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我能很快就再见到你，并与你重过在两个朋友之间不知不觉流过的那些幸福日子！

我们是如此盲目，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应当悲痛或者应当欢喜：我们几乎从来只有虚假的悲哀或虚假的欢乐。

伊本，我怜悯人类的荒诞。

我找寻爱情，而我看不到它。

于斯贝克，我觉得，我们从来只是通过我们就我们自己所作的一种秘密的自省来判断事物的。我不奇怪黑人将他们的魔鬼描绘得有着一种耀眼的白色，而将他们的神描绘得像煤炭一样黑；某些民族的维纳斯有着一对垂到大腿上的乳房；并且最终所有的偶像崇拜者都使他们的众神表现出一副人的面目，并使众神有着他们的所有喜好。人们曾经非常好地说过，如果三角形造出一个上帝，它们会使他有着三个侧面。
我亲爱的于斯贝克，当我看见一些在一粒原子上，也就是说地球上——它只是宇宙的一个点——爬行的人，直接冒充天意的原型，我真不知道如何将如此的荒谬与如此的渺小协调在一起。

于斯贝克，不要以为你的处境就要比我的处境更加幸福：我在这里享受着你所不知道的成千种快乐；我的想象不断地工作着以使我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我活过了，而你只是在凋谢。
就在你将我拘禁着的这所监狱里，我都要比你自由。你越是用心使人看守我，我越是感受到你的不平静；你的怀疑、你的嫉妒、你的痛苦，全都是你从属的标志。
继续吧，亲爱的于斯贝克：让人整夜整日地监视着我；就是对于那些日常的谨慎也不要相信；在肯定你的幸福时，增大我的幸福；要知道，除了你的无动于衷，我什么也不害怕。

「第七十六信 于斯贝克致他的朋友伊本」

寄往士麦那

在欧洲，法律对于那些自杀的人是非常残暴的：可以说，人们使他们死第二次；他们被可耻地拖过街道；人们以羞耻记录着他们；人们籍没他们的财产。
伊本，我觉得，这种法律是非常不公正的。当我为痛苦、贫穷、歧视所沉重地压着时，为什么人们想要阻止我结束我的苦难，残酷地夺去我手中的一剂药呢？
为什么人们要我为一个我不再意欲从属的社会工作；要我违背自己的意愿，信守一个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订立的条约？社会是建立在相互的利益上的。然而，当它对我来说变得沉重了时，谁阻止我放弃它？生命被给予我是作为一种恩惠；当它不再是恩惠时，我就能将它归还：因已经停止了；果也就应当停止。
当我从臣属中得不到丝毫的益处时，君主想要我是他的臣民吗？我的同胞们能够要求这种他们的利益与我的绝望的不平等的分配吗？与所有的施惠者不同的上帝，他愿意强迫我接受一些使我痛苦的恩惠吗？
当我生活在法律之下时，我被迫遵守法律。而当我不再在其间生活时，它们仍然能够约束我吗？
可是，人们会说，您扰乱了天意的秩序。上帝将您的灵魂与您的肉体联合在一起，而您使灵魂与之分离。您这是在与他的意愿作对，您反对他。
这话是想说什么？当我改变了物质的形态，当我使运动的最初的法律，也就是说创造和保存的法律制成为圆形的一个球变为方的时，我扰乱了天意的秩序？没有。无疑，我只是使用了给予我的权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任我的意扰乱整个自然，而人们不能说我对抗天意。
当我的灵魂与我的肉体分离时，宇宙中的秩序和安排就会少了吗？您相信这一新的组合定会不够完美，并且不从属普遍的法律？世界在这一组合中失去了什么东西，上帝的工作就不够伟大，甚至是不够无限吗？
您认为，我的肉体变成了一支麦穗、一条虫、一棵草后，就变成了自然的一种与它不相称的作品吗；而我的灵魂，摆脱了它原有的一切尘世的东西之后，就变得不够崇高了吗？
我亲爱的伊本，所有这些想法，除了源自我们的骄傲之外，并无任何别的根源：我们根本感觉不到我们的渺小，并且，不管人们怎样不愿意，我们都想嵌在宇宙之中在那里有着地位并是一个重要物体。我们想象一个像我们这样完美的存在的消灭会使整个自然退化。我们意识不到世界上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我要说什么呢？——所有的人在一起，一万万个像我们这样的头脑，只不过是一个微小而纤细的原子。上帝只是由于他的认识的无限，才察觉到它。

一七一五年，萨法尔月的第十五日，自巴黎。

我看到在这些严酷的时刻里，总是有一些动乱，在这些动乱中没有任何人是其首领，而且，强大的权威一旦被蔑视，任何人都不再剩有足够的权威以恢复权威；
对于免受惩罚的绝望本身也坚定了混乱并使之更大；
在这些国家里，根本不会形成小的造反，而在谣言与暴乱之间从来也没有任何间隙；
重大的事件在那里根本不需要被重大的原因准备；恰恰是，最小的事故引起一场巨大的革命，常常是，这革命既为那些进行它的人预料不到，亦为那些受其害者预料不到。
当土耳其人的皇帝奥斯曼被罢黜时，进行这一叛乱的任何人都没有想过要叛乱：他们只是作为求情者来请求人们就某些损害给予他们公正；偶尔从人群中发出一个人们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声音，穆斯塔法的名字被喊出来，于是穆斯塔法便突然成为皇帝。

亲爱的莱迪，如果有上帝，他必然应该是公正的：因为，如果他不是公正的，他便是所有存在中最坏最不完美者。
公正是一种相互契合的联系，它真实地存在于两个事物之间；不论审查这种联系的是何种存在，是上帝也好，是一个天使也好，或者甚至是一个人也好，这种联系总是一样的。
事实上人们并不总是看到这些联系；甚至经常是，他们在看到它们的同时却在远离它们，他们的利益永远是他们看得最清楚的东西。正义抬高声音；但在众多情感的嘈杂中，它很难使自己被人听到。
人能够做一些不正义的事，因为他们有做这些事的利益，并且他们将自己的满足看得优于别人的满足。他们总是通过一种自省来行事：没有人是毫无根据的坏人。一定有一种起决定作用的理由，而这理由总是一种利益的理由。
但是上帝不可能做任何不正义的事：自从人们假设他看见正义，他就必须遵循正义：因为，由于他什么也不需要，由于他使他自己满足了，他就可能是所有存在中最恶的一个，既然他能够不带有私利地行恶。
所以，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也必须永远爱正义，也就是说尽我们的努力以近似于我们有着如此美好的概念的这个存在，而它，如果存在着，必然是正义的。即使我们能不受宗教的统治，我们也不能不受公正的统治。
莱迪，就是这使我想到正义是永恒的，根本不取决于人类的约定；而如果它取决于人类的约定，这将是个可怕的事实，即必须躲避自己。
我们为一些比我们更加强大的人包围着；他们能够以成千种不同的方式伤害我们；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他们能够不受惩罚地如此做。当我们知道在所有这些人的心中有一个内部的原则在为我们而斗争并使我们免受他们攻击时，我们会感到何等的安宁！如果没有这，我们将会处在一种持续的恐惧之中：我们从人们面前经过，有如在狮子面前经过一样，我们将对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生命永远没有一刻放心。
所有这些想法促使我反对这些博士，他们将上帝描绘成一个残暴地使用其能力的存在；他们使他以一种我们自己由于害怕冒犯他都不愿意采取的行动方式来行动；他们将我们所有应受他惩罚的缺点都施加在他身上，并且在他们的矛盾的思想之中，他们将他表现得时而是个坏的存在，时而是个仇恨恶并惩罚恶的存在。

过去，法国人，尤其是贵族，除了这种荣誉感的法律之外，几乎不听从任何别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了他们一生的行为表现，它们是那样的严厉，使得人们不能够，我不说是违犯它们，而是仅仅躲避它们中最小的条文，以不遭受一种比死亡更加残酷的痛苦。
当要解决纠纷时，它们几乎只规定了一种决定的办法，这就是决斗——它解决了所有的困难。但是这里的坏处是，判决常常是在别的人，而不是在与之有利害关系的人中间宣布。
一个人哪怕只被另一个人稍稍认识，他就必须进入到争执之中并且付出他的生命，就好像他自己是在愤怒之中一样。他总是为这样一种选择和一个如此令人欣喜的偏爱感到光荣；而一个人，也许不愿意付出四个比斯多尔以将另一个人和他的全家从绞架上救下来，却能毫无困难地为他冒一千次生命危险。
这种决定的方式是被相当错误地想象出来的，因为，并不能根据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加熟练或者更加强壮，就得出他有着更好的理由的结论。
因此国王们以非常严厉的惩罚禁止它；然而这是徒劳的：总是想要进行统治的荣誉在反抗，它不承认任何法律。
就这样，法国人处在一种非常可怕的境地：关于荣誉的那些法律迫使一个正派的人在受到伤害后为自己复仇；可是，另一方面，当他为自己复仇之后，司法的公正又以更加残酷的刑罚惩处他。如果人们听从荣誉的法律，人们便会死在断头台上；如果人们听从司法公正的法律，人们便会被永远从人群社会中驱逐出去。因而只有这个残酷的选择——或者是死，或者是不配活着。

奴隶与主人，只在一刻之间；篡位者与合法统治者，也只是在一刻之间。

要想让人很好地理解基督徒们取消离婚的原因，也是同样的困难。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之中，婚姻是一种能接受所有条款的协议，人们只应当从中删除那些有可能削弱主题的条款。可是基督徒们并不根据这一观点看待它；而且他们也很难说出这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使它由感官的快乐构成，相反，正如我已经对你说的，他们似乎想要尽他们所能地将快乐从中清除掉；然而这是我根本不理解的一种幻象、一个象征，和某种神秘的东西。

可是在一个国家中，这样一群在贫困中日益衰弱的孩子又有什么用？他们几乎全都随着出生而死亡；他们永远也不兴旺；由于虚弱，他们以成千种方式零星地死去，而同时他们又被贫穷与不良的营养总是造成的经常性的疫病大批地夺去生命；那些侥幸逃脱者到达了成人的年龄却没有成人的力量，并且在他们一生其余的所有时间里衰弱着。
人就像植物一样，植物如果不被良好地种植就永远不会幸福地生长

一个有才智的人在群体中通常是难以相处的。他选择少数的人；他与他喜欢称作坏集体的这一大批人在一起感到厌烦；他不可能使他的反感不被人感觉到：有多少反感就有多少敌人。
由于确信能在他愿意的任何时候令人高兴，他常常疏忽了这样做。
他乐于批评，因为他比别人看到更多的东西，并且对它们感觉更深。
他几乎总是毁坏自己的幸运，因为他的才智给了他更多的达到这一步的方法。
他在他的事务中失败，因为他冒险太多。他的总是投向远处的眼光，使他看到一些有着太远距离的事物。更何况，在一个计划刚产生时，他不是为来自事件自身的困难所惊骇，而是为那些解决困难的方法所惊骇，这些方法属于他，他从他自己的宝库中获取它们。
他忽略那些微小的细节，然而几乎所有重大的事务的成功都取决于这些细节。
相反，平庸的人竭力在一切方面获得益处：他清楚地感觉到他不应当在疏忽中失去任何东西。
普遍的赞扬通常更加适于平庸的人。人们高兴给予后者；人们乐于剥夺前者。当嫉妒扑向前者，并且人们什么也不原谅他时，人们却为后者弥补一切：虚荣公开表明自己赞成他。
可是，如果一个有才智的人都有这样多的不利了，我们对于学者们的艰难处境又如何说呢？

一个个人能够享受他所处的默默无闻；他只在某些人的面前才会使自己失去信誉；他在别的人面前掩盖着自己；可是一个不够正直廉洁的大臣，他统治着多少人，就有多少个证人，多少个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