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贡布罗维奇所经历的是这样：我，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是一个人，是我自己，但我不被允许做一个人，做我自己，因为我被划入了阶级。我成了维托尔德少爷，我属于尊贵者，但低微者不把我看作我自己，而是将我当作少主人。在贡布罗维奇关于同农夫之子游戏和对仆人区着迷的自白中，可以找到理解他整套哲学的关键。要说儿时养成了对阶级施加于自己的衣着、姿态和习俗的耻辱感，他当然不是唯一一个。然而，其他人干脆选择了逃离庄园，抹去它的痕迹。贡布罗维奇有独立的思想，他很快就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人驼背了，假装自己没有驼背也无济于事；相反，以驼背的身份讲述自己，才有可能挺直人性的脊梁。后来，他用这种方法阐释波兰民族性与众不同的（或者说是同一个？）驼峰。他的所有书都围绕着一个轴心，它将尊贵和低微连成一个互为解释的整体。那些雨中光着脑袋站在庄园府邸门廊前的农民，使戴帽打伞的主人的尊贵愈发膨胀。只要与乡下粗人之间还存在身体距离，主人就始终是主人。被粗人触碰之后，他就失去了主人身份，失去了瞬间从他体内流走的高贵血液。贡布罗维奇后来用其他对比概念丰富了自己的对立体系：成熟与不成熟，或老年之丑陋与青春之美；父国与儿国，或两者之间的斗争。尊贵者受自身的虚伪——即形式（Form）虚伪——压迫，渴望着低微，正如低微者想要成为尊贵者；成熟的人梦想从稚拙中获得新生，正如不成熟的人不自觉地渴望向成熟的人屈服；年轻人模仿着成人的姿态，但介意自己皱纹的老者却会宠溺年轻人。客厅里的少主坐在代表父国的丑陋、成熟的成年人之间，想着仆人的食堂和农场工人的房舍，想着低微，想着儿国。甚至艺术家贡布罗维奇也意识到形式（Form）让他僵化，剥夺了无限的可能（因为它是一项选择），于是渴望着垃圾、龌龊及一切“不艺术”的、无意义却存活着的事物。

我，一个违背自身意愿出生的人，被抛进了世界中，没有任何依据可以宣称在“我”之外存在任何事物。我只能接触到关于自己智识的证据。（贡布罗维奇总是顽固地重复着：笛卡尔、康德、胡塞尔。）我也没有依据可以宣称宇宙中存在着任何客观定律、任何“法则”，连因果律也不行。但那些看上去真正属于我的东西也不是我的，因为我与人们难分难解，不断被他们塑造；唯一的现实就是人际的现实，人们永远在创造着彼此，只有人会成为人的神。我，贡布罗维奇，乡绅之子，波兰文人，想抛开乡绅身份和波兰历史传统强加给我的面具，成为我自己，然而这样一来，通过突破现存的形式（Form），我也不完全是“我自己”，因为每一次反叛行为都会衍生出新的形式。

思想的内在……众所周知，患有被害妄想的人会把最无辜的手势、词语和眼神当成他人陷害自己的证据。我们口头上会说他们的现实感混乱，言下之意是存在一种被他们的思想错误解读的现实。但如果我们怀疑“正常人”和精神错乱者之间的差异是一种程度或方向上的差异，怀疑思想总是被放任自流（这就是《宇宙》的精髓），又会怎样呢？贡布罗维奇开的药方是尽最大可能磨砺意识，增强自我（ego）。“我思故我在。”他的思想彻头彻尾是西方的。一个佛教徒也从同样的假设开始——对他而言，“现实”和神明都是大脑里的映射——但会宣称任何想要依靠磨砺意识、增强自我来自救的人都是疯子，因为这样的人堕入了那个自我制造的幻觉，让自己深陷于苦痛的轮回。佛教徒寻求的解脱与磨砺出的敏锐意识没有丝毫关系，而且正是要摆脱自我才能进入另一“界”，这对在另一种传统中成长的我们来说就非常费解了——除非我们假装理解自己不懂的事。

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思考的我”找到了一种攻击自己、对自己做出不信任裁决的方式。罪恶的概念等同于自爱的概念；自爱是我们的天性，从中衍生出了天性和天恩的对立。当代文学有时也在延续这个传统。看看加缪的《堕落》吧。除了罪的概念，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批判“思考的我”假定的独立性，去动摇我们立足的地基。我以为我的所感所思皆属于我，但实际上它压根不是我的，因为我受到了引导和影响（被潜意识、被我所属的阶级，等等）。贡布罗维奇的策略接近于弗洛伊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他和他们的不同点在于，他们在当下和过去之间建立了因果联系（疾病的历史，社会的历史），而他的专长在当下，也就是说，在思想通过人际接触、通过不断的角色扮演而创造的种种幻影之中。很抱歉，这就是我无法理解贡布罗维奇的地方了。他这以火灭火、用意识来探索意识定义的人，是在寻求一种“解脱”。然而若是如贡布罗维奇的作品所示，幻影是避无可避的，形式（Form）永不止歇地衍生出形式，“解脱”又是什么呢（真理，真实性）？比如《色》中邪恶的弗雷德里克究竟是谁？如果不是他身为成熟男子的丑陋、他身体的缺失所造成的痛苦让他变成了犯罪者、皮条客，让他（在旁证的支持下）撮合了一对青少年情侣卡罗尔和海尼亚，在想象中策划了一整个场面，我们会说他是一缕游魂。那个由性无能男子的色欲、由替代性的封建权欲创造的场面获得了独立性，制定着自身的规则，乃至于“为了增添滋味”和对称性而添加尸体，如年轻的斯库齐阿克的尸体。

只有当艺术不局限于自身时，它的救赎力量才会显现出来

“一切取决于你的思想”这句格言在我看来是不可靠的。客观世界很可能有自己的分量和规则，其中就有通过“形式”共同塑造人的规则。即便“形式”总是在内心影响我们，激发出我们思想中的幻影。

我内心与贡布罗维奇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而现在我那显而易见的不忠让自己不安，因为我此刻正在书写它，然而不久前，我本来还可以和他讨论此事。究其所以，这种争论可以归结为不同的性情。尽可能简要地描述它：让我着迷的是苹果——苹果的重要原理，它的规则，它内在的和属于它的苹果的性质。与之相异的是，贡布罗维奇的作品中强调苹果是一个“心理事实”，是苹果在意识中的映射。这两种不同的性情很可能就是人类思想史中的一条基本分界线。然而贡布罗维奇的作品还有一种意图超越意识、超越那个自动陷阱的不懈努力。他的能量（“让新的乐音回荡”）谴责了当代文学中大难临头式的、邪恶的绝望，他还控诉法国新小说不忠于现实。实际上，关于动物和人类的痛苦，能用来验证现实的痛苦，他写下了最富有生机和激情的文字，它们似乎又重新采信了那些客观原理——苹果和世界的原理。
这是我唯一的忠实之道：揭示贡布罗维奇的作品中还有多少有待理解的内容。希望评论家们也去这样做吧，而不是挖掘他生平的细枝末节。你们拥有一个作家，尽情庆祝吧！把你们那些高贵的传记留给另一类作家——他们的作品如同患了佝偻病，需要用传奇生平来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