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为加拿大比其他地方“更好”，同样也不认为加拿大文学“更优秀”；我生活在加拿大，阅读加拿大文学，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它们是属于我的，包括其中所有与地域相关的意识和观念。拒绝承认你来自哪里——其中必然包括面条男人和他的敌意，以及反民族主义女士和她的疑虑——是无异于截肢的行为：或许能够借此自由飘荡，成为世界公民（还有哪个别的国家以此作为理想？），却要付出手、腿或是心的代价。找到自己的所属之地，就能找到自己。
然而还有另一番来自外界的景象和真相，我必须去适应。这片领地，这件被我称为“我的”之物，属于我的时间或许不多了。少有哪个国民比加拿大人更加热忱地推销自己的国家，这也是反复探求的加拿大身份认同之中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买家，像大家说的那样，愿意开采我们的资源；买家总是有的。需要关注的是我们渴望兜售的急不可待。开发资源和开拓潜力是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源于贫乏，仰赖于金钱，而后者源于内在，其原因我只消犹豫片刻，便会称之为爱。

让我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这是每个小说家，无论男女，在从事写作的某个阶段都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每个文学评论家都会面临的问题。
小说的目的是什么？它应该履行什么功能？应该给读者带来什么好处，如果真能带来好处的话？它究竟应该取悦还是施教，还是两者兼有，而如果是两者兼有，让人感到愉悦和让人获得启发之间是否会有矛盾？小说应当探讨假想的可能、真相的陈述，抑或只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它究竟是要关注一个人应当怎样度过人生，怎样才能度过人生（通常更加局限），还是大多数人如何度过人生？它是否应该告诉我们有关我们社会的一些事实？它能对此避而不谈吗？更具体地说，假如我在写一本由一位女性担任主角的小说；我应该在上述问题上安排多少篇幅？由于批评家先入为主的成见，我又不得不在上述问题上安排多少篇幅？我是否想让主角讨人喜欢，受人尊重，或是获得信任？她能同时满足这三点吗？喜欢她、尊重她，或者相信她的人各自都会带着哪些假设？她一定必须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吗？
我不喜欢“榜样”这个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情形。那是，当然是，在大学里，一所整体上由男性主导却有一间女子学院附属其中的大学。女子学院正在物色一位院长。我的朋友，一位社会学家解释说，这位院长一定得是一个好的榜样。“这话什么意思？”我问。好吧，未来的院长不仅必须拥有高学历文凭以及和学生相处融洽的能力，她还必须已婚，有孩子，外貌出众，衣着得体，积极参加社区工作等等。当时我断定自己是个糟透了的榜样。但话说回来，我并不想成为榜样。我想成为作家。一个人显然没有时间同时做这两件事。
用榜样的标准来评判未来院长或许将将还能勉强接受，但这也是文学评论家最喜欢的技巧之一，尤其是用来评价书中的女性角色，有时也用来评价女性作家本人，因此就必须对它做相当仔细地审视。我来举个例子：几年前，我读了一篇玛丽安·恩格尔《赫尼曼电影节》的书评，是一位女性评论家写的。小说的主角是米恩，一个即将临产的孕妇，她在书里花了很长时间追忆往事和抱怨眼前。她没有工作。也没有多少自尊心。她无病呻吟、自我放纵、充满内疚，对自己的孩子态度暧昧，对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场的丈夫也是如此。书评人对这一角色欠缺主动性，以及表面呈现的懒惰和没有条理表达了不满。她想要一个更加积极、更有活力的角色，一个能够将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行事作风与当时的女权运动开始呈现出来的理想女性形象更相符的角色。米恩没有被视为一个可以接受的榜样，这本书也因此减了分。

在书写女性的时候，什么才算是成功？甚至成功有可能说得通吗？为什么，比如像乔治·艾略特，虽然她本人就是一位成功的女作家，却从未写过一个以成功女作家为主角的故事呢？为什么玛吉·托利弗非得因为她的叛逆而被溺死不可？为什么多萝西娅·布鲁克的理想主义无处施展，只能投注在两个男人身上，其中一个完全配不上，另一个又有点没头脑？为什么简·奥斯汀的角色们把聪明才智都用在挑选合适的男人而不是创作喜剧小说上？
一种可能的回答是，这些小说将关注点放在通常会发生的，或者至少是能够落在读者认为可信范围之内的事情上；而作者也感到，自己身为女作家，实在太过特殊，因而缺乏可信度。在那个年代，女作家是异端，是怪人，是非常可疑的角色。这种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延续到了今天，这个问题我留给你们自己去想，与此同时，让我引用几年前一位著名男性作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女诗人，”他说，“看起来总是鬼鬼祟祟的。她们知道自己是在侵犯男人的领地。”他接着又说了一句，大意是女性，包括女作家，只有一点好处，不过因为这次讲座是要发表的，我就不引用那句相当难以启齿的话了。
回到我的问题上来，对虚构女性角色的塑造……让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谈。文学传统中并不缺少女性角色，小说家对女性看法的来源也和所有人一样：来自媒体，书籍、电影、广播、电视和报纸，来自家庭和学校，还有整体的文化，得到普遍认可的意见。另外，幸运的是，有时也来自与上述各项都相矛盾的个人经验。但我的假想主角可以选择许多文学祖先。比如，我可以谈谈民间传说中的老妖婆形象、德尔斐神谕、命运三女神、邪恶女巫、白女巫、白女神、财富女神，一头蛇发能把人变成石头的美杜莎、没有灵魂的美人鱼、没有舌头的小美人鱼、白雪公主，唱着歌谣的海妖、长着翅膀的鹰身女妖、有秘密或是没有秘密的斯芬克司，变成龙的女人、变成女人的龙，格伦德尔的母亲以及为什么她比格伦德尔更坏；

可以讲讲恶毒的后母、可笑的岳母、仙女教母、缺乏母性的母亲、天生就适合做母亲的母亲，疯癫的母亲、杀害亲生骨肉的美狄亚、麦克白夫人和她的污点、夏娃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抚育一切生命的大海，还有耶稣说的“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也可以说说神奇女侠、女超人、蝙蝠少女、神奇玛丽、猫女以及赖德·哈格德拥有超能力和电动器官的“她”，普通凡人被她抱上一下就会丧命；又比如小马菲特小姐以及她和蜘蛛的故事，小红帽和她与大灰狼的不检点，安德洛墨达被拴在岩石上，长发公主和她的高塔，披麻蒙灰的灰姑娘，美女与野兽，蓝胡子和他的各任妻子（只有最后一任除外），拉德克利夫女士笔下受到迫害的纯洁少女逃避诱惑和杀害，简·爱逃离不当行为和罗切斯特先生，德伯家的苔丝遭人勾引又被抛弃；再比如《家中的天使》，手指向上的阿格尼丝，善良女性的救赎之爱，小耐儿在本世纪最虚伪的呜咽声中死去，小伊娃也遭遇类似的结局，让读者长舒一口气，疯言疯语的奥菲利亚沉入聒噪流淌的小溪，夏洛特姑娘带着生命的绝唱驶向卡姆洛特，菲尔丁的阿米莉娅在长达几百页的愁苦和凶险中抽泣，萨克雷的阿米莉娅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但作者对她并没有那么同情。还比如欧罗巴与公牛交欢，丽达被迫与天鹅交媾，卢克莱西娅遭强奸受辱并随后自杀，多名女圣人奇迹般地逃脱被玷污的威胁，有关强奸的幻想以及它们与事实上的强奸有多么不同，男性杂志着重刊登金发美女和纳粹，还有从《坎特伯雷故事集》一直到T. S. 艾略特的性和暴力……以下我引用艾略特……“我认识一个男人，他曾经杀过一个女孩。任何男人都可能杀过一个女孩。任何一个男人都必然、需要、想要，在一生当中杀掉一个女孩。”还可以提一提巴比伦的淫妇，拥有一颗金子般心灵的妓女，恶女之爱，没有金子般心灵的妓女，《红字》，红衣女人，红舞鞋，包法利夫人和她追求的与陌生人激情缠绵，莫莉·布鲁姆和她的夜壶还有她永远的“我愿意”，克里奥佩特拉和她的伙伴蝰蛇，这层关系让《孤女安妮》的故事有了新的含义。

尽管西欧文学传统主要由男性塑造，但我所提到的女性形象绝不完全都是由男性所创造、传达和消费的。我提到她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读者可能遭遇到的女性角色的多样性，更是为了说明她们的多样性。对于女性的描写，尤其是男性所做的描写，绝不仅仅限于“孤独哭泣的人”（一个被动无助的人，不能行动只能受苦），直到十九世纪，这似乎都是主流哲学所鼓励的女性形象。但女性不止这一面，即便是刻板印象之下的女性，即便是在那个年代。
文学作品中女性固定形象的道德范畴似乎比男性角色更广。毕竟英雄和反派是有许多共同点的。两者都十分强大，都镇定自若，都采取行动并且面对后果。甚至连超自然的男性形象，上帝和魔鬼，也拥有许多同样的特点。夏洛克·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教授简直就是孪生兄弟，单看装束和行动也很难区分哪个漫威漫画的超人是坏的，哪个是好的。麦克白，尽管不是一个多好的人，却也情有可原，再说了，要不是因为三女巫和麦克白夫人，他绝对也是不会下手的。三女巫的形象是一个典型例子。麦克白的动机是野心，那女巫的动机是什么呢？她们没有动机。就像石头或树木一样，她们仅仅只是存在而已：好的就纯粹的好，坏的就纯粹的坏。男性角色中最接近这种状态的就是伊阿古和海德先生了，但伊阿古至少部分是受到嫉妒所驱使，而海德先生的另一面则是充满人性的杰基尔博士。即使是恶魔也想获胜，但极端类型的女性形象似乎什么都不想要。海妖吃人，因为这就是海妖做的事情。D. H. 劳伦斯故事里那些蜘蛛似的恐怖老妇人——我尤其想到《处女与吉卜赛人》里的老太太——没有被赋予任何令人厌恶的动机，除了劳伦斯所谓的“女性意志”。麦克白杀人是因为他想成为国王，想获得权力，而三女巫则仅仅是在以女巫的方式行动。女巫，就像诗歌一样，不应有意义，只需要存在。追问这些角色的意义，还不如去问太阳为什么升起。
这种属于自然力量的品质，好或坏，这种物性的品质，最常出现在有关男性英雄的故事里，尤其是像奥德赛这样描述旅程的类型。在此类故事中，女性形象成为发生在主角身上的事件，主角所参与的冒险。女性是静态的，英雄是动态的。他的经历和冒险在一片风景中展开，而这片风景是由女性和地理特征所组成。这一类的作品仍然非常普遍，任何读过詹姆斯·邦德系列、亨利·米勒，或者更加本土的罗伯特·克罗奇《马头人》的读者都可以作证。类似的女性文学探险形象则凤毛麟角。或许可以将她们称为女冒险家，仅仅是这个词语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就说明了她们与男性类型的不同。一个列出一连串女人的男人，比如唐璜，或许会被看作流氓，但却是一个相当令人羡慕的流氓，而女性角色，从摩尔·弗兰德斯到埃丽卡·容《怕飞》中的伊莎多拉·温，却不能在没有大量解释、痛苦和内疚的情况下做同样的事。

但社会所提供的最为耸人听闻的警世故事，莫过于真实女作家的生平本身。女作家无法被文学历史所忽视；至少是十九世纪的女作家。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乔治·艾略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艾米莉·迪金森，以及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地位太过重要，不可能置之不理。但她们的传记作者绝对可以强调这些女作家的古怪和反常，而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简·奥斯汀终身未婚。艾米莉·勃朗特也是，而且很早就去世了。夏洛蒂·勃朗特死于分娩。乔治·艾略特和一个男人未婚同居，没有生育任何孩子。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透过裹尸布上的蛀洞观察生活”。艾米莉·迪金森闭门不出，而且很可能是个疯子。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倒是成功地挤出了一个孩子，但并没有好好把他养大，还沉迷于降神会。这些女性是作家，没错，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并不是女人，或者说即便是女人，她们也不是好女人。她们是不好的榜样，或者说她们的传记作者是这样暗示的。
“以前我有个男朋友，他管我叫惊奇女侠。”女巫希尔达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连环漫画里说。
“因为你强大、勇敢还很真诚？”山精问。
“不是，因为他对我很惊奇，不确定我究竟是不是个女人。”

关于创作才能的风险，更加极端的版本来自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的自杀，以及她们获得的病态关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不但被看成怪异且缺乏女性气质的人，更被视为注定走向毁灭。通过自己的人生或是自己创作的角色，把孑然一身或者难逃失败的形象演出来，确实相当具有吸引力。万幸，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被逼急了，我们总还是可以想想盖斯凯尔夫人，哈里特·比彻·斯托，甚或是，比如说，艾丽丝·门罗和阿黛尔·怀斯曼，还有其他许多女作家的生活经历，她们似乎能够同时兼顾为人妻、为人母和写作，与这个文化里的其他人相比也没有变得明显残缺畸形。
但《红菱艳》现象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女作家在这个社会的处境确实要比男性作家更艰难。这并不是出于什么与生俱来、难以理解的生理或是精神层面的不同：困难是人为造成的，而且这些刻板印象仍然在周围埋伏，随时准备以完整的形态从男女批评家的脑中一跃而出，缠住毫无防备从身边经过的角色或是作者。在道德层面上，对女性的要求依然是她们要比男性更优秀，甚至连女性自己，甚至连女性运动的一些分支也这样认为；假如她们不是天使，假如她们身上刚好存在普通人的不足，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尤其是假如她们表现出任何优势或者才能，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其他方面，那她们就不仅仅是普通人，而是还不如普通人。她们是女巫、美杜莎，是毁灭性的、强大的、可怕的怪兽。有粉刺和瑕疵的天使不会被看作凡人，而会被看作魔鬼。一个像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所表现的一样反复无常的角色不是可信的创作产物，而是对女性天性的一种诋毁，或者一种说教，说的不是人性的弱点，而是所有女性特有的比脆弱更脆弱的缺点。女性依旧承受着许多社会压力，要做到尽善尽美，而假如她们以除最严格指定方式之外的任何其他方式靠近这一目标，则又会招致许多怨恨。

让我发起一份简单的呼吁；女性，无论作为虚构形象还是作为人，都必须被允许拥有不完美之处。假如我要塑造一个女性角色，我会希望能够展示她拥有所有人类都共同拥有的情绪——憎恶、嫉妒、怨恨、欲望、愤怒和恐惧，同时还有爱意、怜悯、宽容和喜悦——而不必让她被宣称为怪物、污点，或是不良的榜样。如果情节需要的话，我同样也希望她精明、睿智和狡黠，而不用让她被贴上物质女神的标签，或是成为表现女性阴险狡诈昭然若揭的典型例子。很长时间以来，文学作品中的男性一直被视为个体，而女性则只是一个性别的代表；或许是时候把大写的“女”字从“女性”一词中除去了。我自己从来都不认识什么天使、鹰身女妖、女巫或是大地之母。我认识一些真实的女性，她们并不都比男人更友好、更高尚、受了更长时间的苦，也不一定都不如男人那么自以为是和自命不凡。描写她们的故事正日渐变得可行，尽管和往常一样，我们还是难以区分哪些是自己实际看到的，哪些是教育引导我们看到的。谁知道呢？甚至我自己评价起女性来也可能比评价男性更严厉；毕竟，她们要为原罪负责，至少这是我在学校里学到的。
让我用阿格尼斯·麦克菲尔的话来结尾，她虽然不是作家，但对于至少一种文学刻板印象却十分熟悉。“听到男人说起女性是家中天使的时候，我总会，至少是在心里，怀疑地耸耸肩。我不想当家里的天使。我自己想要的也是我想让其他女性得到的：绝对的平等。在达成这一点之后，男人和女人可以轮流当天使。”我会换一种方式来说：“男人和女人可以轮流当一个普通人，活出每一个人的丰富个性和变化万千。”

“你从哪里来？”一个相当知名的男性角色在一部包罗万象、我肯定你们都很熟悉的叙事散文中说。“我在地上到处游走，往返而来。”他的对手回答。小说家就是这样。我们当然不希望继续这个类比——与一些意见相反，批评家不是上帝，小说家也不是魔鬼，尽管我们可以说，从布莱克的作品来看，创造的活力更有可能从阴间地府而不是理性秩序的上层世界中涌现。让我们就这么说吧，在地上到处游走、往返而来似乎是所有小说作者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过的事情，而小说本身，与冒险故事及其变体不同，则是人类文明之中，当代现实人类世界与语言和想象力相互碰撞的交点之一。这并不是要将小说限定在左拉式的自然主义之内（即便左拉自己也不是一个左拉式的狭隘自然主义者，任何读过《萌芽》走向胜利的最终章节的人都可以作证），而是要表明，部分内容被写进小说是因为它们就存在于现实世界里。如果十九世纪的捕鲸船上没有鞭笞，《白鲸》里也就不会有鞭打的场景，且收入这一场景也不仅仅是梅尔维尔身上施虐受虐倾向的表现。但假如书里除了鞭刑什么也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有理由感到疑惑了。
因此我们必须认定，男性角色在部分女性创作的小说中做出的不值得赞扬的行为，不一定是因为小说替作者说出了对于异性的偏颇看法。有没有可能是……我要犹犹豫豫、轻声地说，因为像大多数女性一样，我一想到会被人叫作——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说出口——被叫做厌恶男人的女人……就觉得害怕……但有没有可能是，部分男性在我们乐于视为现实生活的地方的行为……有没有可能并不是每一个男性都一直行为端正？有没有可能一些皇帝真的没有穿衣？
这对你们而言可能是在提出一个毫无新意的观点。其实不然。如今的小说家要做的“到处游走”之一是参加麦可兰德与斯图尔特出版社的“毁掉一个作家”巡回活动，在加拿大各地到处游走，和媒体圈的人士谈话，而他们要从事的一些“往返而来”则发生在阅读自己作品的书评之后。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装媒体人士和报纸评论员，就算不是和普通读者，至少也是和官方提倡的意见氛围有些关联；换句话说，当前被认为是时兴的，因此也是可以安全地公开表达的东西。如果是这样，那么眼下官方所提倡的意见氛围正表现出一种趋向男性哀嚎的显著转变。

大家最常问我的其中一个问题仍然是：“你写的是女性小说吗？”必须留意这个问题，因为，像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其含义会根据提问者和被问者的身份而变化。“女性小说”可以指流行文学小说，比如那种封面上有护士和医生的，或者有那种翻着白眼的女主角，穿着古装，头发在风中乱舞，站在歌特城堡或者南部大宅或者其他罪恶可能出现、希斯克利夫还在西班牙苔藓中埋伏的地方。也可能是指主要读者被假定为女性的小说，这可能会包罗相当多的作品，因为除了路易斯·拉摩的西部冒险和特定种类的色情作品之外，各类小说的主要读者也都是女性。还可以指女性主义宣传小说。或者可以指描写男性—女性关系的小说，这同样也覆盖很大的范围。《战争与和平》是女性小说吗？《飘》呢，虽然里面有一场战争？《米德尔马契》呢，虽然里面有人的境况？有没有可能是，女性并不担心让人看见自己在读那些可能被认作是“男性小说”的书，而男人却仍然认为，如果他们太过认真地去看一些由女性拼缀起来的据说是心怀恶意的词语组合，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会从身上脱落？从我最近在世上的到处游走和为了在许多扉页上签上我的名字而在书店所做的往返来判断，我可以说这种看法正在逐渐式微。越来越多的男性愿意站在队伍里并且被人看见；越来越少的人会说，“这是为了我太太的生日买的。”
但是，当我的老朋友和同党，可敬的皮埃尔·伯顿在电视上问我，为什么我最近的书《肉体伤害》里的男人全都懦弱无能的时候，我差一点就出口伤人了。我展现出女性著名的同情心，请不要把这跟意志薄弱混淆，只是漫无目的地说了几分钟的废话。“皮埃尔，”我原本应该说，“你觉得对于性关系当中的男人，谁比较可能有更多经验：你还是我？”这话并不像听起来那么不客气，甚至还有几分道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有相对较多的经验储备可供汲取。她们当然有自己和男人相处的经验，但同时还有朋友的，因为，没错，女人讨论男人——除了丑闻综合征之外——确实多过男人讨论女人。女性愿意向其他女性倾诉自己的弱点和忧虑；男性则不愿和其他男性谈这些，因为对他们而言外面仍然是个狗咬狗的世界，没有一个男人想对一群长着尖牙的潜在竞争对手露出软肋。假如男人要对任何人谈起他们和女人之间的问题，通常要么是心理医生，要么——你猜是谁——对其他女人。无论是读还是写，女性都可能比男人更加熟悉男人事实上如何对待女人；因此一些男人认为是诋毁他们形象的东西，女性可能觉得只不过是实事求是，或者甚至过于手软。

诚然男性性别榜样有许多劣势，即便是对男人来说也是如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超人，许多人只能是克拉克·肯特——但确实也有一些积极的而且在当时是有用的特点。我们用什么东西取代了这一系列标准呢？我们知道女性处于剧变和动荡的状态之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运动会产生能量；许多现在可以被用来形容女性的东西曾经都是不可能的，许多可以去思考的东西一度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们为男性提供了什么？他们的领地，尽管仍然广大，却正在萎缩。在小说中的男性角色身上所发现的困惑、绝望、愤怒和冲突并不仅仅存在于小说里。它们也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做一个人，我的孩子”和“做一个男人”听起来还是不一样的，虽然它确实也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与空想派的传奇作者不同，作为小说家的小说家以眼前有什么作为出发点。在我们讨论男性的时候，眼前所有的，是一种变化的状态，新旧观念彼此交叠，简单的规则不复存在。一些激动人心的生命形式可能会从所有这一切之中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我认为女性必须认真对待男性的关切，就像她们希望男性认真对待她们的关切一样，既是作为小说家也是作为地球上的居民。我们太常遭遇这样的态度，认为只有女性个体感受到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对我而言这和认为只有劳动阶级的人才是真实的，中产阶级的人就不是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是等同的。当然实际获得的痛苦不同于幼稚的自艾自怜，而且没错，女性害怕被男性杀害的依据比男人害怕遭人嘲笑的依据在更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统计数据就更不用提了。形象受损和颈项受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也不可低估：我们都知道男性曾因此杀害自己或他人。
我并不是在呼吁让女性重回逆来顺受的状态，甚至都不是那种女性支撑、培育、迎合和巩固男性自我而男人却不用礼尚往来的情况。理解并不一定就是纵容；而且可以指出的是女性已经“理解”了男人几个世纪了，部分是因为生存所需。假如对方手持重炮，最好还是能提前预测他可能的行动。女性，就像游击队员一样，发展出了渗透敌后而非正面迎击作为更受偏好的策略。但将“理解”作为操纵的手段——事实上是一种对于被理解对象的轻视——并不是我想看到的。然而，一些女性已经没有兴致再给出任何形式的任何理解；她们的感受和瑞内·雷维克很像：属于理解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她们想要力量。但我们无法从“人类”的定义中剥去任何人性的部分而不让自己的灵魂面临严重风险。让女性将自己定义为无能为力而把男性定义为无所不能将会落入一个古老的圈套，逃避责任且扭曲现实。反过来也一样；描绘一个女性已经与男性在权力、机会和行动自由上平等的世界，也将是类似的自我弃权。
我知道我并没有就写作男性角色给出任何具体的说明；我怎么能呢？记得，每个男性都是不同的。我唯一给出的只是一些提醒，指出来自现实世界和评论家的挑战。但仅仅出于困难并非不去尝试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