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在安大略省的伦敦，那一年的最后一场朗读会，说不定也是，我心想，我的最后一场朗读会，我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像台留声机了。一位女士：“所有这些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我从没觉得自己这么不像个加拿大人。”另一位女士，年纪很大了，眼神敏锐得让人吃惊：“你是借助比喻思考的吗？”另一个人：“什么是加拿大的身份认同？”大家似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何才能把所有这些，在你我的脑中维系到一起。因为我生活的地方也是所有人生活的地方：不只是一个地点或一个地区，虽然这么说也没错（我还可以加上温哥华和蒙特利尔，我在这两个地方各住了一年，还有埃德蒙顿，我在那里住了两年，还有苏必利尔湖和多伦多……）。它是一个由影像、经历、气候，以及你自己和你祖先的过去所共同组成的空间，说出口的话语，每个人的长相，以及他们对你的行为作出的反应，重要的和琐碎的事情，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清晰。形象是外在的，它们存在着，是我们与之共同生活且必须应对的东西。但是判断和联系（这是什么意思？）必须在脑内做出，它们由文字构成：好的，坏的，喜欢，讨厌，是去，是留，要不要继续在这里生活。对我而言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探索我事实上究竟生活在哪里。
——《归途》
我并不认为加拿大比其他地方“更好”，同样也不认为加拿大文学“更优秀”；我生活在加拿大，阅读加拿大文学，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它们是属于我的，包括其中所有与地域相关的意识和观念。拒绝承认你来自哪里——其中必然包括面条男人和他的敌意，以及反民族主义女士和她的疑虑——是无异于截肢的行为：或许能够借此自由飘荡，成为世界公民（还有哪个别的国家以此作为理想？），却要付出手、腿或是心的代价。找到自己的所属之地，就能找到自己。
然而还有另一番来自外界的景象和真相，我必须去适应。这片领地，这件被我称为“我的”之物，属于我的时间或许不多了。少有哪个国民比加拿大人更加热忱地推销自己的国家，这也是反复探求的加拿大身份认同之中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买家，像大家说的那样，愿意开采我们的资源；买家总是有的。需要关注的是我们渴望兜售的急不可待。开发资源和开拓潜力是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源于贫乏，仰赖于金钱，而后者源于内在，其原因我只消犹豫片刻，便会称之为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