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https://shimo.im/docs/473QMy6aQyu2my3w/」
本书是我的散文选集，大部分来自同名波兰语文集。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被当作一本旅行指南，通向由不知名的“另一个欧洲”所滋养的文学意识。我选择用立陶宛大公国古老首都那些街道的画面充作引子。随后的两篇对话需要几句注解：托马斯·温茨洛瓦是一位杰出的立陶宛语诗人，曾是持异见者，现在在耶鲁教书。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大讲堂内，面对约两千名学生，讨论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波兰与立陶宛和谐共存的障碍。他站在了亲波兰的角度，而我是亲立陶宛的。
——「前言」
有一个古老的譬喻：艺术是患病的贝壳生出的一粒珍珠。还有一个，说它是被剜去了双眼而婉转歌唱的夜莺。当代诗人既耻于使用古老的比喻，也耻于自己的感受。他们任由自己被整天设想着增加新规的人恐吓，那些规矩对想要谋求大学教职的人来说倒是高明又便利，但对于相信诗人和理论家可以在同一个个体身上共存的人来说却是致命的。我曾强忍着敌意阅读各类结构主义者的作品，他们宣称是语言在控制我们，而不是我们在控制语言；这感觉，正如一头狼读到戴眼镜的体面淑女撰写的论文，内容是教它怎样设陷阱捕猎。瓦特跳出了文学风潮的条条框框；它们最多能引他发笑。不可能出现别的情况，因为他的每首诗都是草草写下的批注，其时他感觉时间短促，这一刻天恩骤降，让他在下一次被病痛击倒前，在下一次数周、数月被止痛药磨钝了头脑前，能自由地记下一点东西。有悖于当今近乎公认的准则，他的诗是大大方方的自传；它是他苦难的速记。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称它为“我们这段历史的荆棘丛”。要说瓦特的诗“当代”得令人震惊，全无浪漫主义者自传中流畅的抒情风格，那是因为这位“天生的未来主义者”身上具有这个时代的一切冲突和病痛。如与朋友相处时一样，瓦特在他的诗中是完整的。他很明智，但那种智慧过于尖刻，他孩子气，自我中心，容易情绪高涨、激情四溢，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戳破自己那些玫瑰色的气球，爱打趣，会恐惧地哀号，既会恐吓残忍的上帝，也会接受他的审判，既是信仰者也是无信仰者，既是基督徒也是非基督徒，是这个时代的罪恶，也是五千年间大事的见证者，血液中记载着所罗门王在床上对示巴女王说的话。那些诗浓缩了自嘲和根据梦的逻辑构建的悲剧；他诗作的缘起应该是在梦中：有些只是他写下的梦，虽然如我们所知，每个梦境都经过了修订，只在非常有限的层面上证明了自发写作（écriture automatique）是可行的。“被解放的词语”本来有望开花结果，但在未来主义（按瓦特的说法是达达主义）的早期尝试之后，又被斯卡曼德派和先锋派波兰诗歌奴役了几十年。我译成英语的瓦特诗作让伯克利和旧金山的年轻人着迷不已，因为它们很滑稽——就像喜剧组合马克斯兄弟的电影。然而，真正吸引那些学生的也许是他们在当代滑稽文学中少见的哀中作乐：充满能量的内容，一部分被感知的真理。
——《论亚历山大·瓦特的诗》
今天的人写诗太过晦涩迂回了，仿佛不明白一切水落石出时，诗的意义在于为我们的共同命运命名：我们都是帕斯卡笔下被打入地牢的人。我希望人们注意到，这里引用的诗作里绝无当代虚无主义思想中那种世界的贬值。瓦特不是虚无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不会贬低现存事物的价值，不会因为主体（我，我们，他们）被迫受难而对现存事物施加报复。他的诗中永远存在自然、建筑、艺术品、人生乐事和一代代人幸福常新的辉光——那是一种虽然个人或集体的命运让我或我们无法尽享其乐，却依然不受污染的光彩。我认为这正是瓦特诗作的成熟之处，让他有别于一干沉浸于自怨自艾而不自知，还假托人类之名审判上帝的人——从智识水平看，这是一种只适合十四岁孩子的消遣。正是受难者瓦特的哀诉——因为它太个人化了，太明显地依附于特定的“我”或“我们”——使他免于使用那些非个人的概括形式（人走着，人活着，人包括，人不包括，诸如此类）和伪哲学。我认为，他对现实的崇高表达敬意和惊叹的小随笔可以算作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们像是钢笔速写，如《在酒吧，塞夫尔——巴比伦站附近》（“In a Bar，Somewhere near Sèvres-Babylone”）——但这首诗的技法华丽又精妙，而我保证过要从最简单的开始谈起。引用相对较短却毫不逊色的那一类就够了。在《歌》中，瓦特用一句格言证实了我刚才“用主观表现客观”（与那些喜欢泛泛而谈地书写愤慨和厌恶的诗人正好相反）的说法。这句典出安德鲁·兰《荷马与人类学》的格言是这样的：“最客观的艺术，本质都是干净的。缪斯是一群少女。”紧接着是一处从我熟悉的观景点看到的风景，在格拉斯附近的梅斯吉埃尔（La Messuguière），一个作家聚居地：
多么美，肺部
呼吸急促。手还记得：
我曾是一只翅膀。
蓝色。金红色的山巅。
那片土地上的女人——
小小的橄榄。在一只宽大的茶碟上
一缕缕烟，房屋，牧场，道路。
路的交错，噢，人类至善的
辛勤。多么炎热！树荫的奇迹
复归。一个牧羊人，绵羊，一只狗，一头公羊
都笼罩在镶金的钟下。橄榄树
在扭曲的仁慈中。一株柏木——它们孤独的牧羊人。一座村庄
坐落于卡布里悬崖之上，受瓦顶
庇护。还有一座教堂，它的柏木和牧羊人。
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时代，年轻的世界。
鸟儿在聆听，专注地沉寂。只有一只公鸡
在下面的斯贝拉塞德村里打鸣。多么
炎热。葬身异国是苦涩的。
活在法国却很甜美。
——《漫游者之歌》
不，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不能用史诗、《战争与和平》或是深刻的社会学分析来描绘。最多是一些一闪而过的领悟、支离破碎的词语和简短的句子：
西西里的旅程
让我欣喜的色彩——
蝴蝶从它们身边振翅飞走
带着憎恨。
我画的花——
别把它们放进花瓶：
花瓶会碎。
我划船渡过的风景——
博斯恐怕不能忍受：
他没受过这般痛苦。
堂堂正正的私人化？还是说，透过这种私人化表达出了极为普遍的感受，只是在这个例子中，它并非对一个反色彩、反鲜花、反风景的世界的客观描述，而为那个世界赎罪的是瓦特（因为欣喜、画画和划船的正是“我”）？
我建议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瓦特诗歌的广度：从《圣经》中先知的哀恸，到他那些格言中数学般精确的机敏才思。瓦特不是没想过诗歌技巧，他并非没有不懈追求一种属于自己的技巧，让它灵活到能适应自己的各种目的。他意图让诗歌具有更强的包容力（capacity），而这种特质可能会被抒情的“纯粹性”彻底摧毁，就像被喋喋不休的饶舌摧毁一样。交谈时他跟我提到过这点，大致正如他在伦敦杂志《诗外楼》（Oficyna Poetów）今年五月刊（这一期主要刊录他的作品）中所描述的：“……我那些所谓形式主义的兴趣，目标似乎只是让自己守在散文体散文（但愿不是诗化散文！）和诗体诗（绝对不能是散文作家的诗）的狭窄边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