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第一部 1970—1989】
关于创作才能的风险,更加极端的版本来自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的自杀,以及她们获得的病态关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不但被看成怪异且缺乏女性气质的人,更被视为注定走向毁灭。通过自己的人生或是自己创作的角色,把孑然一身或者难逃失败的形象演出来,确实相当具有吸引力。万幸,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被逼急了,我们总还是可以想想盖斯凯尔夫人,哈里特·比彻·斯托,甚或是,比如说,艾丽丝·门罗和阿黛尔·怀斯曼,还有其他许多女作家的生活经历,她们似乎能够同时兼顾为人妻、为人母和写作,与这个文化里的其他人相比也没有变得明显残缺畸形。
但《红菱艳》现象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女作家在这个社会的处境确实要比男性作家更艰难。这并不是出于什么与生俱来、难以理解的生理或是精神层面的不同:困难是人为造成的,而且这些刻板印象仍然在周围埋伏,随时准备以完整的形态从男女批评家的脑中一跃而出,缠住毫无防备从身边经过的角色或是作者。在道德层面上,对女性的要求依然是她们要比男性更优秀,甚至连女性自己,甚至连女性运动的一些分支也这样认为;假如她们不是天使,假如她们身上刚好存在普通人的不足,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尤其是假如她们表现出任何优势或者才能,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其他方面,那她们就不仅仅是普通人,而是还不如普通人。她们是女巫、美杜莎,是毁灭性的、强大的、可怕的怪兽。有粉刺和瑕疵的天使不会被看作凡人,而会被看作魔鬼。一个像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所表现的一样反复无常的角色不是可信的创作产物,而是对女性天性的一种诋毁,或者一种说教,说的不是人性的弱点,而是所有女性特有的比脆弱更脆弱的缺点。女性依旧承受着许多社会压力,要做到尽善尽美,而假如她们以除最严格指定方式之外的任何其他方式靠近这一目标,则又会招致许多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