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我认识几个完全可以选择用婚姻取代事业的男人，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出于客观机缘，或者也是出于主观意愿，一直就像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出了名的有始无终。
“等我三十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对我说，“就必须在婚姻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
“这话什么意思？”我问他。
“这个嘛，如果要结婚，我就必须有事业。”他回答。
而我却被要求二者选一。许多事情随时代而改变，我希望这也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没有哪个思路正常的大学会举办名叫“女性谈女性”的系列讲座。就算真的要就这一主题讲些什么，多半也会请来一位著名心理学家，一个男性，来探讨女性天生的受虐倾向。为女性提供大学教育，哪怕被认为是正当的，也是基于这能让女性成为更有聪明才智的妻子和更见多识广的母亲。女性问题方面的权威往往都是男性。他们被认定掌握着这方面的知识，就像掌握着其他所有的知识一样，而理由仅仅只是他们的性别。如今局面扭转，女性被认为理当掌握这些知识，仅仅是因为她们身为女性。我只能认为我是基于这个原因才被请来给你们演讲的，因为我在女性问题，确切地说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不是什么权威。
我逃离了学术，也绕开了记者行业——这也是我曾经考虑过的职业，但有人告诉我女记者最后通常都会去写讣告，或者是给女性版面写婚礼公告，很符合她们的古老角色，掌控生死的女神、婚床装饰者和遗体清洗人。最终我成了一名职业作家。
——《夏娃的诅咒——或者说，我在学校所学到的》
让我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这是每个小说家，无论男女，在从事写作的某个阶段都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每个文学评论家都会面临的问题。
小说的目的是什么？它应该履行什么功能？应该给读者带来什么好处，如果真能带来好处的话？它究竟应该取悦还是施教，还是两者兼有，而如果是两者兼有，让人感到愉悦和让人获得启发之间是否会有矛盾？小说应当探讨假想的可能、真相的陈述，抑或只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它究竟是要关注一个人应当怎样度过人生，怎样才能度过人生（通常更加局限），还是大多数人如何度过人生？它是否应该告诉我们有关我们社会的一些事实？它能对此避而不谈吗？更具体地说，假如我在写一本由一位女性担任主角的小说；我应该在上述问题上安排多少篇幅？由于批评家先入为主的成见，我又不得不在上述问题上安排多少篇幅？我是否想让主角讨人喜欢，受人尊重，或是获得信任？她能同时满足这三点吗？喜欢她、尊重她，或者相信她的人各自都会带着哪些假设？她一定必须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吗？
我不喜欢“榜样”这个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情形。那是，当然是，在大学里，一所整体上由男性主导却有一间女子学院附属其中的大学。女子学院正在物色一位院长。我的朋友，一位社会学家解释说，这位院长一定得是一个好的榜样。“这话什么意思？”我问。好吧，未来的院长不仅必须拥有高学历文凭以及和学生相处融洽的能力，她还必须已婚，有孩子，外貌出众，衣着得体，积极参加社区工作等等。当时我断定自己是个糟透了的榜样。但话说回来，我并不想成为榜样。我想成为作家。一个人显然没有时间同时做这两件事。
用榜样的标准来评判未来院长或许将将还能勉强接受，但这也是文学评论家最喜欢的技巧之一，尤其是用来评价书中的女性角色，有时也用来评价女性作家本人，因此就必须对它做相当仔细地审视。我来举个例子：几年前，我读了一篇玛丽安·恩格尔《赫尼曼电影节》的书评，是一位女性评论家写的。小说的主角是米恩，一个即将临产的孕妇，她在书里花了很长时间追忆往事和抱怨眼前。她没有工作。也没有多少自尊心。她无病呻吟、自我放纵、充满内疚，对自己的孩子态度暧昧，对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场的丈夫也是如此。书评人对这一角色欠缺主动性，以及表面呈现的懒惰和没有条理表达了不满。她想要一个更加积极、更有活力的角色，一个能够将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行事作风与当时的女权运动开始呈现出来的理想女性形象更相符的角色。米恩没有被视为一个可以接受的榜样，这本书也因此减了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