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带来了许多赢家，主要是废奴主义者和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废奴主义者发起了这场运动，这一运动至今仍是改革运动的典范，尤其是动物权利运动，它成功地采纳了他们的许多策略。威尔伯福斯在《解放奴隶法案》通过两天后去世，他和克拉克森被誉为英雄，前者由于谨慎但坚定的废奴理念成就了一生的传奇，后者因为不懈的研究、强有力的著作和对这一事业的坚持而受到赞誉。他们还教导年轻人政治、外交和妥协的艺术。其中一位受到影响的新领导人是约瑟夫·斯特奇，这位具有国际视野的贵格会教徒是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领导这一运动。
女性废奴主义者也从这场解放运动中获得了收益，包括约一万名活动家，还有数以千计的人签署请愿书、缝制工作包、参加会议和讲座，以及数十万抵制西印度群岛的糖的女性。她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她们将奴隶制的概念个性化，使得英国女性在糖块中看到了奴隶遭受的痛苦，并通过抵制活动提出抗议。女性废奴主义者将道德责任放在了为家人采购餐食的女性身上，用“英雄主义的调子奏响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抵制活动对食糖进口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它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宣传。
解放也标志着女性废奴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重要阶段。女性废奴主义者的成功帮助其他女性挑战了男性对更广泛社会的专属管理权威，并培养了女性主义意识。当女性开始争取更多权利时，她们从废奴运动中获得灵感和经验。女性废奴主义者和诸如斯特奇这样的男性，也将目光从糖业奴隶制扩展到了各地的奴隶制，他们的运动也鼓舞了远在美国、志同道合的男性和女性。
糖业利益集团是补偿性奴隶解放运动的一大赢家。拥有糖料种植园和商业关系的成员获得了很大收益。查尔斯·平尼获得了3.6万英镑，价值相当于今天的400万加拿大元。埃克塞特主教亨利·菲尔波茨及其合作伙伴因为牙买加的665名奴隶被解放，获得了12,729英镑。可以预见的是，这些非常住的糖业所有者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将补偿金回投到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资产。查尔斯·平尼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将补偿金投资了英国的项目，比如运河和铁路，以及另一家以奴隶为基础劳力的企业——大西部棉花厂。英国当地的工商业从中获得了收益。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因为索赔人给自己买了新房。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首先要求将补偿发放给绝望、负债累累的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正如《巴巴多斯报》（The Barbadian）愤怒的抱怨那样，“这笔‘巨额资金’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到达了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大部分是付给抵押权人的，即英格兰银行所在地针线街的小圈子”。凯瑟琳·巴特勒观察到，这正是英国政府“在将解放计划提交给议会之前，冷笑着将计划先提交给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时预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