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版一个脏字是违法的，就连说说也不行，但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这样喜欢说脏话。同样的，任何反映卖淫的戏剧都会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而妓女会遭到指控，但我们都知道，和其它地方一样，卖淫在英国非常普遍。有迹象表明，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比起五十年前，文学享有了一点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要是政府勇敢地废除所有文学作品的道德审查制度，我们将会发现我们被一小撮人玩弄了数十年之久。而废除这一制度一个世纪后，我们可以肯定，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审查这一奇怪的制度在文学世界里似乎就像中非的婚姻习俗一样那么遥远而奇特。
——《英国的审查制度》
自1935年来，当撰写宣传手册死灰复燃后，我一直在收集宣传手册，政治的、宗教的和别的什么。对于任何刚好看到它，又有一先令可以花的人，我建议罗宾·毛姆写的《1946年手记》，由“战争史实出版社”出版。它是那种规模虽小却在成长的“无党派”激进文学流派的绝好例子。它的主旨是描写英国于1944年在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带领下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体制，而这位将军（我觉得）取材于一个活生生的原型。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它让你知道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有怎样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法西斯或许会成功。它的出现（以及我收集的其它类似的政治宣传手册）表明自1939年以来普通的中产阶级思想有了多少进步，那时候社会主义仍然意味着瓜分财产，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与我们无关。
谁写了这段文字？
我们走过德鲁里巷时，那些地窖的格栅里传来一股极为难闻的恶臭，那是一股我直到今天仍然记得的味道。正当我们经过时，一个衣不蔽体的男人推开我们下面的一扇破窗，涌来一股腐烂的气息，由秽物、被呼吸了上百遍的空气、无以名状的人身上的肮脏和疾病交杂在一起的气味所构成，我怀着无法抑止的忐忑不安，走到阴沟边……直到我和他们有了亲身接触，我才了解到生活在大城市底层的那些阶层和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人是多么的遥远，他们是多么彻底地失去了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暗无天日，由于不断地挣扎求存和与社会为敌，自然而然地，他们完全沉浸于自私自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那些星期天就会出现，在其它时候也纠缠着我：男人、女人和孩子生活在粗鄙的堕落中，他们一死别人就会占据他们的位置。我们的文明似乎只是一层薄膜或外壳，覆盖在一个无底洞上面。我经常猜想，有一天这个无底洞会不会裂开，将我们全部吞没。
起码你会知道这段文字出自某个十九世纪作家的手笔。事实上，它来自一部小说——马克·卢瑟福的《解脱》。（马克·卢瑟福的真名是霍尔·怀特，以伪自传的形式写了这本书。）除了这篇文章的文笔之外，你能认出它出自十九世纪是因为那段关于贫民窟难以忍受的污秽的描写。那时候伦敦的贫民窟就是那个样子的，所有诚实的作家都那么描写。但是，更具特征的是那种将整整一个群体视为不可接触和无可救药之人的观念。
——《随意集》（1-80）
学术界的批评家们忍不住要拿乔伊斯鞭尸。《泰晤士报》为他刊登了一则尖酸机智的简短讣告，然后——虽然《泰晤士报》从来不缺版面刊登关于棒球比赛的安打率或杜鹃的初啼——却拒绝刊登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写的抗议信。这很符合盛大而古老的英国传统：对死者总是得说些好话，但如果他们是艺术家则作罢。如果是一个政治家逝世，他的死敌会在议会起立并违心地说上几句悼词，而作家或艺术家则一定会被嘲讽，至少如果他有水平的话会是这样。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一死，整个英国出版界就联合起来羞辱他（“色情作家”是惯用的称谓）。但那些傲慢的讣告只是乔伊斯意料中的事情。法国沦陷和像政治嫌疑犯那样逃脱盖世太保的魔掌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战争结束时，了解乔伊斯会作何感言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乔伊斯一直在有意识地回避英国和爱尔兰的庸俗。爱尔兰容不下他，英国和美国很难忍受他。他的书被拒绝出版，胆小的出版商排好版后就将其摧毁，一发行就被查禁，在当局默许纵容下被盗印，而且几乎没有人关注，直到《尤利西斯》出版。他有满腹牢骚，对此内心深有感触。但是，他的目标是当一名“纯粹的”艺术家，“超越战争”，不理会政治。他在瑞士写下了《尤利西斯》，拿着奥地利的护照，领着英国的养老金，他对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几乎毫不关注。但乔伊斯发现当前这场战争是不容忽视的。我想它一定已经促使乔伊斯进行反思，意识到作出政治选择是必然之举，就算是愚昧也比极权主义要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