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第一部 1970—1989】
大家最常问我的其中一个问题仍然是:“你写的是女性小说吗?”必须留意这个问题,因为,像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其含义会根据提问者和被问者的身份而变化。“女性小说”可以指流行文学小说,比如那种封面上有护士和医生的,或者有那种翻着白眼的女主角,穿着古装,头发在风中乱舞,站在歌特城堡或者南部大宅或者其他罪恶可能出现、希斯克利夫还在西班牙苔藓中埋伏的地方。也可能是指主要读者被假定为女性的小说,这可能会包罗相当多的作品,因为除了路易斯·拉摩的西部冒险和特定种类的色情作品之外,各类小说的主要读者也都是女性。还可以指女性主义宣传小说。或者可以指描写男性—女性关系的小说,这同样也覆盖很大的范围。《战争与和平》是女性小说吗?《飘》呢,虽然里面有一场战争?《米德尔马契》呢,虽然里面有人的境况?有没有可能是,女性并不担心让人看见自己在读那些可能被认作是“男性小说”的书,而男人却仍然认为,如果他们太过认真地去看一些由女性拼缀起来的据说是心怀恶意的词语组合,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会从身上脱落?从我最近在世上的到处游走和为了在许多扉页上签上我的名字而在书店所做的往返来判断,我可以说这种看法正在逐渐式微。越来越多的男性愿意站在队伍里并且被人看见;越来越少的人会说,“这是为了我太太的生日买的。”
但是,当我的老朋友和同党,可敬的皮埃尔·伯顿在电视上问我,为什么我最近的书《肉体伤害》里的男人全都懦弱无能的时候,我差一点就出口伤人了。我展现出女性著名的同情心,请不要把这跟意志薄弱混淆,只是漫无目的地说了几分钟的废话。“皮埃尔,”我原本应该说,“你觉得对于性关系当中的男人,谁比较可能有更多经验:你还是我?”这话并不像听起来那么不客气,甚至还有几分道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有相对较多的经验储备可供汲取。她们当然有自己和男人相处的经验,但同时还有朋友的,因为,没错,女人讨论男人——除了丑闻综合征之外——确实多过男人讨论女人。女性愿意向其他女性倾诉自己的弱点和忧虑;男性则不愿和其他男性谈这些,因为对他们而言外面仍然是个狗咬狗的世界,没有一个男人想对一群长着尖牙的潜在竞争对手露出软肋。假如男人要对任何人谈起他们和女人之间的问题,通常要么是心理医生,要么——你猜是谁——对其他女人。无论是读还是写,女性都可能比男人更加熟悉男人事实上如何对待女人;因此一些男人认为是诋毁他们形象的东西,女性可能觉得只不过是实事求是,或者甚至过于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