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工作无以为继，我过起了一种虚无缥缈的生活，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这座我栖身的城市中漫步。比起我出生的城市，我更了解这一座，也更爱它。我知道很快我就再也看不到它了。当然战火并没有立刻蔓延到这里。九个月以来，白天，这座巨大城市的机器齿轮如往常一样转动、咬合。战争的影子渗透得无声无息：面包房和餐厅的面包实行配给制了，路灯罩上了蓝色的灯罩，喷泉干涸，雕像和建筑周围堆起了沙袋，公告栏上张贴的是最新的政府令。那些有村子可回、在富足的西方邻居土地上有庄园可去的人纷纷离开；那些多半因无处可去才留下的人在夜幕降临后染上了寻欢作乐的热病。十点的宵禁没有强制执行，靛蓝的黑暗也只是增加了狂欢的气氛。天色暗沉，咖啡馆的露台上却少有地热闹，妓院的床垫也发出少有的吱呀，穆赛特舞厅的木地板则承受着少有的跺足。欲壑难填。
写一本关于这座城市的书：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包括《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巴黎，十九世纪都会》等篇目。
在那九个月里，我没完没了地游走，走遍整座城市，走进一个又一个街区，新的和旧的，丰裕的和褴褛的，偶尔甚至会穿过那些搭着临时棚户的贫民区（不过三十年前，矗立在那里的还是这座城市的城墙），穿过棚户区走到泥泞的郊外去。寂静的清晨，街边缭绕不去的雾气很可能被误认为从我脚下升起的幽灵，那是地下墓穴，里面存着数以百万计的骨骸，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都是这座城市逝去的亲人。
我常常不知不觉走到那条河边，它是这座城市胸膛里蜿蜒曲折、悸动不休的血脉。河中间有一对双子岛，就像餐桌正中的装饰，那是西岱岛和圣路易岛。我喜欢慢慢地走，在绿色的书摊上淘宝。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小书摊一直林立在塞纳河边，卖着辗转而来的二手书。无论晴雨，这些河畔书摊老板总是守着他们蒙尘的珍宝。如果能有一种胶水将我在这九个月的可笑战争期间的生活粘起来，那也一定是印刷厂里用来装订火车站地摊读物的廉价糨糊——早早干掉，开裂，书页脱落，就像动物褪下冬天的毛。因为不在街上散步的时间我都用来读通俗小说了，二手书摊买的，一次好几本。我在夜里一目十行地读它们，躺在我那间小公寓的床上，尽我所能避开收音机和报纸的传道。这些错综复杂的故事能给人带来安慰，让人沉浸在忧伤的情调里，在熟悉与新鲜间愉快地穿梭，看着罪犯与侦探在激情、复仇乃至厌世、反社会的可怕阴谋中角力。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份剖析法国警方拜占庭式阴谋的专业考察，而后者恰恰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
——《幽灵之城》
“能做的你都做了。”
“还不够。事情是从我开始的，就必须由我来终结，这是我的责任。我得为当年违背‘法则’做出补偿。她是——我的双胞胎姐妹，是我的使命。”
“我不能丢下你自己逃命。”
“你必须走，必须离开。你必须把你知道的有关灵魂交替的一切都写下来。我告诉过你的一切，你自己经历的一切，还有那部手稿，必须全写下来。你要写一本书，一本关于灵魂交替的书，一本能在你忘记这一切时帮你想起来的书。做完这一切后，等到战争结束，等到巴黎重新获得自由，你再来找我，我会等着你。”
片刻之前，她与我还那样亲近，如今却遥不可及。也许是察觉到了我的绝望，马德莲闭上眼睛，张开双臂环抱住我的脖子，不断亲吻我的双唇、我的脸颊、我的脖颈。“答应我，你会把这一切都写下来。答应我，你不会忘记。”
“我答应你。”在白檀木味道的亲吻间隙里，我说，然后想起自己还一直记挂着有事要告诉她，“有件事你得知道，跟香奈儿有关的，她知道你的名字。”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谈话时她说漏了嘴。”
“你告诉她的？”
“当然不是。”
“你的名字呢？”
“在她那里，我的名字应该是亚瑟·凯斯特勒。”
“那是谁？”
“我的老邻居。”马德莲点点头。我看着她，沉溺在她的面孔、她的嘴、她的眼睛里：“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
“如果这一世不行，那就下一世。”我们最后一次亲吻，眷恋不舍，直到火车头尖锐的汽笛声撞碎了我们的小世界。她退开，眼里盈满泪光。“你得走了。”她说，任我从外衣口袋里掏出手帕，擦去她的眼泪。
“我该到哪里找你？”
“墓地，亲爱的，我每天都会去波德莱尔的墓前等你。”
汽笛声又一次响起。我环顾四周，站台上已经没有人了，只剩下一个列车员，正拼命挥手催我们快一点。我们两个掉队者跑向最远的站台，赶到时火车刚好颤抖着醒来，开始慢慢朝前爬去。我跳上扶梯，一只手拎着我黑色的行李箱，肩上背着皮背包，转身挥手道别。她凝立着，一动不动，双手交握在身前。我一直挥手，直到她的身影渐渐远去，化作一团红黑交织的模糊影子，才不情愿地转身走进车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