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为什么男人会觉得受到女人威胁？”我问过我的一个男性朋友。（我喜欢这个美妙的修辞手法，“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这个词常被女记者拿来使用，在她们想说一些尤其刻薄的话但又不想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这个词也让别人知道你确实有男性朋友，而不是一头那种会喷火的神话怪兽，激进女权主义者，带着小剪刀到处走，如果有男人给你开了门就踢他们的小腿。“我的一个男性朋友”也会让——我们还是承认吧——表达出来的意见更有分量。）所以我的这个男性朋友，顺便说一下他确实是存在的，随口加入了如下的对话。“我是说，”我说，“男人大多数时候都块头更大，他们能跑得更快，更能掐死人，而且平均而言也掌握更多金钱和权力。”“他们害怕女人会嘲笑他们，”他说，“削弱他们的世界观。”然后我又在一场我主持的仓促诗歌研讨会上问了一些女学生，“为什么女人会觉得被男人威胁？”“她们害怕被杀。”她们说。
从这一点我断定，男人和女人确实不同，哪怕只是在施加威胁的程度和范围上。男人才不只是一个穿着滑稽衣服和护裆的女人。男性的思考方式不同，除了在高等数学之类的问题上。但他们也并非异样或次一等的生物。从小说家的观点来看，这一发现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你们也能够注意到我们正在接近今晚的话题，尽管是用一种螃蟹般的、踏着小碎步、迂回曲折而且十分女性化的方式；但无论如何还是在接近。但首先，小小地岔个题，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说明，当有人问你恨不恨男人的时候，正确的回答是“哪些男人？”——因为，当然了，今晚的另一大意外是男人并不都是一样的。只有一些男人有胡子。除此之外，我从来都不是那种用轻视的口吻提起男人，把他们全部归成一类的人；我从来不会说，比如——像有些人说过的那样——“往身上套个纸袋他们就都是一样的”。我会把阿尔贝特·施韦泽放在一头，希特勒在另一头。
但想一想，如果没有男人的贡献，今天的文明会是什么样？没有电动地板打蜡机，没有中子弹，没有弗洛伊德心理学，没有重金属摇滚组合，没有色情文学，没有回归的加拿大宪法……我可以一直不停地说下去。而且和他们一起玩拼字游戏非常有趣，需要吃掉剩菜的时候他们也能派上用场。我曾经听过一些万分厌倦的女性表达这种观点，只有一个死掉的男人才是好男人，但这远非正确。好男人或许难觅，但你要这么想：就像钻石一样，不管有没有经过打磨，都是物以稀为贵。像对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们！一开始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惊讶，但迟早他们的优良品质会显露出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的。好吧，考虑到统计数据……在一些情况下。
——《写作男性角色》
诚然男性性别榜样有许多劣势，即便是对男人来说也是如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超人，许多人只能是克拉克·肯特——但确实也有一些积极的而且在当时是有用的特点。我们用什么东西取代了这一系列标准呢？我们知道女性处于剧变和动荡的状态之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运动会产生能量；许多现在可以被用来形容女性的东西曾经都是不可能的，许多可以去思考的东西一度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们为男性提供了什么？他们的领地，尽管仍然广大，却正在萎缩。在小说中的男性角色身上所发现的困惑、绝望、愤怒和冲突并不仅仅存在于小说里。它们也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做一个人，我的孩子”和“做一个男人”听起来还是不一样的，虽然它确实也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与空想派的传奇作者不同，作为小说家的小说家以眼前有什么作为出发点。在我们讨论男性的时候，眼前所有的，是一种变化的状态，新旧观念彼此交叠，简单的规则不复存在。一些激动人心的生命形式可能会从所有这一切之中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我认为女性必须认真对待男性的关切，就像她们希望男性认真对待她们的关切一样，既是作为小说家也是作为地球上的居民。我们太常遭遇这样的态度，认为只有女性个体感受到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对我而言这和认为只有劳动阶级的人才是真实的，中产阶级的人就不是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是等同的。当然实际获得的痛苦不同于幼稚的自艾自怜，而且没错，女性害怕被男性杀害的依据比男人害怕遭人嘲笑的依据在更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统计数据就更不用提了。形象受损和颈项受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也不可低估：我们都知道男性曾因此杀害自己或他人。
我并不是在呼吁让女性重回逆来顺受的状态，甚至都不是那种女性支撑、培育、迎合和巩固男性自我而男人却不用礼尚往来的情况。理解并不一定就是纵容；而且可以指出的是女性已经“理解”了男人几个世纪了，部分是因为生存所需。假如对方手持重炮，最好还是能提前预测他可能的行动。女性，就像游击队员一样，发展出了渗透敌后而非正面迎击作为更受偏好的策略。但将“理解”作为操纵的手段——事实上是一种对于被理解对象的轻视——并不是我想看到的。然而，一些女性已经没有兴致再给出任何形式的任何理解；她们的感受和瑞内·雷维克很像：属于理解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她们想要力量。但我们无法从“人类”的定义中剥去任何人性的部分而不让自己的灵魂面临严重风险。让女性将自己定义为无能为力而把男性定义为无所不能将会落入一个古老的圈套，逃避责任且扭曲现实。反过来也一样；描绘一个女性已经与男性在权力、机会和行动自由上平等的世界，也将是类似的自我弃权。
我知道我并没有就写作男性角色给出任何具体的说明；我怎么能呢？记得，每个男性都是不同的。我唯一给出的只是一些提醒，指出来自现实世界和评论家的挑战。但仅仅出于困难并非不去尝试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