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小说是个人记忆和经历与集体记忆和经历的交会场，交会的规模有大有小。小说离我们越近，我们就越会接受并宣称它是个人而非集体的。
——「寻找《别名格蕾丝》：谈写作加拿大历史小说」
我想说什么？我想说小说正是由此类单独的细节搭建而成的；自传也是，包括那种我们每个人一直在写，却还没开始着手写下来的自传；历史也一样。历史或许有意为我们提供宏大样板和总体格局，但没有一砖一瓦、生生世世、日复一日的基础它就会坍塌。任何一个告诉你历史无关个人，只关乎大趋势和转变的人都在撒谎。那响彻全球的枪声是在某个日子，某种天气条件下，从某一类命中率相当低的枪中射出的。一八三七年起义后，威廉·莱昂·麦肯齐穿着女装逃到了美国；我知道年份，所以能猜出他穿的女装式样。我住在多伦多以北安大略的乡村郊野时，一个当地人说：“这是我们把女人和孩子藏起来的谷仓，在芬尼亚人打进来的时候。”特定的谷仓，特定的妇女和儿童。对我说起这个谷仓的人出生在芬尼亚兄弟会袭击发生大约六十年之后，但他说“我们”而不是“他们”：他将自己并未亲身在场的事件作为个人经历来回忆，我相信我们都曾做过类似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记忆、历史和故事相互交叉；只要再多一步就能将它们全部带进小说的领域。
我们生活在一个各种记忆，包括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更大范围的记忆，都在受到质疑的时期。对历史和对个人，遗忘可能都和牢记一样容易，而记起一度被遗忘的东西可能会明显让人不适。原则上，我们倾向于记住自己遭遇的坏事，而忘记自己做过的坏事。伦敦大空袭仍被铭记；对德累斯顿的火烧轰炸则不然，或者说并没有被我们记住。要挑战广泛接受的历史版本——我们认定为适合记住的——去挖掘全社会都决定还是忘了更好的东西，可能会引发痛苦和愤怒的呐喊，近期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创作者就可以证明。阵亡将士纪念日，和母亲节一样，是高度仪式化的场合；举个例子，我们不准在母亲节纪念坏妈妈，甚至于承认有这样的人存在都会被看成是——在那一天——品味低劣。
难题来了，对历史和个人记忆皆然，因而对小说也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知道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而倘若我们最终发现自己并不知道我们曾经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是我们所认为的我们，或者是昨天曾经认为的，或者是——比如说——一百年前曾经认为的？在我的年纪，只要有人说起那个叫什么来着的老家伙怎么样了？这就是你会问自己的问题；这也是与加拿大历史相关联而产生的问题，或者其实是任何其他类型的历史。这同时还是在对任何曾经被称为“角色”的事物的沉思中会出现的问题；因此也是所有小说构思的核心。因为小说所关心的，首先是时间。任何情节都是一个这再接着一个那；小说必须有变化，而变化只能在时间中发生，且只有在要么是书中角色，要么至少是读者，能记住之前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这个变化才能有意义。正如亨利·詹姆斯的传记作者利昂·埃德尔所说，如果里面有时钟，你就知道那是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