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版一个脏字是违法的，就连说说也不行，但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这样喜欢说脏话。同样的，任何反映卖淫的戏剧都会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而妓女会遭到指控，但我们都知道，和其它地方一样，卖淫在英国非常普遍。有迹象表明，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比起五十年前，文学享有了一点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要是政府勇敢地废除所有文学作品的道德审查制度，我们将会发现我们被一小撮人玩弄了数十年之久。而废除这一制度一个世纪后，我们可以肯定，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审查这一奇怪的制度在文学世界里似乎就像中非的婚姻习俗一样那么遥远而奇特。
——《英国的审查制度》
“翻脸”从不会直白地说我是个不交学费的学生。显然，像“我们为你付出了这么多”这样含糊的话更能打动人心。不过，“傻逼”没有被自己的学生爱戴的渴望，说话更加直白一些，就像平时说话那样趾高气扬。“你是靠我的奖学金生活的”是这种情形下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在挨鞭子的时候我至少听过一次这句话。我必须得说，这一幕并不是经常发生，当着其他孩子的面只说过一回。在公开场合我老是被提醒说我是一个穷孩子，我的父母这样或那样东西都“买不起”，但我并没有被点破自己寄人篱下的地位。这是无可辩驳的终极王牌，当我的学业一塌糊涂时就会作为刑具拿出来折磨我。
要理解这么一番话对一个十或十二岁的孩子的影响有多大，你必须记住，小孩子对分寸和概率没有什么概念。一个小孩子可能极端自我，无法无天，但他缺乏阅历，他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大体上，人们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而且相信大人们拥有不可思议的知识和能力。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我曾经说过，在圣塞浦里安我们不能私底下存钱。但是要偷偷扣下一两先令还是有可能的，有时候我会浪费在买糖果上，藏在操场墙上松散的藤蔓里。有一天我被派出去跑腿时，我去了一英里开外的一家糖果店，买了几块巧克力。从店里走出来时，我看见对面人行道上有一个面目狰狞的小个子男人，看上去似乎正恶狠狠地盯着我的校帽。我心里登时一惊。那个人是谁根本用不着猜。他就是“傻逼”安排在这里的密探！我不动声色地转过身，然后，我的双脚似乎不听使唤，撒丫子笨拙地跑开了。但当我绕过街角时，我迫使自己慢下来走路，因为跑就是心里有鬼的迹象，显然。这个小镇里到处都遍布着密探。那一天和接下来的第二天我等候着被叫进书房，但最终平安无事，我觉得很是吃惊。在我看来，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能够动用一大帮告密者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我甚至没有想过雇这些人是要钱的。我以为无论校内校外，大人们都会自发联合起来，阻止我们破坏规矩。“傻逼”无所不能，因此他的爪牙遍布各处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我应该不止十二岁。
——《童年快乐种种》
在圣塞浦里安，除了惨痛的回忆之外，我也有美好的回忆。盛夏的下午我们有时候会去远足，穿过唐斯丘陵来到一个名叫比尔林沟的村庄，或去滩头那里，在礁石间危险地游泳泡水，回来时全身都被割伤。仲夏的夜晚还有更好玩的事情。作为特别优待，我们不用像平常那样被赶上床，而是获准在流连的暮光中在操场上闲逛，最后九点钟的时候一头扎进游泳池里泡个澡。在夏天起个大早，在阳光明媚睡意沉沉的宿舍里不受打扰地读上一个小时书也是一大乐事（伊安·赫伊、萨克雷、吉卜林和威尔斯是我童年时最喜欢的作家）。还有打板球——虽然我打得不好，但还是无可救药地沉溺其中，直到大约十八岁。养毛毛虫也是很有趣的事情——那种光滑如丝绸的绿紫色的天社蛾毛虫、恐怖的白杨木绿毛虫、大如中指的水蜡树毛虫，这些都可以从镇里一间商店花六便士偷偷买到。还有就是，校长“出去散步”时，我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摆脱他，兴高采烈地到唐斯那里的露池中捞硕大的、长着橙色肚皮的蝾螈。我们出去散步，遇到某样特别有趣的事情，然后校长一声令下又得乖乖回去，就像一只被绳子生拉硬拽着往前走的小狗——这是学校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许多孩子的心中推波助澜地增强了心中的信念，那就是，你最想要的事情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在极少数情况下，或许每个夏天有那么一回，你可以完全摆脱学校军营般的气氛。副校长布朗获准带着一两个男生一整个下午去几英里外的公地上抓蝴蝶。布朗白发苍苍，脸膛红得像一颗草莓。他精通博物学、做模型和石膏像、放幻灯片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和巴切勒先生是学校里仅有的两个我不讨厌也不害怕的大人。有一次他带我进他的房间，信任地给我看一把镀金的手柄上镶有珍珠的左轮手枪——他称其为“六发手枪”——他把这把枪藏在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噢，那些偶尔举行的远足是多么快乐！在人迹罕至的铁路支线乘坐两三英里的火车，一整个下午举着绿色的大网跑来跑去，那些漂亮的大蜻蜓在草丛的顶部盘旋飞舞，阴森森的杀虫瓶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还有在一间小茶馆的门廊处喝着茶吃着一大块浅白色的蛋糕！这种事情的关键之处在于乘火车旅行，似乎在你和学校之间施加了魔法一般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