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版一个脏字是违法的，就连说说也不行，但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这样喜欢说脏话。同样的，任何反映卖淫的戏剧都会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而妓女会遭到指控，但我们都知道，和其它地方一样，卖淫在英国非常普遍。有迹象表明，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比起五十年前，文学享有了一点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要是政府勇敢地废除所有文学作品的道德审查制度，我们将会发现我们被一小撮人玩弄了数十年之久。而废除这一制度一个世纪后，我们可以肯定，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审查这一奇怪的制度在文学世界里似乎就像中非的婚姻习俗一样那么遥远而奇特。
——《英国的审查制度》
自1935年来，当撰写宣传手册死灰复燃后，我一直在收集宣传手册，政治的、宗教的和别的什么。对于任何刚好看到它，又有一先令可以花的人，我建议罗宾·毛姆写的《1946年手记》，由“战争史实出版社”出版。它是那种规模虽小却在成长的“无党派”激进文学流派的绝好例子。它的主旨是描写英国于1944年在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带领下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体制，而这位将军（我觉得）取材于一个活生生的原型。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它让你知道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有怎样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法西斯或许会成功。它的出现（以及我收集的其它类似的政治宣传手册）表明自1939年以来普通的中产阶级思想有了多少进步，那时候社会主义仍然意味着瓜分财产，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与我们无关。
谁写了这段文字？
我们走过德鲁里巷时，那些地窖的格栅里传来一股极为难闻的恶臭，那是一股我直到今天仍然记得的味道。正当我们经过时，一个衣不蔽体的男人推开我们下面的一扇破窗，涌来一股腐烂的气息，由秽物、被呼吸了上百遍的空气、无以名状的人身上的肮脏和疾病交杂在一起的气味所构成，我怀着无法抑止的忐忑不安，走到阴沟边……直到我和他们有了亲身接触，我才了解到生活在大城市底层的那些阶层和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人是多么的遥远，他们是多么彻底地失去了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暗无天日，由于不断地挣扎求存和与社会为敌，自然而然地，他们完全沉浸于自私自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那些星期天就会出现，在其它时候也纠缠着我：男人、女人和孩子生活在粗鄙的堕落中，他们一死别人就会占据他们的位置。我们的文明似乎只是一层薄膜或外壳，覆盖在一个无底洞上面。我经常猜想，有一天这个无底洞会不会裂开，将我们全部吞没。
起码你会知道这段文字出自某个十九世纪作家的手笔。事实上，它来自一部小说——马克·卢瑟福的《解脱》。（马克·卢瑟福的真名是霍尔·怀特，以伪自传的形式写了这本书。）除了这篇文章的文笔之外，你能认出它出自十九世纪是因为那段关于贫民窟难以忍受的污秽的描写。那时候伦敦的贫民窟就是那个样子的，所有诚实的作家都那么描写。但是，更具特征的是那种将整整一个群体视为不可接触和无可救药之人的观念。
——《随意集》（1-80）
最近我读了埃德加·华莱士的传记，由玛格丽特·雷恩几年前执笔。它是真正的从“小木屋到白宫”式的故事，隐晦地对我们这个时代作了一番让人很是吃惊的评论。华莱士的身世非常不幸——他是一个私生子，由养父母在贫民窟带大——完全靠着自己的能力、进取心和努力一步步往上爬。他著书甚丰，在他的晚年一年能够出八本书，还写剧本、广播稿和许多报道。他只需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构思好一部长篇小说。他不事锻炼，在一间热得要命的房间的玻璃屏风后面奋笔疾书，不停地抽烟和喝很多加了糖的茶。五十七岁的时候他死于糖尿病。
显然，从华莱士的几部更具野心的作品可以看出，他还是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的，但他最主要的目的是挣钱，而他做到了。晚年时的他每年挣大约五万英镑。但那些钱来得容易去得快。他经营剧院亏了本，养了好几匹赛马很少获胜，而且他还花了很多钱买了好几座房子，请了二十个仆人。当他突然在好莱坞暴毙时，人们发现他欠了十四万英镑的债务，而他的流动资产几乎为零。不过，他的书卖得很火，在他死后的两年里，他的版税多达两万六千英镑。
奇怪的是，这种完全荒废的人生——终其一生总是坐在局促的房间里，用略带恶毒的废话填满一张又一张的稿纸——被称为，或在几年前曾经被称为“励志榜样”。华莱士写的都是“要么飞黄腾达要么一败涂地”的书，从斯迈尔斯的《自助》以降这类书一直都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世界在他生前死后给了他想要的回报。当他的遗体被带回国时，
“他被抬上游轮‘伯伦加莉亚号’……身上覆盖着一面米字旗和鲜花。他独自躺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棺材上盖满了花圈。他从未进行过这么平静而高贵的旅行。当那艘游轮驶进南安普顿的水域时，它的旗帜在桅杆的一半高度处飘扬着，南安普顿的旗帜缓缓降下向他致敬。弗里特街敲响了钟声，温德汉姆酒店熄灭了灯光。”
他得到了这一切和一年五万英镑！他们还在鲁德门广场的墙上挂着华莱士的铭牌。想到伦敦能在弗里特街纪念华莱士，在肯辛顿花园纪念巴利，却不肯在兰贝斯为布莱克竖立一座纪念碑，真是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