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我认识几个完全可以选择用婚姻取代事业的男人，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出于客观机缘，或者也是出于主观意愿，一直就像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出了名的有始无终。
“等我三十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对我说，“就必须在婚姻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
“这话什么意思？”我问他。
“这个嘛，如果要结婚，我就必须有事业。”他回答。
而我却被要求二者选一。许多事情随时代而改变，我希望这也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没有哪个思路正常的大学会举办名叫“女性谈女性”的系列讲座。就算真的要就这一主题讲些什么，多半也会请来一位著名心理学家，一个男性，来探讨女性天生的受虐倾向。为女性提供大学教育，哪怕被认为是正当的，也是基于这能让女性成为更有聪明才智的妻子和更见多识广的母亲。女性问题方面的权威往往都是男性。他们被认定掌握着这方面的知识，就像掌握着其他所有的知识一样，而理由仅仅只是他们的性别。如今局面扭转，女性被认为理当掌握这些知识，仅仅是因为她们身为女性。我只能认为我是基于这个原因才被请来给你们演讲的，因为我在女性问题，确切地说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不是什么权威。
我逃离了学术，也绕开了记者行业——这也是我曾经考虑过的职业，但有人告诉我女记者最后通常都会去写讣告，或者是给女性版面写婚礼公告，很符合她们的古老角色，掌控生死的女神、婚床装饰者和遗体清洗人。最终我成了一名职业作家。
——《夏娃的诅咒——或者说，我在学校所学到的》
但社会所提供的最为耸人听闻的警世故事，莫过于真实女作家的生平本身。女作家无法被文学历史所忽视；至少是十九世纪的女作家。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乔治·艾略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艾米莉·迪金森，以及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地位太过重要，不可能置之不理。但她们的传记作者绝对可以强调这些女作家的古怪和反常，而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简·奥斯汀终身未婚。艾米莉·勃朗特也是，而且很早就去世了。夏洛蒂·勃朗特死于分娩。乔治·艾略特和一个男人未婚同居，没有生育任何孩子。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透过裹尸布上的蛀洞观察生活”。艾米莉·迪金森闭门不出，而且很可能是个疯子。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倒是成功地挤出了一个孩子，但并没有好好把他养大，还沉迷于降神会。这些女性是作家，没错，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并不是女人，或者说即便是女人，她们也不是好女人。她们是不好的榜样，或者说她们的传记作者是这样暗示的。
“以前我有个男朋友，他管我叫惊奇女侠。”女巫希尔达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连环漫画里说。
“因为你强大、勇敢还很真诚？”山精问。
“不是，因为他对我很惊奇，不确定我究竟是不是个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