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一个集体存在得够久，它才恰好凭借自身的幸存，在回忆中变得像一首田园诗。

我们很可能是被同样深陷维什兰泥淖的处境联结起来的，他是通过阅历的激情，而我是通过语言，这种处境在他和我身上都同样复杂，我恨，我也爱（Odi et amo）。他热衷于结交艺术家和作家，但我从未在他身上看到丝毫的势利；依我说的话，他天生爱管闲事，是艺术家的保护人，这源自他对这类生物的好奇心。他懂这一类人，而且好脾气地观察着驼子们列队行进，看他们颇有几分优雅风度地驮着形状各异的驼背四处转，时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而备受折磨。齐格蒙特对此发表过一句格言：每个多情的女人都梦想当尼姑，而每个尼姑都想成为多情的女人；悲剧演员都想逗人发笑，喜剧演员则都渴望着扮演哈姆雷特。我一抱怨，他就会提醒我这点，权当安慰。无论如何，在他看来我都算是一个好看的驼子了，也就是说，他从我身上看到了一些正常的表现。实际上，我们的友谊恰恰是在文学之外得以巩固的。他对“哲学化倾向”（他把我的散文也算在其中）的抱怨丝毫没有让我不快。我写许多东西是出于内在的需求，但并非意识不到智识的楼宇只有相对的重要性，所以齐格蒙特的声音——代表了普通读者的声音——无疑给了我一点警醒。

写过世的友人是很令人难过的：一个主体本来与另一个主体有过联系，虽然他不完全理解那个人性格中的秘密，还经常用“客体化”的目光看它，但它还算是一种交流，每一种判断都还能接受修正。然而突然之间：一个客体。当这个独一无二的生命被归入“普遍”和“典型”名下时，从外部对人类个体所做的描述中令人尴尬的残缺，对神明视角的僭用，或干脆是一种极权主义的介入——那就是文学的虚伪之处。文学本应该“从中心”描述人类，实际上却遵从了形式的律法，为了把他拼成一个整体而建构了此人。没什么好隐瞒的。我眼前不是齐格蒙特，而是他的肖像，我在将那些理应能代表他的细节拼在一起，只为极少量矛盾的细节留出了空间。一件罕见的事：作为一个可敬的好人度过一生。因为我理解这是件稀罕事，所以建构的需求指导着我写作。然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齐格蒙特身上剩余的主体性，他的胃口，他吞下一整杯威士忌的贪婪，他的笑话、谋划和胡闹：所有的动作，残缺，以及变化，正是通过这种变化，在他自己和他人不知不觉间，他的使命完成了——我们中有谁能预料到，远远看来，齐格蒙特也开始变得像一尊塑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