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精神科医生的主要工作就和其他医生一样，是让病人活下去。”
“让病人活下去。”我匆匆写下这几个字，又在下面画了道杠。
“如果是你当班，有病人说要自杀，你该怎么做？”
这题我会，我也相当确定考试里会出。“将病人收进医院治疗，确保病人安全。”我说。
格利克大夫皱起了眉头：“每个病人都收进来？你从哪里变出几千张免费病床？”
在她的电脑上，我看见有6万封未读邮件，同时每一分钟都有新邮件进来，许多都标了“紧急”。她的目光从收件箱飞到我身上，再飞回去，就像有人要横穿一条繁忙的机动车干道。
“你只能收治自杀倾向最强的那几个。”她继续道，“心里闪过自杀意念并不罕见，但这未必代表他们会自杀甚至想自杀。”
我心里有一部分变轻松了。对那些闯进来的烦人念头我有切身体会，有时当我站在一道悬崖顶部，或是高速列车驶近站台，我脑海中便会响起自己的声音，说跳啊……快跳！但我压根不想自杀。现在听说这并非病态，几乎可算正常，我可松了口气。

“那要怎么分辨自杀倾向的强弱？”我问。
“靠风险评估。这是精神科的家常便饭。你要观察他们说了什么，又是怎么说的。要考虑他们的精神疾病史，或者真实的自杀企图。他们进来住院是否有什么附带收益。有没有什么保护性因素或东西可能让他们活下去。”
“所以这里也有一门科学？”
“算是吧。”她说，“还有直觉。但最后真自杀的总是你最料想不到的。就算最好的精神科医生，也免不了会有病人漏网。”
这算是句安慰吧。我忽然觉得热得不行。“咱们能开扇窗吗？”
格利克大夫打量着六层楼下方的停车场。“这里的窗是打不开的，为防止有人跳下去。”
“啊？在精神科大夫的办公室里也要这样？”
“精神科大夫办公室尤其要这样。”她说。
我决心换一个话题。“我今天还可以吗？”
“我还见过更糟的。但我们来这里不是交朋友的。守住你的边界。一个好的精神科医生不会讨病人喜欢。如果你受病人喜欢，就说明你还没有准备好做出艰难的决定。”

我这阵子有紧张性头痛，或许是压力、病房噪声和明亮的电脑屏幕共同造成的，于是我放了几盒止疼片到购物篮里。
“我没有权利卖给你三盒扑热息痛。”穿着公司发的抓绒外套的收银员干练地说。
我感觉疲惫，头痛欲裂。“为什么不行？”我气冲冲问她。
“超市规定。再说，你没准想今晚自杀。”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自杀的念头，此刻我望向传送带上的其他物品：一公斤装的糖泡芙（Sugar Puff），超高温灭菌牛奶，还有一大罐马麦酱，够吃十来年的。也许我这个年纪还在吃“糖泡芙”会使人警觉，但这位收银员真认为我最后一餐会吃这些奇怪东西吗？
我想告诉她：“我肯定不会今晚自杀，因为第一，我买了长保质期牛奶。”
我不情愿地交出了一盒扑热息痛。我想看她露出惊恐的表情，于是盘算着问一句能不能把药换成漂白剂或剃须刀片。
回到家时，清冷的公寓空无一人。山姆还在工坊干活。甚至一墙之隔也没有哑铃砸地或男人的闷哼与我做伴。我从购物袋里取出刚买的东西，又看了眼手机。没有消息，连老妈都没发。
根本没人喜欢你。不如把这个塑料袋套到头上？
谢谢关心，脑子兄。它有时候是会甩给我这类毫无裨益的建议，但至少我已经从格利克大夫那儿知道，我这样没问题。我在餐桌边坐下，摆好茶、吐司和马麦酱。我边吃边读起了食品包装背面的文字，这个童年就养成的习惯令我安心，它让我的心思可以在营养信息中暂做逃避。
在“完美黄油”（Utterly Butterly）的客服电话边上，一行亲切的字体写着：“想聊聊吗？”我心中真有那么一点儿想打一个电话过去。

“我一般都推荐规培医生接受心理治疗，尤其是如果他们要献身某项事业却不知道为什么。”她冲我抿了抿嘴，我觉得那是个微笑。她有点像在跟着某本指导手册照本宣科，但至少她在努力开解我了。“你要是愿意，我把我以前的治疗师介绍给你？”
“你也看治疗师？”我难掩惊讶地问道。格利克大夫看着可是坚不可摧的。
“当然。医学总会的执业准则要求我们照顾好自己，这样才能诊治病人。还有一种情况下它也有用，就是病人说疯的是你，叫你去治病，这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你已经在治了。”
“可是我真的不用。”我抗议道，语气大概有点激烈过头了。我不过是不总能睡着，晚上磨牙，有时还从睡梦中大叫着惊醒罢了，就跟大伙一样。
“也许吧。”格利克大夫说，“但选这个专科总有些奇怪。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主动在职业生涯里围着别人心里的痛苦打转？精神卫生从业者本来就需要求助于同行，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就像理发师也需要理发师。要是人人都给自己理发，那该成什么样子！”
我家的人正是给自己理发的那一类人。她说得太对了。

“谢谢你给她做了检查，血的情况还不错！”他兴冲冲地说，“有点急性肾衰竭，但也不意外，毕竟这可怜人干巴得就像一张纳税申报单。格利克大夫说，是你主动想做这一例的？”
我可绝对没这么说过。
但是我正在扮演热衷学习的规培医师，于是没有否认。
他就像电器行（Curry's）里一个亢奋的导购员，自豪地向我展示了最新型的引线、屏幕和电极。他已经开好处方单，上面写的不是药物名称和多少毫克的剂量，而是电流强度和持续时间。
“我们开始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切莱蒂大夫说。
“我问的这个大概有点蠢：ECT是怎么起效的？”
“这个谁也不知道。”他苦笑着说，“这是生命的一大谜团，但有点像是把死机的电脑关了再重启。”
哦，原来这么高科技。
“知道ECT的历史吗？”他问道。
我摇摇头。
“‘休克疗法’起源自古希腊人特别是希波克拉底的一个早期观察：发疯的人会在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有好转。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医生就开始试着靠人工手段主动引发癫痫，先是用化学品，然后用电。发展到现在，就是我们这样了。”
“哦哦，明白了。可是，唔，怎么会有麻醉医师在这儿？”
他不解地望向我说：“当然是为了实施全麻啊。你不会认为咱们要给人醒着做ECT吧？”
我不想承认，直到此刻，我对电痉挛治疗的全部知识都来自电影《飞越疯人院》。
“最早病人确实是醒着做ECT的，但后来麻醉发展了，就可以让病人先睡过去了。”他摇摇头，又追加了句，“老天，这又不是旧社会。”我以为他要说“旧石器时代”来着。
他把机器推过苏醒室的双扇弹簧门，停在了格拉迪丝的脑袋后方，然后接入墙上的插座。

我感觉周围局促起来，我的手肘似乎撞上了病床边的其他人。我们挤得太近，我都能闻到麻醉医师呼出的咖啡味了。
“本杰明？”切莱蒂大夫叫了我一声。
我听从他的吩咐，努力稳住颤抖的双手，将电极贴到了格拉迪丝的太阳穴上。收音机里仍在传出钢琴和浪漫弦乐混出的不和谐音。接着切莱蒂大夫按下了红色按钮。
我等待着火花四溅，电力在空气中划出之字，病人双目圆睁、剧烈痉挛、紧闭的牙关咬断木勺的场面。但这些并没有发生。格拉迪丝只是把眼闭得更紧了些，仿佛是不小心冲进了洗发水。她的牙床切进了胶制牙垫。她的身子僵直了，但并未痉挛。通电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她的躯体随之在床上松弛下来。广播里的管弦也轻了下去，空气中浮起片刻宁静，接着那位古典调频音乐主持人的甜美嗓音又开始絮叨。
切莱蒂大夫打印出了一张脑电图，上面显示着格拉迪丝的脑波活动，他得意地将图纸举起来说：“看看这个，多漂亮！大伙干得好！一次完美的癫痫！”

“我知道这个房间什么也没有，但这确实是一家精神病院。”也许我该用那片宽敞的员工停车场来加强说服力。
“得了得了，我知道你是假大夫，说的都是脚本上的话。他们连个像样的演员都请不起。制作烂，脚本烂，演员也烂。”
听人说你演的精神科医生很烂，对于减轻你的“冒充者综合征”实在没有帮助。
为了抓住一根证明自己货真价实的稻草，我向贾迈勒展示了工牌，就是八个月前在入职仪式上领到的那张。
“这也是假的，和你根本不像，照片里的那个没你这么秃。”
我脸上发热，看向布莱欣、奥马尔和其他人。他们的面部肌肉正格外努力不笑出来。
“唔，贾迈勒，我们带来了你的药。”我结巴着说。
“我才不会吃这些假药片。它们连颜色都不对。”
布莱欣向我注视，这是一个无声的信号，提醒我该向他说明另一种选择了。
“如果你不吃药片，恐怕我们就只能给你打针了。”
贾迈勒望向护士大军。再望向他们身上以高清画质记录一切的摄像头。然后望向已经看得眼熟的弯盘，里面有一只灌满药液的注射器，还有一只盛着药片的纸杯子，两样必须选一样。
我不知道哪种情形看起来更可怜：是束缚一个病人并强行给他注射，还是先关他72小时禁闭，等他身心俱疲、明白了事态的通常走向时，再让他自己弯下腰来接受注射。贾迈勒不情愿地褪下内裤，露出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一对光屁股蛋。当针头刺穿肌肤时，他的脸挤成一团，接着他就倒在了床垫上。
“谢谢你，贾迈勒。你有什么想问我们的吗？”
“有啥好问？”他昏昏沉沉地说，“这里反正人人都扯谎。”
“你问我吧。”我说，“我肯定不扯谎。”
他缓缓从脸上拂去一根脏辫：“如果这不是一场真人秀，那难道，这是什么混蛋的社会实验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们这些白人医生，对我们黑人做尽了医学研究。给我们都打针，我不知道打的什么，是增白剂，还是让我们生不了孩子的化学品？”
“我们真的没那么做，贾迈勒。给你注射的是抗精神病药物，目的是帮你更清醒地思考。这和种族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在这间病房里大多是黑人？病人，清洁工和食堂服务员都是。”说着他对布莱欣、奥马尔和应急小队挥了挥软绵绵的手腕，“而我见到的每一个医生，比如你和格利克大夫，都是白人？”
健康领域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两性之间，也与种族有关。有时许多心智正常的人不敢承认的事，要靠病人说出来：比如我后退的发际线，又比如现在这个疑问。贾迈勒现在说的全是令人不安的真相。
我脸上又一阵热。但这一次的情绪更深了，不单是尴尬，更多了羞耻。我不再去看小组成员以寻求支持。我也能感到没有人在笑了。
精神病学在种族问题上可谓劣迹斑斑：前有德国精神科医师与纳粹共谋优生项目，后有美国精神科医师将民权抗议者说成有病的“疯子”。在17世纪初，他们甚至想给争取自由的黑人奴隶贴上“漫游狂”（draepetomania）的标签，以此来解释他们要从奴隶主身边逃走的“奇怪”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