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十八世纪开展的是壮游和感伤之旅而非朝圣，但后者又随着浪漫主义时代回来了。想想拜伦勋爵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主角是个浪子，尽管内心充满躁动不安且自己也不知道是对什么的渴望。可他拜访的圣地不是教堂，而是壮观美景，其中有大量悬崖和深渊，诗歌也以对海洋一望无际的赞颂结尾，其中包括经常被引用的一节，
奔腾吧，你深不可测的深蓝色海洋——奔腾！
千万艘船舰在你身上驰驱，痕迹不留；
人用废墟点缀了大地——他的力量，
施展到海岸为止；——在水的旷原上头，
那些残骸都是你的所为，这儿没有
遭人破坏的丝毫痕迹，除了他自己，
他呀，往往像一滴雨水，一下子就
沉入你的深处，只几个苦痛的气泡浮起，
没有坟墓，不鸣丧钟，不用棺材，也无人知悉。
将所有这些类型的朝圣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什么？乍看之下没有任何一致的东西。然而有一些联系。比如，朝圣者——似乎——永远不是第一个到的。其他人在他之前来过，而且遭遇了不幸的（尽管是英勇且圣徒般的）结局。正是为了向这些先驱表达敬意朝圣者才拾起了手杖。乔叟的欢快集体要去坎特伯雷，托马斯·贝克特的遇害现场。班扬的朝圣者追随受难耶稣的足迹；就连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也以对无数悲剧沉船和溺水的冥想结尾。尸体通常似乎要先于活着的朝圣者。
我参加的旅行具有所有三类朝圣的要素。和快乐的人待在一起，讲故事，也听他们的故事。目睹壮丽风景，还有壮丽海景，斟酌殒命的水手和沉没的轮船。
至于属灵争战，尽管我自己没有参加，但那些让这条路线有了闹鬼名声的人绝对参与了。我们走的海路与富兰克林和他的船员一八四七年出发去发现西北航道却从此下落不明时走的是同一条；从充满希望的启程到发现他们的银质餐具和被啃过的骨头之间，一定经历了许多痛苦。
——《去比奇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