么彻底地失去了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暗无天日，由于不断地挣扎求存和与社会为敌，自然而然地，他们完全沉浸于自私自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那些星期天就会出现，在其它时候也纠缠着我：男人、女人和孩子生活在粗鄙的堕落中，他们一死别人就会占据他们的位置。我们的文明似乎只是一层薄膜或外壳，覆盖在一个无底洞上面。我经常猜想，有一天这个无底洞会不会裂开，将我们全部吞没。
起码你会知道这段文字出自某个十九世纪作家的手笔。事实上，它来自一部小说——马克·卢瑟福的《解脱》。（马克·卢瑟福的真名是霍尔·怀特，以伪自传的形式写了这本书。）除了这篇文章的文笔之外，你能认出它出自十九世纪是因为那段关于贫民窟难以忍受的污秽的描写。那时候伦敦的贫民窟就是那个样子的，所有诚实的作家都那么描写。但是，更具特征的是那种将整整一个群体视为不可接触和无可救药之人的观念。
——《随意集》（1-80）
在西班牙内战中，我发现自己强烈地感受到这场战争的真实历史将永远不会也不能被写下来。准确的数字或对于史实客观的描述根本不曾存在。如果说我甚至在1937年就感受到这一点，而当时西班牙政府依然存在，共和军各个派系彼此之间和对敌人所编造的谎言都只是一些比较小的谎言，那现在情况又会是怎样呢？即使佛朗哥被推翻了，未来的史学家将会看到什么样的记录呢？如果佛朗哥或像他那样的人一直大权在握，这场战争的历史绝大部分的内容将由数百万在世的人都知道是谎言的“史实”所构成。以这些“史实”的其中一则为例，那就是在西班牙有数量可观的俄国军队。大量的证据表明根本没有那么一支部队。但是，如果佛朗哥依然掌握权力，如果法西斯主义大体上依然存在，那支俄国军队就将进入史册，以后上学的孩子就会相信它的存在。因此，事实上，谎言将会变成真相。
这种事情时刻都在发生。例子一定有好几百万个，我会选一个碰巧可以加以证实的。1941年至1942年期间，当德国空军忙于轰炸俄国时，德国电台向本土的听众大肆宣传空袭伦敦所造成的毁灭性的破坏。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空袭并没有发生。但如果德国人征服了英国，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又有什么用呢？对于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那些空袭是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过呢？答案是：如果希特勒获胜，它们就发生了，如果希特勒垮台，那它们就没有发生过。过去十到二十年有无数其它事件也是这样。真有《锡安长老会纪要》这么一份文件吗？托洛茨基与纳粹党同流合污了吗？不列颠之战有多少架德国战机被击落呢？欧洲欢迎新秩序吗？你不会得到一个因为它是真相而被普遍接受的答案，每一个问题你都会有几个完全水火不容的答案，其中有一个答案在经过一番斗争后被最终确立。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归根结底，我们对于胜利唯一可以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所讲述的谎言要比敌人少一些。极权主义真正的恐怖之处不在于它会犯下可怕的罪行，而在于它对客观真相的抨击：它宣称控制了过去，也控制了未来。虽然这场战争在怂恿撒谎和自命正义，但我打心眼里认为那种思维习惯在英国并没有滋长。总的看来，我得说媒体要比战前稍微自由了一些。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知道现在你能出版十年前不能出版的东西了。这场战争的抵制者或许不像上一场战争的抵制者那样遭受不公的对待，公开发表不受欢迎的观点要安全多了。因此，将真相理解为独立于本人之外，是有待探究而不是你可以随心所欲捏造的事情这种自由的思维方式有希望继续存在。但我仍然不会去羡慕未来的史学家的工作。在当前的这场战争中，就连伤亡数字也无法精确到百万之内，这难道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奇怪的注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