樋口一叶以朴素的叙事技巧展现了一个既陷入瘫痪又处于激变中的世界。这种状况正浓缩在阿吉的经历中。他是孤儿，举目无亲，而阿京则成了他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在故事末尾，他失去了这个港湾。“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悲伤地说，“这是什么样的生活！有友好的人，但他们后来就消失了，总是那些我喜欢的人。”这里没有突如其来的大团圆，甚至没有烂俗言情剧里的为情而死，也不为我们提供易卜生式的道德说教和对社会变革的鼓吹。小说中最接近道德结论的部分——“男孩子决不放弃他对清白的看法”——听上去也像是说说而已，令人难以辨别它是要让我们称赞阿吉的道德坚定，还是为他的不成熟而遗憾。小说以两人间一段黯淡的对话结尾：
“谁也不想做那种事情啊。但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你改变不了的。”
他含着眼泪盯着她。
“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吧，阿京。”
《岔路》的悲剧性，在于这里并没有上演宏大的悲剧，也没有流行情感戏码可以借来让事情变得好看些。阿吉曾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街头艺人，直到一位善良的老妇把他领回了家。然而他口中的这位“老婆婆”也不是什么神仙救星。她在她的伞店里拼命使唤他，几乎把他当作家里的一个奴隶。但即使是她，也已经在故事开始前两年去世了，伞店的新东家则几乎容不下他。阿吉在阿京那里找到了一个替代性的家庭。“你就像我姐姐一样，”他对她说，并问道，“你确定没有弟弟吗？”而阿京是独生女，她自己也没有家人可以依靠。阿京无法回应阿吉对家庭关系的玄想，便期盼着某种奇迹出现。她问道：“你身上有什么证明身世的东西吗？一个带着名字的饰品之类的？总有点类似的东西吧。”在通俗小说或木偶戏里，这样一种饰品将揭开阿吉的身世（一般是尊贵的），而他也将能回到他失去的家庭。但他和阿京生错了时代。
事实上，他们生错了文类。他们的故事绝非阿京在《都之花》之类的杂志上会读到的那种有着大团圆结局的消闲故事，也不是阿吉过去在街上表演的那种通俗戏本。阿京和阿吉所身处的，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现代世界——甚至是十九世纪末的现代主义世界，正与在易卜生处依旧清晰可见的那种直截判断和道德确定性渐行渐远。丹利曾写到樋口一叶“隐晦简省的风格”，而这正是当时西方作家正在试验的一种特质。在樋口一叶写下她的作品三年之后，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中无名的叙述者告诉他的听众，马洛的未完成的故事的意义“不是像内核一样在里边，而是在外边，包裹着故事，故事照亮意义，就像火光照亮迷雾”。樋口一叶的主要作品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