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第一部 1970—1989】
让我发起一份简单的呼吁;女性,无论作为虚构形象还是作为人,都必须被允许拥有不完美之处。假如我要塑造一个女性角色,我会希望能够展示她拥有所有人类都共同拥有的情绪——憎恶、嫉妒、怨恨、欲望、愤怒和恐惧,同时还有爱意、怜悯、宽容和喜悦——而不必让她被宣称为怪物、污点,或是不良的榜样。如果情节需要的话,我同样也希望她精明、睿智和狡黠,而不用让她被贴上物质女神的标签,或是成为表现女性阴险狡诈昭然若揭的典型例子。很长时间以来,文学作品中的男性一直被视为个体,而女性则只是一个性别的代表;或许是时候把大写的“女”字从“女性”一词中除去了。我自己从来都不认识什么天使、鹰身女妖、女巫或是大地之母。我认识一些真实的女性,她们并不都比男人更友好、更高尚、受了更长时间的苦,也不一定都不如男人那么自以为是和自命不凡。描写她们的故事正日渐变得可行,尽管和往常一样,我们还是难以区分哪些是自己实际看到的,哪些是教育引导我们看到的。谁知道呢?甚至我自己评价起女性来也可能比评价男性更严厉;毕竟,她们要为原罪负责,至少这是我在学校里学到的。
让我用阿格尼斯·麦克菲尔的话来结尾,她虽然不是作家,但对于至少一种文学刻板印象却十分熟悉。“听到男人说起女性是家中天使的时候,我总会,至少是在心里,怀疑地耸耸肩。我不想当家里的天使。我自己想要的也是我想让其他女性得到的:绝对的平等。在达成这一点之后,男人和女人可以轮流当天使。”我会换一种方式来说:“男人和女人可以轮流当一个普通人,活出每一个人的丰富个性和变化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