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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的散文选集,大部分来自同名波兰语文集。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被当作一本旅行指南,通向由不知名的“另一个欧洲”所滋养的文学意识。我选择用立陶宛大公国古老首都那些街道的画面充作引子。随后的两篇对话需要几句注解:托马斯·温茨洛瓦是一位杰出的立陶宛语诗人,曾是持异见者,现在在耶鲁教书。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大讲堂内,面对约两千名学生,讨论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波兰与立陶宛和谐共存的障碍。他站在了亲波兰的角度,而我是亲立陶宛的。
——「前言」
身份危机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道坎,我们会将自己砸得粉身碎骨。想要知道自己是谁,应该在某个群体——哪怕只是一个小群体里——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人的职业在其中的作用哪怕不是至关重要,也是尤为显著的。
——《齐格蒙特·赫兹》
我们很可能是被同样深陷维什兰泥淖的处境联结起来的,他是通过阅历的激情,而我是通过语言,这种处境在他和我身上都同样复杂,我恨,我也爱(Odi et amo)。他热衷于结交艺术家和作家,但我从未在他身上看到丝毫的势利;依我说的话,他天生爱管闲事,是艺术家的保护人,这源自他对这类生物的好奇心。他懂这一类人,而且好脾气地观察着驼子们列队行进,看他们颇有几分优雅风度地驮着形状各异的驼背四处转,时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而备受折磨。齐格蒙特对此发表过一句格言:每个多情的女人都梦想当尼姑,而每个尼姑都想成为多情的女人;悲剧演员都想逗人发笑,喜剧演员则都渴望着扮演哈姆雷特。我一抱怨,他就会提醒我这点,权当安慰。无论如何,在他看来我都算是一个好看的驼子了,也就是说,他从我身上看到了一些正常的表现。实际上,我们的友谊恰恰是在文学之外得以巩固的。他对“哲学化倾向”(他把我的散文也算在其中)的抱怨丝毫没有让我不快。我写许多东西是出于内在的需求,但并非意识不到智识的楼宇只有相对的重要性,所以齐格蒙特的声音——代表了普通读者的声音——无疑给了我一点警醒。
写过世的友人是很令人难过的:一个主体本来与另一个主体有过联系,虽然他不完全理解那个人性格中的秘密,还经常用“客体化”的目光看它,但它还算是一种交流,每一种判断都还能接受修正。然而突然之间:一个客体。当这个独一无二的生命被归入“普遍”和“典型”名下时,从外部对人类个体所做的描述中令人尴尬的残缺,对神明视角的僭用,或干脆是一种极权主义的介入——那就是文学的虚伪之处。文学本应该“从中心”描述人类,实际上却遵从了形式的律法,为了把他拼成一个整体而建构了此人。没什么好隐瞒的。我眼前不是齐格蒙特,而是他的肖像,我在将那些理应能代表他的细节拼在一起,只为极少量矛盾的细节留出了空间。一件罕见的事:作为一个可敬的好人度过一生。因为我理解这是件稀罕事,所以建构的需求指导着我写作。然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齐格蒙特身上剩余的主体性,他的胃口,他吞下一整杯威士忌的贪婪,他的笑话、谋划和胡闹:所有的动作,残缺,以及变化,正是通过这种变化,在他自己和他人不知不觉间,他的使命完成了——我们中有谁能预料到,远远看来,齐格蒙特也开始变得像一尊塑像了呢?
只有当一个集体存在得够久,它才恰好凭借自身的幸存,在回忆中变得像一首田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