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片古老而丰富的遗迹中，有一个更不同寻常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1951年，在下维斯特尼采周边较早的发掘活动中，人们发掘出了一个有时被称作“魔法师之屋”的建筑物遗迹。这是一小片从土壤层一直挖到永久冻土层的圆形洼地，边缘有石头和骨头作为标记，它们或许被用来压住以兽皮或树枝为材料的小屋屋顶。屋子的面积很小，与其他冬季住所之间有相当一段距离。屋子中央有一个小型的黏土结构，它被认为是一个窑炉，人们从其中发掘出了2300个小黏土塑像的残余物。它们主要是动物塑像，被故意放在这个窑炉中烧炸（这个遗址的其他地方发现的都是完整精美的女性人像）。这是世界上最早一例烧制黏土不用于制造罐子等实用性物品，而用于制造炸裂的小型动物塑像。人们把湿黏土捏成动物的形状，将它们晒干，放入高温的环境，使之爆炸。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黏土爆开制造的声音、热量和危险碎片，加上屋内外的强烈温差，让留在小屋中的人获得一系列紧张刺激的体验。塑像的动物都是人们通常会狩猎的对象，例如驯鹿等，制造它们的塑像并使之爆炸的做法被人们解读为一种狩猎魔法，也就是一种控制动物的手段，因此这里被称为“魔法师之屋”。尽管这样的解读不一定准确，但无论如何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复杂的行为不只是欣赏黏土的艺术，也是一种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联系的方式：或许这是一种以参与的形式进行的实验，用来理解人类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与动物以及这些塑像的泥土具有密切联系。
在我们如今的大多数人看来，若不依靠现代技术的协助，冰河时期居住在中欧的人的生存环境是致命的（就算有现代技术也未见得能够维持生存）。远古时期欧亚大草原上的居民并不仅为了勉强糊口而劳作，存活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他们也在探索彼此之间、人类与动物和天体之间的关系。但这样的生活中没有不利于存活的思维模式的存在空间。对魔法的信仰不是奢侈品，而是人们在几千年里用来应对巨大而危险的动物，应对稀少的植物食物，并从它们那儿维持生存的活动的一部分。很可能当时的人类将类似于驯鹿、狼或猛犸象这样的动物当作近亲。当黏土与火焰结合，人们便可能将它视作一种刺激性的积极事件，而非原本惰性的存在。当时的人们可能以某种方式理解何为人类，与我们现在的许多假设截然不同。当时的人们对世界的深度参与标志着一种深层的魔法，其传统在随后的数千年里不断回响。

如今我们中的不少人都可能有部分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这两种人类都不定居，跟随驯鹿群并狩猎体形大至猛犸象的大型动物。植物食物同样重要，但只有在夏季的数月中才能大量获得。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智人都会建造建筑以及利用洞穴。在法国的布吕尼屈厄洞穴曾发现一些摆成椭圆圈状的破碎的钟乳石和石笋段，旁边是另一圈钟乳石。（本节提到的洞穴遗址位置见图2.1）它们的时间在约4.7万年前，因此最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建造的，这进一步说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智人具有相似的能力。尼安德特人也会创造艺术，这曾经引起过一些轰动。在约4万年前，现代智人抵达欧洲，渐渐取代了尼安德特人，虽然二者之间偶尔也有积极的互动。

图2.1 文中提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分布图（※本书插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1939年8月，德国霍伦施泰因悬崖上的施塔德尔洞穴的发掘工作因备战而终止。洞穴中的发现被打包送往乌尔姆的博物馆，其中包含大量猛犸象牙的残片。直到1989年，这些猛犸象牙残片才被完全拼在一起，呈现出的是一尊31厘米高的雕像，头部是狮子，身体是人类。（见图2.2）它的手臂、腿部与头部一样，带有狮子的特征。上臂的水平刻痕可能代表的是文身或疤痕。这尊雕像的性别问题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在雕像耻骨附近有一块可以拆卸的部件，被某些人看作男性性器官，又被另一些人看作属于女性。考虑到雕像的保存状态，要明确地解决这个争议十分困难，很有可能它的性别将永远不明。事实上，雕像身体上的磨损说明它经常被人触摸。近来在施塔德尔洞穴的发掘则显示，这尊雕像已有约4万年的历史。
在制作这尊雕像时，匠人展现了跨越物种边界的技艺。三个物种的特征被结合在一起。除了模拟狮子和人类的形象之外，这尊雕像使用了一头年轻猛犸象的象牙做材料。可能雕像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想将猛犸象、狮子和人类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猛犸象是当时最巨大的动物，狮子则是最凶猛的。象牙质地坚硬，当时只能使用燧石工具来进行加工，难度不可谓不大——实验表明，制成这尊雕像需要至少400个小时。这说明选择象牙材料并不是就近趁便，而是一种想结合这个世界各种力量的尝试，展现了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密切联系。

图2.2 施塔德尔洞穴发现的猛犸象牙质狮人雕像

在欧洲的诸多幽深洞穴之中，只有大约400个有旧石器时代艺术的遗迹，它们至少从2万年前就已出现，大约延续到1.4万年前。新发现的艺术遗迹的数量以每年一个的速率增长，这些遗迹不仅出现在洞穴中，也出现在某些露天场所。虽然不很确定，但我们估计这些艺术遗迹出自现代智人之手。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有时会深入地下两千米之远，例如在尼奥、蒙特斯潘、鲁菲尼亚克和库萨克等法国洞穴之中。（洞穴遗址位置见图2.1）他们拿着燃烧的火把照明，爬过狭窄的通道，沿自然形成的岩石夹缝上行，又沿竖井钻入地下几米深处，这说明他们很可能有绳子。我们的古老祖先显然觉得很有必要深入地下。在某些地方，他们在洞壁留下了令人赞叹的岩画。（见图2.3）岩画所绘大多是动物，有时也有手印，还有沾满颜料的手指留下的痕迹。远古时代大人与小孩的身体痕迹，如此直接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令人不由自主地战栗，仿佛带我们跨越漫长的时空与祖先们紧密相连。
除了艺术遗迹，我们还会发现肖维洞穴那种动物骨头垂直插在地上的情况，有些骨片还被插入岩石裂隙。在公元2000年，法国的库萨克洞穴中发现了冰河时代最早的洞穴墓葬。库萨克洞穴长度超过2千米，壁上有大量雕刻艺术，根据它们的艺术风格可以断代为2.8万—2.3万年前。从一些熊坑中挖掘出了7具人类骨架，其中之一根据放射性碳定年法检测为约2.5万年前，说明墓葬与雕刻艺术属于同一个时代（也与一定距离之外的下维斯特尼采属于同一个时代）。熊坑中的墓葬同样提醒了我们，这些洞穴中住着危险的生物，即使是在洞穴外遇到它们也十分危险，更不必说是在洞穴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考虑到在深深的洞穴中行走、爬动或上下攀爬的困难和危险，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又为什么要留下这些迷人的艺术作品。不少人将这些艺术作品视作某种交感魔法，用以控制他们描绘的动物，这些动物是狩猎的对象。这个解释无法让人完全满意，洞穴岩壁上刻画的动物种类与人们生活的遗址中发现的骨头种类并不能完全吻合。大卫·路易斯—威廉姆斯与合作者们曾提出一个重要而颇富争议的解释，以魔法为特征。路易斯—威廉姆斯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曾经在南部非洲与布须曼人一起生活，当时他注意到布须曼人的艺术源于广义上的萨满教信仰，这种信仰在意识转换的状态下获得具象形式及强烈的情绪力量。布须曼人的岩画艺术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有记录表明他们会在绘制和使用这些岩画时举行仪式。他们会结合吟唱、敲鼓、舞蹈、服药、剥夺感觉等多种方式，达到一种对世界的全新体验。

图2.3 冰河时代的洞穴岩画艺术——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的艾肯洞穴中发现的岩画，长达4米，绘有黑、红两色马匹，属于马格德林时期（约1.7万—1.2万年前）

尽管岩石在西方被视作最坚硬牢固的物质，但对布须曼人来说，它只是一层面纱，用来投射来自灵之世界的影像。岩画描摹的便是这种投射的痕迹，因此洞壁上的大羚羊，描画的是岩面另一侧灵之世界中更为真实的大羚羊。萨满的任务就是洞穿这层面纱，与灵交流，并将重要的信息带回到日常的人类世界，这些信息常常与疾病、健康和治疗有关。萨满冒着损害自身福祉的危险踏入灵之世界，并由此暂时成为灵之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会让鼻子流血，摆出奇异的姿势，例如将双臂向后甩等，以此告诉洞穴中的其他人，他们正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穿梭。按照路易斯—威廉姆斯的解释，关于这种现象，我们能从今天的民族学和远古的深历史中获得富有吸引力的证据，虽然它们常常危险地混在一起。
法国的三兄弟洞穴中发现的岩画罕见地描绘了动物和人的复合体，这个形象被解释为萨满。（见图2.4）路易斯—威廉姆斯同样认为，对于法国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说，岩面正如一层薄膜，动物存在于岩面另一侧，或许还有着更完美的形态。这种观点的证据是岩石自然形成的缝隙被用来表现动物的外形；同样，正如我们已见到的，当时的人热衷于将骨头和其他材料插入岩石的缝隙，这也可被视作一种与另一侧的灵之世界交流的尝试。此外，深入地下的旅行或许可以帮助人们离开他们的日常世界，斋戒、歌舞或服药也许能加强这种体验。

图2.4 法国三兄弟洞穴中的“萨满”形象

当人们将这些洞穴艺术视为宗教的一部分时，进一步的争议又产生了。让·克洛特是欧洲岩画艺术的顶级专家之一，他认为岩画存在的时间跨度长达2万年，这说明它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最久的宗教。岩画艺术存在的时间确实很长，它的背后也或许有着某些创作目的，这些都毋庸置疑。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已有神祇或宗教组织，而我们如今通常将这些与宗教联系在一起。谨慎的人在要说到“魔法”这个词时，可能更倾向于说成“宗教”。岩画艺术形式带来的力量、它们使用的色彩、对岩石表面既有的形状的利用等，都增加了画面的真实性，让我们着迷。绘画者与画面之间的深度接触，也意味着他们与所描绘的动物之间有着深度接触，说明他们想理解这些动物，甚至可能想要控制它们。
如果魔法源于人类对世界的参与活动，那么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制造出精妙艺术作品所需的技巧和努力，便反映了人类想要探索与其他物种之间关系的深切需求。地面世界上的联系在深深的地底回响。人们探索自身与牛、马和鹿之间的联系时，使用的不是一种疏离或冷漠的方式，而是让人觉得这些造物与他们之间有着最紧密而强烈的联系，这种联系很可能等同于他们与其他人类之间的家庭关系。艺术有助于尊重、维持并操纵这种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它对生活本身极为重要。艺术并不只是在恶劣环境中有利于生存，它更关联着人类和动物的本质，以及它们将会如何变化等问题。绘画将实用性和哲学性结合在一起。过去世界的某些方面在当今引发了尤为热烈的讨论，旧石器时代的岩画艺术无疑就属于这样的领域。犀牛、马、鹿和人类的双手跨越了时间的鸿沟向我们说话，我们不禁要做出回答，并彼此争论不休。旧石器时代的魔法和艺术至今依然能提出与这世界之中的人类相关的深刻问题。
在大约1.2万年前，全球变暖创造出了总体上与今天极为相似的环境。植物和动物的数量普遍增加；不少物种都进入了之前因为气温太低或缺水而无法进入的地理区域。人类则尝试了各类范围极广的生活方式。这些变化总体来说是积极的，但群体中人口数量增加，彼此之间的距离太近也造成了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在一起生活而不产生冲突或暴力。冰后期的变化常常被解读为促成了农业的诞生。在强调食物生产方面，考古学家们认为生活功能性的一面才是它的原动力。然而，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在这个繁荣的新世界里，维持生计会很困难，而且我们获得的最突出的证据都与祭祀仪式和魔法行为有关，它们都是人们重新与哲学和社会问题搏斗而产生的活动。

在公元前1.1万年之后的纳吐夫文化晚期，环境短暂地回到了冰河时代，此时的人们因为食物来源短缺，又回到了不定居的状态。不过，他们依然会将尸体埋葬在过去的定居点中，说明他们保留了祖先的观念。相当多的尸体在埋葬时没有头颅，这是人们对颅骨感兴趣的最早迹象，它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人们可能在四处移动时随身携带这些颅骨，同时将尸体的其余部分精心安葬。颅骨会在之后单独或成批埋葬。近来在加利利的希拉松塔奇提特洞穴中的发现，则暗示出了更复杂的操作。在这里，一名个子矮小、身有残疾的年长女性的随葬品是50个乌龟的背壳，这些乌龟可能是作为葬礼的一部分被吃掉的，另有一个金雕的翅尖、若干貂的头骨、一只欧洲野牛（大型野牛）的尾巴、一只美洲豹的骨盆、一只野猪腿和另外一个人类的足部。（见图2.6）这有可能是一系列为动物举行的仪式，其中也包括人类，将骨骸埋葬是包含了各类少见动物物种的复杂仪式的最后一环。

图2.6 希拉松塔奇提特墓葬——被埋葬的是所谓的萨满女性——纳吐夫文化晚期，约1.2万年前

这个女性曾被描述为萨满。而现在，我们渐渐意识到有多少不同寻常的证据都被“萨满”这一解释轻松带过了。希拉松塔奇提特墓葬的证据现在来看确实是不同寻常的，此处可能探索了人与各类动物之间的重要联系，它的探索方式则或许可以被描述为魔法，因为它寻求的是人类参与世界的本质。在这个例子中，“萨满”的标签是否真的对我们有帮助，值得怀疑。
纳吐夫文化早期的聚落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定居点。从物理上看，它们的存在与大量植物和动物的物种保持着紧密而持久的关系。从宇宙论上看，它们的存在依靠的是人类在聚落中照料死者，在墓葬中将人与动物结合在一起——至少在纳吐夫文化晚期时如此——以及人类聚集在某些为特定目的而选择的建筑中。在当时，头颅被视作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头颅会被取下来，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直到最后单独下葬。在这个世界里，死者是社会的一员，与生者一起迁移。生者的福祉或许可能取决于对死者的照料。在这些社会里，尤其是在纳吐夫文化晚期最后一个寒冷的千年中，繁殖和丰产的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适当的仪式获得了发展，用以将死者与其他动物及生者联系到一起，它们延续了很多年，尤其是那些与头骨有关的仪式。

希拉松塔奇提特洞穴给我们关注怪异的魔法实践提供了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视角。在该地北方稍晚一些的年代中，还有更明显的魔法仪式的惊人证据。与流行的观念截然相反，我们对过去的看法很少因惊人的考古学发现而改变。大多数改变源于逐渐累积的证据，以及对它们暗示的含义的思考。其中有些例外，但大多都不如近来讨论得最多的发现那么惊人：哥贝克力石阵。在土耳其的乌尔法省，一条石灰岩山脊顶上有好几堆石头，它们的表面有不少新石器时代的燧石，并有大块石灰岩石板的初步迹象。从1996年开始，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便与尚勒乌尔法博物馆联手在此发掘，直到2014年他去世。考古学界至今还在消化他们的发现。部分切入下方石灰岩的是多达22个圆形石墙构造，其中有些还有长凳。它们大多尚未发掘。高6米、重约50吨的石柱或是被嵌在石墙中，或是矗立在整个建筑结构的中央。（见图2.7）这个遗址的年代略晚于公元前9000年，是目前为止已知的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石造建筑。

图2.7 考古遗址照片和哥贝克力石阵平面图，展示了带石柱的圆形建筑结构

石柱使用的石块是在本地采掘后被拖到此处的，柱身上也雕刻了各种动物的形象，其中有不少凶猛而危险的动物。石柱呈T形，因此它水平方向的元素或许用来表示人类的头部，在D围墙发现的一根石柱上有人的脸部，另有一些石柱的较长的侧面上刻有手臂，它们在窄边相交，就像双手，此外还有一例至少有可能是腰带，则更证实了这一结论。（见图2.8）
哥贝克力石阵开始修建之时，冰河时代已经结束。在公元前1万年前后，气温彻底升高，无论是温度还是降雨量，都达到了与如今类似的水平。在此时我们遇到的是如今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PPN）的文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些群体尚未发展出陶器，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也没有进入新石器时代，靠野生动植物维持生存。这些群体从生物学和文化角度来说，都是纳吐夫人的后代。最早期的前陶新石器时代群体采集或种植野草（其中不少物种后来慢慢被培植为谷物，例如小麦、大麦和燕麦），养殖野生动物（例如瞪羚）。在横跨了土耳其的托罗斯山脉到以色列南部内盖夫沙漠的广大区域，人们发展出了各种方式来维持生计，无法将其中某一个单一的方式称为农业。对于像我们一样不定居的物种来说，这是个试验的时代，人类的活动与地表上的某些地点之间的联系比与其他地点的联系更紧密。这类试验关心的不只是我们所谓的实际问题，也包含了魔法的活动，后者处理的是群体生活，及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

图2.8 哥贝克力石阵D围墙发现的石柱的窄边，接近顶部的地方有个粗略的人脸，中间是双手和腰带，石柱底部则是一些鸟

施密特的观点——神庙先于城市产生——有些更温和也更可能的版本，而且关于宗教是否引发了农业，同样也有一些论据。要建造这些石墙建筑，创造出那些雕像，需要大量人力来采石、搬运石块、雕凿石柱（见图2.9）。来自不同群体的人聚集在一起举行仪式，需要大型的场地。至少得有几百人才能组成这样的人力，每一个人都要吃饭喝水。有人认为，像这样定期将人召集起来，需要更集约的模式来种植、加工食物。而这种集约的形式便是我们所谓的农业。我的观点正与此相反，我并不认为这样的遗址被视作农业史的一部分是最佳的解释：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似乎是仪式本身；他们并不打算成为农民，这一变化不过是人口增长、聚集的偶然产物罢了。对哥贝克力石阵建筑的解释，如果更贴近当时人们关心的问题，应该会更让人满意。

图2.9 雕刻在哥贝克力石阵石柱上的蛇、蝎子和蜘蛛等动物及抽象图案

我接下来将讨论的当然是哥贝克力石阵的魔法基础。在这个遗址中，缺少任何类型神明存在的证据。在后期有神庙的城镇或村落遗址中，都有少量特殊的建筑，人们在其中聚集、礼拜神明，我们将在下文中见到详例；哥贝克力石阵却没有任何人类居住的证据，只有一系列惊人的建筑。带柱子的圆形结构建筑不够大，不足以容纳建造它们所需的全部人手。其中最大的，亦即所谓的双柱屋，也许能容纳35人在其中聚集，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出高峰期聚集在这个遗址中的最大人数。不少其他建筑只能容纳6人同时进入。在哥贝克力石阵，举行的是小而紧张的仪式。就像这片地区的其他遗址一样，有证据可以表明，人们将一些液体泼洒在地面上，让它们聚积，液体中可能添加有人血。考古发掘找到了一些大型的石质容器，此地的人们有可能酿造并饮用了全世界最早的啤酒，不过这一点的证据尚不算确凿。
石柱上雕刻的似乎是人像，T形的顶部是脑袋，有些会刻有人脸，部分石柱的侧面刻有双臂，双手在正面的腰带处交叉。在这些石柱上，人们也雕刻了各种野兽，它们从某些角度来说都属于凶狠而危险的那一类，要么是大型猫科动物，要么就是像蛇或蝎子这种小而致命的生物。当时的人吃的动物主要是瞪羚，但它们没有被描绘在其中。人们与之较量的是危险、有攻击性且会导致暴力死亡的问题。这些凶猛的动物可能会威胁到人类及对人类而言极为重要的存在，通过雕刻它们，人们便能使用某种形式的魔法来保护他们自己，以及对他们而言十分重要的动物，然而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得到证明。新出现的大型社区可能会产生新型的紧张压力，它们得由魔法的方法缓解。在哥贝克力石阵这类地点中的活动和建筑成了好几个不定居的聚落交会的中心点，在一个受控制的环境中，竞争、恐惧和野心以宇宙论的方式加以解决。强大的灵、人类和动物的力量能在此汇聚，同时，人们也期望能不必充分体会到它们的危险，便将它们耗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