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版一个脏字是违法的，就连说说也不行，但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这样喜欢说脏话。同样的，任何反映卖淫的戏剧都会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而妓女会遭到指控，但我们都知道，和其它地方一样，卖淫在英国非常普遍。有迹象表明，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比起五十年前，文学享有了一点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要是政府勇敢地废除所有文学作品的道德审查制度，我们将会发现我们被一小撮人玩弄了数十年之久。而废除这一制度一个世纪后，我们可以肯定，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审查这一奇怪的制度在文学世界里似乎就像中非的婚姻习俗一样那么遥远而奇特。
——《英国的审查制度》
自1935年来，当撰写宣传手册死灰复燃后，我一直在收集宣传手册，政治的、宗教的和别的什么。对于任何刚好看到它，又有一先令可以花的人，我建议罗宾·毛姆写的《1946年手记》，由“战争史实出版社”出版。它是那种规模虽小却在成长的“无党派”激进文学流派的绝好例子。它的主旨是描写英国于1944年在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带领下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体制，而这位将军（我觉得）取材于一个活生生的原型。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它让你知道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有怎样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法西斯或许会成功。它的出现（以及我收集的其它类似的政治宣传手册）表明自1939年以来普通的中产阶级思想有了多少进步，那时候社会主义仍然意味着瓜分财产，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与我们无关。
谁写了这段文字？
我们走过德鲁里巷时，那些地窖的格栅里传来一股极为难闻的恶臭，那是一股我直到今天仍然记得的味道。正当我们经过时，一个衣不蔽体的男人推开我们下面的一扇破窗，涌来一股腐烂的气息，由秽物、被呼吸了上百遍的空气、无以名状的人身上的肮脏和疾病交杂在一起的气味所构成，我怀着无法抑止的忐忑不安，走到阴沟边……直到我和他们有了亲身接触，我才了解到生活在大城市底层的那些阶层和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人是多么的遥远，他们是多么彻底地失去了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暗无天日，由于不断地挣扎求存和与社会为敌，自然而然地，他们完全沉浸于自私自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那些星期天就会出现，在其它时候也纠缠着我：男人、女人和孩子生活在粗鄙的堕落中，他们一死别人就会占据他们的位置。我们的文明似乎只是一层薄膜或外壳，覆盖在一个无底洞上面。我经常猜想，有一天这个无底洞会不会裂开，将我们全部吞没。
起码你会知道这段文字出自某个十九世纪作家的手笔。事实上，它来自一部小说——马克·卢瑟福的《解脱》。（马克·卢瑟福的真名是霍尔·怀特，以伪自传的形式写了这本书。）除了这篇文章的文笔之外，你能认出它出自十九世纪是因为那段关于贫民窟难以忍受的污秽的描写。那时候伦敦的贫民窟就是那个样子的，所有诚实的作家都那么描写。但是，更具特征的是那种将整整一个群体视为不可接触和无可救药之人的观念。
——《随意集》（1-80）
在这个国家的政坛里有一句话被频繁使用，那就是“落入了某某某的圈套”。它似乎是一种符咒或咒语，将令人不快的真相压制下去。当有人告诉你如果说了这些或那些话，你就“落入了某个阴险敌人的圈套”，你知道你的责任就是立刻闭嘴。
比方说，如果你说一些对英帝国主义有害的话，你就“落入了戈培尔博士的圈套”。如果你批评斯大林，你就“落入了《碑文报》和《每日电讯报》的圈套”。如果你批评蒋介石，你就“落入了汪精卫的圈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从客观上说，这一指控总是真实的。你对一个政党进行攻击一定会暂时对另一个政党有所帮助。甘地的某些言论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托利党的极端分子会抓住任何反俄言论不放，并不介意它是来自托洛茨基分子而不是右翼政党。美帝国主义者在小说家的烟雾弹后悄悄前进，总是在寻找关于大英帝国的任何不体面的细节。如果你对伦敦的贫民窟进行真实的描写，一周之后你就会听到纳粹电台对其加以复述。但是，那你应该怎么做？假装没有贫民窟？
每一个曾从事过与公关或政治宣传相关工作的人都可以想起自己被命令在某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说谎的时候，因为说出真相将会给予敌人发起进攻的口实。例如，在西班牙内战中，左翼报刊从来不报道政府内部的意见纠纷，虽然它们事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他们告诉你，讨论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只会让《每日邮报》有机会说赤匪在自相残杀，结果只能是整体的左翼事业受到削弱。或许因为人们三缄其口，《每日邮报》少了几则骇人听闻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教训却没有得到，直到今天我们仍深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