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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收录了420余首涉及侠客书写的诗歌,在唐诗中虽只占很小比例,但与其他朝代相比也算是数量颇丰,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体系。在体裁方面,唐代的咏侠诗涉及古体诗、近体诗、乐府诗、歌行体等,可谓十分完备;在艺术方面,唐代的咏侠诗继往开来,吸收了魏晋诗歌的名士风度,结合了由春秋战国发展而来的侠客精神,发展出豪迈悲怆、恢宏大气的风格,对后世的侠客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
司马迁和荀悦对游侠的评价都没有问题,只是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而已。荀悦批评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并把游侠列于“三游”之首,认为游侠行径有违圣人之道,是导致周王朝礼崩乐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司马迁则在《史记》中从较正面的角度肯定了游侠行为的可取之处,如“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赞扬了各阶层侠士的贤德。但司马迁也提到“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这正好与荀悦对“三游”之首的游侠的评价遥相呼应。而荀悦在激烈抨击游侠败坏道德法制的同时,也肯定了他们的重诺尚武等优点:“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甚至分析了游侠之所以善恶两极化的原因:“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可见荀悦抨击的只是“盗贼之侠”,而非全部游侠。通过史学家对游侠的评价,后人可以看出侠的意义并非只有一个孤立的选项,而是包括了广阔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