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拜荆轲节义的唐代，大多数诗人在歌咏其事迹时都从正面角度入手，惋惜“其事不成”的行刺结局。不过亦有一部分诗人反传统而为之，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荆轲无法成事的原因。柳宗元笔下的荆轲形象与大多数诗作中的勇武形象截然不同。“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诗中的荆轲更像一个没有自己判断能力、轻信人言的莽夫，而非世人传颂的英雄。在柳宗元眼中，荆轲因为太子丹在自己面前的谦卑姿态便接受了太子丹的刺杀计划，从未考虑过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低。柳宗元还认为荆轲的刺杀表现并不理想：“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仓卒反受诛。”因为荆轲的仓卒，不但让自己血溅当场，更激起秦王怒气，发兵攻打燕国。行刺不但没有解决太子丹的忧虑，反而激化双方的矛盾。在柳宗元眼中，荆轲与太子丹是“勇且愚”，不能因时制宜，才会导致最终的失败。这一评价与传统截然相反。无独有偶，李远的七言绝句《读田光传》也认为荆轲的失败辜负了义士田光的器重。刘叉的《嘲荆卿》更是在诗题处就表明自己对荆轲刺秦的嘲讽态度：“白虹千里气，血颈一剑义。报恩不到头，徒作轻生士。”诗歌嘲讽荆轲只有一腔孤勇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刺秦大业，最终只能白白牺牲性命，不仅无法报恩，更是辜负了田光、太子丹的信任与牺牲。
李贺在一首提到荆轲的歌行体诗歌中，也对秦汉历史进行了思考，先是说明始皇“烧书灭国无暇日”“耕人半作征人鬼”等暴行，将荆轲塑造成欲拯救苍生于倒悬的“报人义士”。受自身信仰所影响，李贺从唯心的角度认为荆轲失败的原因是“天授秦封祚未移”，强化了荆轲身败的悲剧感。王昌龄凭借自身想象刻画出荆轲当年的英勇形象：“握中铜匕首，粉锉楚山铁。义士频报仇，杀人不曾缺。”并慨叹荆轲终未能成事。诗人在诗作中客观分析了荆轲举事不成的原因：“诚知匹夫勇，何取万人杰。”在认定秦王无道的同时，也肯定了秦王豪杰的一面。荆轲仅凭一己之力便企图刺杀秦王拯救燕国，只能是美好的愿景而已，终究无法成事。这首诗中的荆轲是一个能力超群却终究斗不过历史进程的悲剧英雄。相较之下，对荆轲失败的认识似乎更客观有据。晚唐的李山甫又从另一角度入手，认为身为游侠的荆轲参与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是“雄姿浑世尘”的举动，认为燕国与秦国之间的争斗是“闲事”，太子丹等人对荆轲的游说是“闲言语”，最终荆轲的身败被杀也只是明珠蒙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