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时曾供奉东宫、历经四朝的诗人李泌，笔下的《长歌行》所透露出的精神面貌就有这样的矛盾色彩：“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气志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诗歌歌颂大丈夫的“千生气志”，将自身置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天地生吾”的慷慨情怀油然而生，将道家“绝粒升天衢”的向往、儒家“鸣珂游帝都”的追求与“丈夫”形象结合在一起，使“丈夫”的意象具有了多层次的意味，诗作意蕴也变得格外深远广阔。诗中“丈夫”的定义已经和知恩图报、忠君为国无关，而是“焉能不贵复不去”形象。诗人似乎更追求一种果决的状态，为官便需显贵，不然就离开宦场。这一果断的选择说明了诗人站在人生岔路口的抉择态度。功名对诗人而言只是一种选择，而非人生的枷锁。盲目追求功名利禄是不可取的，反而“业就扁舟泛五湖”才是最佳选择。只是因为诗歌对“丈夫”的定义曲折暧昧，使得泛舟五湖之上的结局余味无穷，究竟是深藏功名的主动离开还是无法显达的泄气归隐已无从得知。但丈夫形象的复杂化正是文人阶层对自身追求出现困惑的体现之一。
中晚唐文人在追求侠气的同时，常将自身的人生困惑代入游侠形象。作为游侠的形象代表，刘生的题材由梁、陈二朝起便广受文人的欢迎，刘生形象的变化与不同时期的时代文化、游侠风气的转变息息相关，中晚唐的刘生形象与初盛唐时相比截然不同。
韩愈诗中的刘生“自少轩轾非常俦”，延续了初盛唐游侠俊朗的形象设定，这位刘生同样热衷游历四方：“弃家如遗来远游，东走梁宋暨扬州。……南逾横岭入炎州。”见识了青鲸、怪魅、山㺑、蛟虬等各类诡谲事物，又经历了几年“妖歌慢舞烂不收”的轻浮浪荡生活，突然发现时光匆匆逝去，自己的人生实际充满落寞与孤寂：“瞥然一饷成十秋，昔须未生今白头。五管历遍无贤侯，回望万里还家羞。”浪迹多年之后的刘生意识到自己功名无成而感到羞愧，最终有所觉醒：“车轻御良马力优，咄哉识路行勿休，往取将相酬恩仇。”诗中的刘生不再是初盛唐时“抱剑欲专征”的气不平形象，游历四方也不再是为了驰骋边塞换取功名，他反而热衷于绝踪山林。这并非道家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式的归隐，亦非山水田园诗中对自然的喜爱与欣赏。诗歌前后的情绪转变极大，由怪兽奇景、妖歌慢舞的浪漫狂欢，到年华逝去白首无名的悲叹。刘生已不再有执着于功名、愿将身许国的明确目标，反而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不定，对自身前程悲观消极、迷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