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为什么男人会觉得受到女人威胁？”我问过我的一个男性朋友。（我喜欢这个美妙的修辞手法，“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这个词常被女记者拿来使用，在她们想说一些尤其刻薄的话但又不想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这个词也让别人知道你确实有男性朋友，而不是一头那种会喷火的神话怪兽，激进女权主义者，带着小剪刀到处走，如果有男人给你开了门就踢他们的小腿。“我的一个男性朋友”也会让——我们还是承认吧——表达出来的意见更有分量。）所以我的这个男性朋友，顺便说一下他确实是存在的，随口加入了如下的对话。“我是说，”我说，“男人大多数时候都块头更大，他们能跑得更快，更能掐死人，而且平均而言也掌握更多金钱和权力。”“他们害怕女人会嘲笑他们，”他说，“削弱他们的世界观。”然后我又在一场我主持的仓促诗歌研讨会上问了一些女学生，“为什么女人会觉得被男人威胁？”“她们害怕被杀。”她们说。
从这一点我断定，男人和女人确实不同，哪怕只是在施加威胁的程度和范围上。男人才不只是一个穿着滑稽衣服和护裆的女人。男性的思考方式不同，除了在高等数学之类的问题上。但他们也并非异样或次一等的生物。从小说家的观点来看，这一发现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你们也能够注意到我们正在接近今晚的话题，尽管是用一种螃蟹般的、踏着小碎步、迂回曲折而且十分女性化的方式；但无论如何还是在接近。但首先，小小地岔个题，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说明，当有人问你恨不恨男人的时候，正确的回答是“哪些男人？”——因为，当然了，今晚的另一大意外是男人并不都是一样的。只有一些男人有胡子。除此之外，我从来都不是那种用轻视的口吻提起男人，把他们全部归成一类的人；我从来不会说，比如——像有些人说过的那样——“往身上套个纸袋他们就都是一样的”。我会把阿尔贝特·施韦泽放在一头，希特勒在另一头。
但想一想，如果没有男人的贡献，今天的文明会是什么样？没有电动地板打蜡机，没有中子弹，没有弗洛伊德心理学，没有重金属摇滚组合，没有色情文学，没有回归的加拿大宪法……我可以一直不停地说下去。而且和他们一起玩拼字游戏非常有趣，需要吃掉剩菜的时候他们也能派上用场。我曾经听过一些万分厌倦的女性表达这种观点，只有一个死掉的男人才是好男人，但这远非正确。好男人或许难觅，但你要这么想：就像钻石一样，不管有没有经过打磨，都是物以稀为贵。像对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们！一开始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惊讶，但迟早他们的优良品质会显露出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的。好吧，考虑到统计数据……在一些情况下。
——《写作男性角色》
“你从哪里来？”一个相当知名的男性角色在一部包罗万象、我肯定你们都很熟悉的叙事散文中说。“我在地上到处游走，往返而来。”他的对手回答。小说家就是这样。我们当然不希望继续这个类比——与一些意见相反，批评家不是上帝，小说家也不是魔鬼，尽管我们可以说，从布莱克的作品来看，创造的活力更有可能从阴间地府而不是理性秩序的上层世界中涌现。让我们就这么说吧，在地上到处游走、往返而来似乎是所有小说作者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过的事情，而小说本身，与冒险故事及其变体不同，则是人类文明之中，当代现实人类世界与语言和想象力相互碰撞的交点之一。这并不是要将小说限定在左拉式的自然主义之内（即便左拉自己也不是一个左拉式的狭隘自然主义者，任何读过《萌芽》走向胜利的最终章节的人都可以作证），而是要表明，部分内容被写进小说是因为它们就存在于现实世界里。如果十九世纪的捕鲸船上没有鞭笞，《白鲸》里也就不会有鞭打的场景，且收入这一场景也不仅仅是梅尔维尔身上施虐受虐倾向的表现。但假如书里除了鞭刑什么也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有理由感到疑惑了。
因此我们必须认定，男性角色在部分女性创作的小说中做出的不值得赞扬的行为，不一定是因为小说替作者说出了对于异性的偏颇看法。有没有可能是……我要犹犹豫豫、轻声地说，因为像大多数女性一样，我一想到会被人叫作——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说出口——被叫做厌恶男人的女人……就觉得害怕……但有没有可能是，部分男性在我们乐于视为现实生活的地方的行为……有没有可能并不是每一个男性都一直行为端正？有没有可能一些皇帝真的没有穿衣？
这对你们而言可能是在提出一个毫无新意的观点。其实不然。如今的小说家要做的“到处游走”之一是参加麦可兰德与斯图尔特出版社的“毁掉一个作家”巡回活动，在加拿大各地到处游走，和媒体圈的人士谈话，而他们要从事的一些“往返而来”则发生在阅读自己作品的书评之后。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装媒体人士和报纸评论员，就算不是和普通读者，至少也是和官方提倡的意见氛围有些关联；换句话说，当前被认为是时兴的，因此也是可以安全地公开表达的东西。如果是这样，那么眼下官方所提倡的意见氛围正表现出一种趋向男性哀嚎的显著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