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思想的黎明时分，赫拉克利特早已预言：正义甚至为物质宇宙设下藩篱。“太阳不敢逾越它的轨道，否则守护正义的复仇女神必将察觉。”我们这些让宇宙与精神脱轨的现代人，却对此警告报以嘲笑。我们在癫狂的天幕上肆意点燃我们想要的太阳。然而界限始终存在，我们心知肚明。在最极端的疯狂里，我们仍梦想着那个被遗弃的平衡，还天真地以为在歧路尽头能重获它。这般稚童般的狂妄，恰说明为何如今由我们疯狂思想的继承者——那些文明幼童——来主宰历史。
赫拉克利特的另一则残篇直陈：“狂妄乃进步之倒退。”这位以弗所哲人逝去数世纪后，面对死刑威胁的苏格拉底唯一自认的优势是：对自己无知之事，绝不妄称知晓。那个时代最高贵的思想与生命，终以骄傲地承认无知作结。我们遗忘此事时，也遗忘了自己的阳刚气概。我们偏爱模仿伟大的强权——先是亚历山大，继而是罗马征服者，教科书作者们竟以空前卑劣的心灵教我们崇拜这些人物。轮到我们征服时，我们挪移界碑，掌控天地。我们的理性制造了虚空。最终孤独地，我们在荒漠上建成帝国。当自然曾平衡历史、美与善，甚至将数的韵律注入血腥的悲剧时，我们对此等崇高的平衡还有何等想象力？我们背弃自然，以美为耻。我们可悲的悲剧散发着办公室的浊臭，其中流淌的鲜血带着油腻墨水的颜色。
正因如此，如今宣称我们是希腊的子嗣实属不当。若非要如此说，那我们便是背弃祖训的逆子。我们将历史奉上神坛，朝着神权政治迈进——恰如希腊人称为蛮族，并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死战到底的那些敌寇。

“唯有现代都市，”黑格尔悍然写道，“为精神提供自我觉醒的土壤。”我们就这样活在巨大城市的时代。世界被蓄意阉割了维系永恒的元素：自然、海洋、山丘、暮色中的冥想。街上才有意识，因为街上才有历史——此乃铁律。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最杰出的作品也印证着同样的偏见。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来，你在欧洲伟大文学中寻找风景描写是徒然的。历史既不能解释先它而存的自然宇宙，也不能解释超乎其上的美。于是它选择漠视这些。当柏拉图包容一切——荒诞、理性与神话时，我们的哲学家却只容得下荒诞或理性，因为他们对其余一切闭目塞听。而鼹鼠仍在沉思。
正是基督教率先用灵魂的悲剧取代了对世界的凝观。但至少它还指向某种灵性自然，借此维系着某种恒常。上帝既死，唯余历史与强权。长久以来，我们哲学家的全部努力，无非是要用“处境”概念置换“人性”概念，用偶然的狂飙或理性的无情运动取代古老的和谐。希腊人为意志设下理性的界限，我们却最终将意志的冲动植入理性核心，使之沦为凶器。对希腊人而言，价值先于一切行动，恰恰为行动划定边界。现代哲学则将价值置于行动的终点。它们并非既存，而是生成，唯有历史终结时我们方能窥其全貌。随着价值消逝，界限也随之泯灭。由于人们对价值的构想各异，又因缺乏这些价值约束的斗争必然无限蔓延，各种救世主义如今相互倾轧，它们的呐喊湮没在帝国碰撞的轰鸣中。赫拉克利特说：“狂妄是烈火。”而今火势蔓延，尼采已被超越。欧洲不再以锤子思考，而是以炮火思考。

历史精神与艺术家都企图重塑世界。但艺术家因天性使然，知晓其界限所在，而历史精神对此视而不见。因此后者终将导向暴政，前者的激情却通往自由。如今所有为自由而战者，究其根本，皆为美而战。当然，这并非为美本身辩护。美离不开人类，唯有追随时代的不幸，我们方能赋予这个时代伟大与宁静。我们再不会成为隐士。但同样确凿的是，人类离不开美——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佯装不知之事。它坚决地追求绝对与霸权，尚未穷尽世界就急于将其变形，尚未理解就妄图规整。无论它如何辩白，实则已背弃此世。奥德修斯能在卡吕普索处选择永生或故土。他选择了故土，连同随之而来的死亡。如此朴素的崇高，于我们已属陌生。或有人说我们缺乏谦卑。但归根结底，这词模棱两可。我们不过缺少人的骄傲——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丑，夸耀一切，攀摘星辰，最终却在公共场所袒露羞耻——那忠于自身界限的骄傲，对人之境况清醒的爱。
“我憎恶我的时代。”圣埃克絮佩里在临终前写道，其缘由与我所述相去不远。但尽管这声呐喊令人震颤——出自一位深爱人类高贵之处的人之口——我们却不能苟同。然而，在某个时刻，背弃这具枯槁世界的诱惑何其强烈！但这时代终究属于我们，我们无法在自我憎恶中生存。它堕落至此，既因美德的泛滥，亦因缺陷的宏大。我们将为那源远流长的美德而战。何种美德？帕特罗克洛斯的战马为阵亡的主人哀鸣。一切尽丧。但阿喀琉斯重燃战火，胜利终将到来，只因友谊刚遭屠戮：友谊即美德。
承认无知、拒绝狂热、认清世界与人类的界限、珍爱面容、最终回归美——这便是我们将与希腊人重逢的营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的历史意义并非人们所想。它存在于创造与审判的斗争中。尽管艺术家们将为赤手空拳付出代价，我们仍可期待他们的胜利。黑暗哲学将再一次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消散。啊，正午的思想，特洛伊战争正在远离战场的地方进行！这一次，现代都市可怖的城墙终将崩塌，释放出“灵魂平静如海面安宁”的海伦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