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业奴隶制最阴险的产物是种族主义，它为奴役非洲人并强迫他们到甘蔗田里劳作提供了正当化的理由。（正如埃里克·威廉斯所写：“奴隶制不是种族主义的产物；相反，种族主义是奴隶制的后果。它的起源可以用如下词语来表示，在加勒比地区，是蔗糖；在大陆，则是烟草和棉花。”）自从非洲奴隶明显替代，而不仅仅是补充欧洲的契约佣工之后，种族就成了奴隶主和制糖业其他所有参与者（从克里奥尔监工到欧洲的精炼糖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参照点。它为奴隶制这一明显荒谬而怪诞的制度做了辩护，安抚了参与者内心怀有的良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人借用基督教元素精心打造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并用逸事证据强化了这种混杂的概念。奴隶制主要是为田间劳动力设计的，但种族主义的逻辑将它扩展到了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工作领域。奴隶制原本是一种狭隘的经济体系，渐渐地，它演变成了克里奥尔糖业社会的指导和组织原则。
白人出于实际原因，迫切需要创造出精细的规则来划分种族。无数被压迫的男男女女包围着他们，前者的人数远超白人，因此白人需要社交规范和权力结构来保护自身免受这些被压迫者的伤害。他们需要机制来分裂和控制那些奴隶，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奴隶难以驯服，且令他们感到一种“肉体上的恐惧”。他们也需要解决混血后代的数量不断增加的问题。
在蔗糖世界，混血的存在必须被重新定义。第4章列举了白人出于区分他们的目的而给他们取的一些称呼。这些伪科学尝试扭曲了严谨的分类，亵渎了林奈在18世纪所做的细致工作，为种族观念披上了可信的外衣。白人给黑白混血儿贴上穆拉托的标签，此称呼本用于指代马和驴杂交出的无生殖能力的后代，这种轻蔑的类比意味着，白人希望大自然禁止白人和黑人的“非自然”后代繁殖。马修·刘易斯在牙买加四处观察后发现，黑白混血儿确实可以生育后代，但他仍然认为他们“几乎普遍都是虚弱、阴柔的，因此他们的孩子很难养活”。
这种精心表述的种族主义与合法的自由两极共存。奴隶的解放是有可能的。任何肤色的自由妇女所生的孩子，从黑人到梅斯蒂菲诺，都生而自由。只要人心的跳动比鞭子更有力，白人父亲就可以解放他肤色较浅的混血孩子，也许还有孩子的母亲。他也可以释放自己的老乳母——一个忠诚或年迈的女奴。

图33 黑人妇女上门拜访勒马叙里耶，勒马叙里耶是一名黑白混血妇女，图中还有她的白人女儿，图为勒马叙里耶在马提尼克岛的家，1775年。
说明：Public domain

随着种族奴隶制的发展，殖民地和宗主国的行政官员费力将它运作的复杂性编纂成了被称为黑人法典的法律文本。他们还任命官员来监督这些法律的施行。英国殖民地是个例外，既没有统一的黑人法典，通常也没有奴隶保护人。相反，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奴隶法典，通常以1661年巴巴多斯颁布的那一部为蓝本。牙买加在1664年颁布的那一部几乎是逐字逐句照抄巴巴多斯那一部的，1702年安提瓜的那一部也与之非常相似。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一系列英国改善法在即将废除奴隶制的情况下，通过改善奴隶的生存条件来扭转低出生率和儿童的高死亡率。
黑人法典和奴隶法在殖民地之间差别不大。它们的基本前提都是“黑人是财产，是一种需要严格规范、警惕监管的财产”。黑人法典“使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合法化，准许严格的隔离，并制度化了对奴隶反叛的预警系统”。黑人法典规定了种种惩罚手段：打标签（烙印）；在磨坊里鞭打双手被捆缚的奴隶，然后用胡椒和盐粒揉搓奴隶的伤口；割鼻；砍断胳膊或腿；还有“阉割”，即切除生殖器。对伤害白人或反叛的惩罚是野蛮而致命的，例如“将奴隶钉在地上，四肢用弯曲的棍子固定住,然后从脚和手一点一点地用火焚烧，逐渐烧到头部，使他们痛苦不堪”。奴隶法还规定了被处死的奴隶的主人如何要求索赔,以弥补自己的财产损失。
黑人法典几乎将奴隶的每一种错行都定为犯罪。谋杀和攻击白人在众多死罪中被认为是最恶劣的，而且这也包括谋杀另一名奴隶。逃跑是更常见的罪行，通常这些奴隶被认为犯了盗窃罪，因为他们从主人手中偷走了自己。黑人法典还将藏匿或协助逃跑者定为犯罪，并规定了抓获逃奴或在一段时间后杀死他们所能获得的奖励。随着城镇的发展，法律规定，城镇居民不得雇用逃奴，而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雇用了逃奴。
黑人法典严厉惩罚黑奴逃离奴隶主，躲藏在逃奴定居点生活，之后又潜回来袭击种植园并激励其他奴隶逃亡的行为（marronage）。由于别无选择，大多数殖民地承认并接受了一些逃奴定居点。但防止逃亡的法律是严酷的。惩罚手段包括烙印百合花图案、割耳、切断腿筋，如果逃跑者携带武器，则处以死刑。帮助逃奴的自由民可能会被重新卖为奴隶。法国在1685年颁布的《黑人法典》还禁止奴隶集会，因为即使是婚礼或葬礼，也可以被用来谋划反叛。

黑人法典概述了奴隶的劳作条件，规定了工作时间、伙食补贴，以及惩罚的性质和范围。它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奴隶活着，二是约束最残忍的主人。现实情况是，大多数法规在实践中被违反，而且很少有白人会因为饿死奴隶、虐待和折磨奴隶、过度驱使奴隶受到起诉。即使他们被起诉，也只有少数人被定罪。
到了18世纪末，随着革命情绪激起公众舆论，法国的黑人法典得以修改，以反映宗主国对奴隶受虐待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不顾种植园主阶层的反对，法律规定鞭打不得超过29下。1789年，当时在西班牙控制下的特立尼达因颁布的《黑人法典》较为宽仁而受到称赞：鞭打不得超过25下，且不能流血；奴隶主不能通过释放年老或有病的奴隶来减轻负担；奴隶主要为女奴分配适合女性的劳作；任何违反这些规定的奴隶主都可能被处以重罚。然而，不久之后，特立尼达就被英国人控制了，英国人实施了严厉的新奴隶法，甚至禁止奴隶通过自我赎买来获得自由。
另一方面，古巴的黑人法典规定可以通过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进行自我赎买。一个价值600美元的奴隶只要付给主人25美元，就拥有了自己的二十四分之一。通过这种方式解放的奴隶，即使有些只是获得了部分解放，都被称为“受束缚者”（coartado）。许多奴隶即使有钱完成交易，也会选择先赎买自己的一小部分。博物学家、观察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在遇到困难时，可以（部分）依靠主人，后者能为他们提供咨询、影响力和保护。
许多糖料殖民地还制定了不足法，旨在纠正黑人和白人数量之间始终令人恐惧的缺口。不足法要求雇主每雇用二三十名奴隶就要雇用一名白人。在牙买加这样白人稀缺的殖民地，大部分种植园主和牧场主选择支付罚款而不是遵守规定，这些法案成了政府增加收入的讽刺源头。在巴巴多斯更容易找到“稀缺的白人”，那里白人人口较多，多为契约佣工的后裔。
黑人法典对奴隶食物、供应地、自由耕种时间、衣服和毯子、奴隶“医院”的建立，以及奴隶出生、死亡、婚姻和惩罚等条款规定了最低要求。在巴巴多斯等地，强奸奴隶不构成犯罪，杀死一个奴隶也仅需交纳15英镑的罚款。天主教国家的黑人法典要求主人对奴隶进行宗教教育，为他们安排受洗仪式，并在天主教墓地的特定区域划定奴隶墓地。这些法律也规定了假日，这无疑是奴隶非常关心的部分。安提瓜的一项法律指出，奴隶犯下了“严重的混乱……和谋杀罪……因为他们的主人不像邻居那样，允许他们在圣诞节有相同天数的假日”。天主教奴隶社会被允许拥有更多假期。据亨利·科斯特统计，巴西的奴隶有35天假日。

糖奴在鞭笞的威胁下劳作。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转折点，他们时而服从，时而抗争。奴隶的抵抗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动力，以至于它是所有时代文学、文献和黑人法典中从未消退的潜台词。对奴隶抵抗最常见的形式进行调查，是对奴隶制作为一种劳动制度的讽刺性评论。
在非洲人当中，自杀往往是第一道防线，它既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肯定，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借助自杀，他们能结束痛苦，使灵魂回到非洲故地。有关奴隶制的文学作品不乏这样的例子。非裔英国废奴主义者伊格内修斯·桑乔的父亲就在船只横渡大西洋时溺水自尽。在马提尼克岛，两个非洲人上吊自杀了，以此证明皮埃尔·德萨勒不过是个骗子，因为他坚称，“没有人对他们做过任何事，他们过着非常快乐和愉悦的日子”。奴隶上吊、溺水、绝食、跳入沸腾的糖缸里、服毒或以其他方式自杀。一个奴隶贩子总结说：“黑人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种族，宁愿死去也不愿做奴隶。”
因为奴隶是昂贵的资产，他们的自杀会激怒主人，主人甚至指责生病的奴隶是有意寻死。尽管疾病、营养不良、肮脏的环境、简陋的医疗条件、过度劳累和抑郁是造成大多数奴隶死亡的原因，但缺乏生存意愿也是原因之一。德萨勒抱怨说：“自1月以来，已有12人死亡，另有数人濒临死亡。”他称黑奴图桑为“恶棍”，“为了逃避工作，他只想去死，就让自己一直得一种可怕的胃病……这些都是废奴主义者无法理解的。他们一定会说，作为一个奴隶所感受到的绝望驱使这个黑人想要毁灭自己。而懒惰和对工作的惧怕，这些才是导致他自杀的动机”。当图桑一个月后去世时，德萨勒爆发了：“罪犯！他是这个家里第四个这样对待主人的！”

假装精神错乱也是一种流行的策略，因为疯子无法工作。自残也很常见。例如，巴巴多斯的一名箍桶匠为了抗议不合理的命令，砍掉了自己的手。由于改善法对黑人法典有所改进，其中的孕期减免条款促使许多妇女假装怀孕。皮埃尔·德萨勒的奴隶扎贝特连续15个月假装怀孕，虽然其间没有孩子出生，但她一直坚称自己怀孕了，无法工作。
奴隶的抵抗会持续到田间。奴隶们频繁要求“去灌木丛”，即他们的厕所去方便，抱怨经期病症，还会假装一瘸一拐，态度懈怠。他们会故意弄坏锄头。他们在每个甘蔗坑里故意种很多或很少甘蔗。他们会“误解”指示。他们明知“一根受损的甘蔗足以产生能毁坏整批糖的酸腐味道，仍然将老鼠啃咬过的甘蔗放在运往磨坊的货物中”。他们还决定一起罢工。马修·刘易斯就赶上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女奴“全都拒绝运走垃圾（这是最简单的任务之一）……结果，糖厂被迫停止运转”。刘易斯试着劝说、恳求，最后威胁要卖掉最顽抗的奴隶，但全都是徒劳。第二天早上，糖厂仍然关闭，“煮糖间里没有糖浆，工作也没有人做”。管理者抱怨说，这些反叛的女性“给勤劳的人造成了一种巨大的打击”。她们也几乎不可能被卖掉，所以这些“可怕的懒人”就一直戴着枷锁服刑或者受到其他各种惩罚，直到她们屈服并回到地里。
傲慢是奴隶之中一种很受欢迎的消极抵抗方式，几乎所有糖料殖民地的种植园主都报告说，女奴非常擅长这种抵抗方式。她们唱着满是双关语的讽刺歌曲，诅咒并反抗主人。安提瓜的奴隶起义失败后，一名观察家指出，女奴“以其傲慢的行为和表情，流露出内心深处与男奴一样的渴望，即彻底消灭白人，并且无疑会通过杀死所有的白人妇女和儿童造成同样大的伤害”。一些女奴的确杀死了主人的孩子。1774年，在巴巴多斯，一个年轻的女奴承认毒死了几个白人婴儿，并在受审时解释说，她讨厌照看婴儿。安提瓜奴隶杰米玛因伤害一名白人婴儿而被活活烧死。

奴隶们会扮演名为“夸希”（Quashee，男性）或“夸希巴”（Quasheba，女性）的角色来反抗压迫。在这些角色真诚、逃避、天真、反复无常、懒惰和笨拙的外表下隐藏着狡猾、自信、轻蔑和复仇的内核。满是夸希和夸希巴的甘蔗田让白人奴隶主及其访客感到困惑。玛丽亚·纽金特本来以为自己十分了解这些有趣爱玩的“黑人”，直到一个以前表现得“非常谦逊”的“样貌可怕的黑人”抛掉了“夸希”的角色面具，咧嘴一笑，给了她一个“凶狠的眼神”。她写道，“这让她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恐惧”。在格林纳达，和其他地方一样，女奴或称夸希巴是“庄园田间班组里人数最多、组织最有效的构成部分”，而且也是“奴隶中最容易发生骚动的……”，除非鞭打，否则无法控制她们。
当白人重复指示时，奴隶们就会假装困惑地挠头。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你越是试图解释一件令他不悦的事情，他就越表现得无法理解。如果他发现这样做无效，他就会开始说一些荒谬的事情，而且他在讽刺挖苦方面的天赋简直令人惊叹”。亨利·科斯特的奴隶从来不会直接回答问题，而只是在主人“用各种方式问了四五个问题”之后才慢吞吞地透露信息。这些奴隶都是生性狡猾的学生，一旦发现白人对手的弱点，就能马上利用它们，与白人对抗。
自诩为仁慈之人的刘易斯在凌晨3点发现，看守畜栏的奴隶放任牲畜逃进甘蔗地里肆意踩踏。之后，他写道：
没有一个看守在岗；火把已经全部熄灭；找不到一个家内奴隶，也找不到一匹马；就连被受托人关在家里的小男仆也再次起床，在主人上床时他们还在熟睡，之后逃出来尽情玩耍和狂欢；尽管他们完全知道牲畜踩踏田地对我的利益造成的损害，却没有一个黑人愿意起身把它们赶走……我最好的一块甘蔗田被牲畜践踏成碎片，今年的收成大大减少了！这就是黑人的感恩方式。
奴隶们尽可能偷窃更多的东西，以至于盗窃行为严重耗损了种植园的财力。偷窃是一种不那么被动的反抗形式，而且偷窃往往是他们获取东西的唯一途径。一个被抓到偷糖的奴隶反驳愤怒的主人：“白人怎么就可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可怜的黑人干了所有的活，却还要挨饿？”

家畜是奴隶反抗的主要目标。西斯尔伍德说：“我的那些猪几乎每天都会被割伤或是跛足，是谁干的，在哪儿干的，这很令人惊讶。”“在刚过去的一个月里，我有如下损失，一只健壮的成年公猪不见了（一直不知道是怎么没有的）……一只阉过的猪被摔死了，背断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只品种优良的母羊，非常适合繁殖后代，被发现死在岩洞里……奶牛蕾切尔的小牛犊……还有小公牛。”西斯尔伍德的马麦基肚子上被割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肠子都流出来了，后来麦基死了。无数动物曾遭受奴隶的折磨，因为他们试图破坏主人的财产。一个海地奴隶为自己虐待骡子辩护：“我不工作，就要挨打；它不工作，我就揍它，它是我的黑奴。”
奴隶们通过很多方式来反抗，以至于奴隶主在很多地方都能注意到他们的反抗，他们指责女奴以堕胎和杀婴的形式实施“女性生殖系统方面的反抗”。确实有一小部分女奴诉诸杀婴这一方式，以便使婴儿免受奴役之苦，并导致主人无法获得新的奴隶。巴巴多斯的奴隶玛丽·托马斯在母亲和姐姐的帮助下，显然是出于恶意杀死了自己的新生儿，因为这个婴儿的父亲，即种植园的白人簿记员“不认为玛丽是他的最爱”。
然而，证据显示，田间奴隶遵循了有害的新生儿传统，无意中导致了高死亡率。他们中的专业人士（奴隶助产士或保姆）为了使婴儿的肚脐保持湿润，给他们喂食“油和其他有害药物”，也不给他们换衣服，在出生的头9天里几乎不给他们喂食。一名助产士告诉马修·刘易斯：“直到这9天过去了，我才对他们抱有希望。”幸存者接下来还要面临一系列艰苦磨难：营养不良、破伤风、发烧、蠕虫感染和其他虚弱病症。许多小孩活不到5岁，这导致奴隶人口自然减少。例如，在特立尼达，三分之二的奴隶女童在性成熟之前就死了。
在废除奴隶贸易运动兴起之前，许多种植园主都乐于接受儿童奴隶的高死亡率。格林纳达的监工约翰·特里证实，他的雇主认为“哺乳期的孩子就应该死去，因为在这段时期，幼儿害母亲干不了多少活”。当奴隶贸易即将被废除时，以前进口非洲人的种植园主突然开始关注起女奴的生育能力。通常，他们将缺乏生育能力归咎于故意反抗。

逃奴社区（Marronage），即指奴隶逃亡后永久居住在逃奴聚居点的现象，这给奴隶的抵抗增加了另一个观察维度。“马隆人”（Maroons，加勒比地区的逃亡黑奴及其后裔）这一名称可能源自西班牙语词“cimarrón”，意为逃亡或逃跑，他们想出了与更广泛的奴隶社会并行的生活方式，公然与奴隶制抗争，并拒绝接受奴隶社会财产关系的合法性和种族优劣观。对于种植园里的奴隶来说，马隆人社区代表了自由的可能性；对于奴隶主来说，它们则代表了永远存在的危险和羞辱性的失败。
逃奴社区存在于所有的糖料殖民地，但在牙买加和苏里南尤为根基牢固。逃奴社区源于逃离奴隶制的迫切需要、强烈的非洲存在感和宗教灵感。历史学家梅维斯·坎贝尔写道：“非洲的宗教信仰要比其他任何单一因素都更能赋予团结的力量、密谋的场所，以及动员、激励、启发和设计策略的集合点，它还赋予了逃奴意识形态、神秘感、顽强的勇气和领导力。”自然地形也十分重要，牙买加群山耸立，其间既有丘陵、山谷，又有沟壑、河流和峡谷，十分适合建立自治社区，也能提供牢固防御。其他变量包括蓄奴统治集团的政策和资源、领导者的意愿和民兵的承诺、收成状况，以及干旱、飓风或虫害的影响，战争贩子和外部攻击的威胁或存在，还有纯粹的运气。
当一个逃跑的糖奴创建或加入了一个致力于自由、军事防御和以非洲模式治理的社区时，他就成了一名马隆人。马隆人建造了坚不可摧的村庄，通常它们建在陡峭的山坡上，只有一条小路可以到达，并有哨兵把守。他们尽可能地复制记忆中的非洲生活方式。他们吹响阿嘣（abeng，一种用牛角制成的号角），在广阔的区域发出多种号声，传达不同的含义。女逃奴负责操持农务，她们的男人负责打猎和作战。因为逃奴通常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下，他们日常实施的战时举措是常规和进攻性的，而不是特殊和防御性的。
由于有了受过训练和受托持有枪支的黑奴的加入，白人民兵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这是糖料殖民地奴隶制的众多反常现象之一，民兵组织向马隆人展开反击。马隆人通常是获胜的一方。他们对乡村实行严峻控制，袭击种植园和道路，焚烧建筑物和甘蔗田，残害或宰杀牲畜，或者是将它们带走供自己使用，偷窃食物、工具、武器和弹药，并有选择地招募其他奴隶。他们拒绝接纳那些缺乏干劲和判断力的奴隶，甚至还杀死了那些有回到主人身边并泄露逃奴秘密嫌疑的奴隶。至于那些被允许进入社区的人，他们受到神圣誓言的约束。

1760年，塔基起义印证了白人数十年来的担忧：“牙买加岛终将被占领，并被自己的奴隶所摧毁。”这场起义在殖民地的官方统治系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塔基和其他起义领导人都是来自黄金海岸的非洲人，隶属不同的种植园。他们计划彻底消灭“白人居民，奴役所有拒绝加入他们的黑人，并且按照非洲的模式，将牙买加岛划分为小块领地，由各首领分而治之”。反叛者还计划放火烧毁整座城镇，杀死那些跑出来去灭火的白人。回到种植园里，奴隶们会制服监工并接管控制权。
起义始于复活节，星期一，凌晨1点。在塔基的带领下，反叛者从一个庄园转移到另一个庄园，集结增援的力量，焚烧种植园，杀死白人，击退民兵。他们攻打霍尔丹堡，缴获了40件火器和火药。民兵和马隆人试图阻止他们。塔基坚持战斗，直到被马隆人狙击手戴维射杀。塔基的头颅被插在西班牙殖民小镇的一根柱子上，以此作为一个可怕的警告。一些反叛者宁愿集体自杀也不投降。
尽管塔基死了，但这场起义依然在牙买加持续了数月。西斯尔伍德从4名惊恐万状、几乎赤身裸体的白人那里得知了这场起义的消息。这4人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逃脱屠杀的，并警告说“他可能很快也会被杀死，等等”。7月3日，众所周知的反叛军领袖非洲人阿蓬戈被捕，此时他已改名为韦杰，他被铁链吊了起来。行刑人员还没来得及砍倒他并点上火，他就死了。另一名反叛军领袖被判处火刑。西斯尔伍德写道：“这个恶棍被铁链锁在一根铁柱上，只能坐在地上。火烧到了他的脚上，他没有发出呻吟，极其坚定沉着地看着自己的两条腿化为灰烬。随后，铁链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所松动，他的一只胳膊可以活动，他从吞噬自己的火焰中抓起一根燃烧的木头，扔向行刑者的脸。”
等到牙买加岛终于平静下来时，已经有将近60名白人和400名黑人死亡，白人中弥漫着显而易见的恐惧和紧张气氛。成百上千的人离开了这座岛，留下来的人时刻保持谨慎和警惕。立法机构规定，奥比巫术的任何实践者都要被判处死刑或被驱逐出牙买加。当奥比巫术的女祭司萨拉被抓到“拥有猫牙、猫爪、下颌骨、毛发、念珠、打结的衣服，以及其他与奥比巫术相关的物品，并借此迷惑和欺骗黑人，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时”，她被驱逐出牙买加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奴隶贸易的废除激发了巴巴多斯的奴隶反叛，因为那里的奴隶认为该岛现在属于他们，而不是他们打算杀死的白人的了。巴巴多斯的奴隶反叛始于1816年4月14日，星期日晚上，自东南部的圣菲利普教区开始，蔓延至半个岛。反叛者烧毁了25%的糖料作物和大量资产，试图摧毁种植园主的经济，并通过未燃尽的田里升起的烟雾向其他反叛者发出信号。同时，他们还尽可能多地劫掠财物，抢走珠宝、银器、家具、餐具，甚至地砖。在这股狂热中，有一些白人也加入了抢劫。许多年老的白人因承受不了反叛的重压而死去。

随着支持对象的改变、参与者的重新组合，以及欧洲国家对反叛者的镇压和彼此之间的斗争，海地革命分阶段发展。革命始自黑白混血儿樊尚·奥热，他在英国和法国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试图发动军事袭击以迫使政府将平等权利扩展到所有自由人，无论是黑白混血儿还是黑人。袭击失败后，奥热及其兄弟雅克、同伴让—巴蒂斯特·沙瓦纳均遭逮捕，他们被打断四肢，面朝上绑在车轮上，在口渴、饥饿和疼痛中缓慢死去。随后，行刑者砍下他们的头颅，插在杆子上，以此警示潜在的反叛者。
虽然奥热的袭击带来的狂热引发了一阵惶恐，但只有当北部法兰西角的奴隶们行动起来时，才是真正意义上掀起了革命。奴隶们精心策划，他们的目标是杀死所有白人，烧毁所有种植园，并接管殖民地。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数千人均保守了起义的秘密。他们的领导者大约有200个，主要是值得信赖的工头或熟练技工。后来，自由的马车夫图桑·卢维杜尔成为他们的主要领导者，他利用自己的通行证在孤立的种植园之间传递信息。
奴隶们获悉（是被误导的），法国国王和国民议会应许他们每周可以获得三天的自由时间，并且废除了鞭笞刑罚。因此，他们准备不顾种植园主和殖民当局的意愿来推行这一决定。起义由魁梧结实的工头布克曼领导，他还是一名马车夫和伏都教祭司，他在布瓦开曼主持了一场振奋人心的伏都教仪式，激励了在场所有的人，成了一个传奇人物。
后来，奴隶们奋起反抗。他们杀死了种植园管理者和其他白人，烧毁了储藏甘蔗渣的仓库和其他建筑。C. L. R.詹姆斯写道，北部平原变成了“一片燃烧的废墟，一堵火墙几乎占据了整个视野。浓密的黑色烟柱不断从这堵墙上升起，透过烟柱可以看到火舌……大量燃烧着的甘蔗秸秆纷纷扬扬，被风不断吹着，如同雪花飞舞，飞过城市和港口的船只，威胁着要将这两者都化为灰烬”。
随着革命的展开，反叛者藏身于山区隐蔽处，并组织成多个小队行动，一名法国将军回忆道，这些小队“在我们攻打他们的部分力量时，能够互相支援”。他们设有监视哨和预定的集合点，并且尽可能用现有的材料临时制作出短缺的物资。菲克写道：“他们设置了迷惑人的陷阱，制造毒箭，假装停火以诱使敌人进入设伏圈，将树干伪装成大炮，并向道路投掷各种障碍物以阻碍敌方部队前进，简而言之，他们利用各种手段，以便从心理上迷惑、恫吓敌人，打击对方的士气，或者用其他方式迷惑欧洲部队，以保卫自己的阵地。”他们的口号是“白人都去死”，并用非洲音乐作为行军的军乐。他们设计了防弹背心，但子弹依然还是能够打穿它们。布克曼就是被射杀的，他的头颅被挂在城市广场上示众。

夏普最令人难忘的案例是詹姆斯·萨默塞特，后者在1772年成功获取自由的案例在第6章中有所讨论。在被送到牙买加奴役之前，萨默塞特联系夏普以保护自己。曼斯菲尔德勋爵对萨默塞特案的判决对于萨默塞特和夏普来说都是一次惊人的胜利。曼斯菲尔德勋爵在充满紧张气氛的法庭上宣布释放萨默塞特时如是说：“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听到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判决，废奴主义者欣喜若狂，而对曼斯菲尔德勋爵判决的普遍误读，即他废除了英国的奴隶制，使他的话更具影响力。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对此欢欣鼓舞，至少有15名英国奴隶引用萨默塞特的先例被法官释放。诗人威廉·柯珀在其长诗《任务》（The Task）中欣喜地写道：“奴隶无法在英国呼吸，如果他们的肺/呼吸到了我们的空气，那一刻他就自由了/他们接触到我们的国家，他们的脚镣就脱落了。”曼斯菲尔德勋爵本人没有做出任何澄清说明，只是私下里提到自己的裁决仅仅是“主人无权强行带走奴隶并将他带到国外”。
西印度群岛的白人及其盟友纷纷哀叹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判决，牙买加种植园主爱德华·朗预测，大批奴隶将逃往英国，那里的“下层阶级妇女……非常喜欢黑人，原因太残酷了，不提也罢”，他们会使英国人混血化，不久之后，英国人就会变得像肤色较深、堕落的葡萄牙人一样。彼时的北美殖民地正爆发革命，那里的奴隶集体渴望去往令萨默塞特获取了自由的英国，至少有一个奴隶是这样期望的，19岁的巴克斯试图去往英国，他来自弗吉尼亚。在后来的岁月里，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判决对于美国的司法决定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1783年，格兰维尔·夏普与曼斯菲尔德勋爵就一起涉及132名奴隶的保险索赔案发生了冲突。运奴船“桑格”号的船长卢克·科林伍德下令将病得最厉害的那些奴隶扔进海里。过后，科林伍德以船上的淡水几乎耗尽为由，试图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得赔偿。
保险公司对科林伍德索赔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指控科林伍德行为疏忽和不当。尽管法庭上的旁听者听到这个故事时都不寒而栗，但陪审团很快就做出了不利于保险公司的判决，保险公司被判支付每名奴隶30英镑。要不是《晨间纪事和伦敦广告》（The Morning Chronicle and London Advertiser）刊登的一封信将此案称为激起神怒的邪恶行径，夏普可能永远都不会听说“桑格”号运奴船事件。非洲人奥劳达·埃奎亚诺读了这封信后，急忙赶到格兰维尔·夏普的办公室，恳求他为非洲人报仇。夏普试图对那些将非洲人扔到海里的凶手提出谋杀指控，但没有成功。尽管他失败了，但“桑格”号运奴船令人震惊的残酷谋杀行径，以及它们被简化为有争议的保险索赔事实，令许多人意识到了废除奴隶贸易的紧迫性。

夏普及其废奴主义同伴在启蒙思想的背景下解读了诸如萨默塞特案和“桑格”号运奴船案等时事，启蒙思想谴责奴隶制是一种可憎的罪恶，是对人类文明的侮辱。例如，孟德斯鸠谴责奴隶制本质上是邪恶的，贬低了奴隶，腐蚀了主人，使主人“因对奴隶拥有无限权力”而变得“凶狠、急躁、严苛、易怒、荒淫和残忍”。与夏普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认为，孟德斯鸠这些深思熟虑的见解、他对法律制度的分析和道德哲学，共同构成了对改革和废除奴隶制的呼吁。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TheSpirit of the Laws）翻译成英语，并谴责了奴隶贸易。著名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权威四卷本《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也受到孟德斯鸠的影响，他认为奴隶制“与理性和自然法原则相抵触”。雷纳尔神父的《哲学与政治史》（Philosophic and Political History）一书强烈反对奴隶贸易，吸引了众多读者，以至于1776—1806年在英国出版了15个版本，废奴主义者经常引用该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像格兰维尔·夏普这样的废奴主义者受到知识信念的驱使，而强烈的精神信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信念。他们对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对奴隶制的认可和参与表示厌弃，重新解释了基督教和《圣经》文本的基本含义。用格兰维尔·夏普的话来说，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是《圣经·新约》的诫命“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上帝全部律法的总和与本质”。基督为拯救人类而牺牲自己是基督教的核心故事，它加强了反对奴隶制的神学论点，而18世纪后期的智识氛围使得人们更容易得出人类也包括黑人的结论。
除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促使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印第安人，以及后来的黑人奴隶的困境上之外，很少有基于基督教的对奴隶的关注渗透到蔗糖文化中。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天主教宗教团体，包括耶稣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就拥有依靠奴隶劳作的糖料种植园。后来，摩拉维亚弟兄会也是如此。1710年，英国圣公会海外福音传播会接受了糖料种植园主克里斯托弗·科德林顿的遗赠，其中包括巴巴多斯的两个蓄奴糖料种植园，该组织正式给这些奴隶打上了烙印。甚至连俭朴的贵格会教徒也从事奴隶贸易和拥有奴隶，包括巴克莱和巴林等银行家族；有一条运奴船甚至被命名为“乐意肯干的贵格会教徒”。基督教教会认为奴隶制是神命所定，并将非洲人描述为野蛮的异教徒，认为能接触到文明的基督教和欧洲习俗是他们的福气。

起初，废奴主义者必须就共同的目标达成一致意见，鉴于选择的多样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改善奴隶的条件到将奴隶（甚至所有黑人）送回非洲，特别是塞拉利昂，反叛的牙买加马隆人曾被运送到那里。废除奴隶制的第一波浪潮以废除奴隶贸易为目标，借此来根除奴隶制中最严重的错弊，以及中央航路的残酷行径。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奴隶主无法用从非洲进口的奴隶替代死去的奴隶，他们将被迫人道地对待奴隶。奴隶制将自然消亡，而雇佣劳动将取而代之。废奴主义者经常引用糖料种植园主乔舒亚·斯蒂尔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转变是有效的。1780年，斯蒂尔移居到巴巴多斯，支付奴隶工资，而不是恐吓他们。奴隶们工作更加努力，需要的监督却更少，斯蒂尔的利润增至3倍。
渐进主义的方法战胜了废除奴隶制这一更为激进的目标，于是废除奴隶贸易协会成立了。领导者出现了，并协调他们的努力，其中包括格兰维尔·夏普、托马斯·克拉克森、威廉·威尔伯福斯、詹姆斯·斯蒂芬、乔赛亚·韦奇伍德，以及牧师詹姆斯·拉姆齐、约翰·韦斯利和约翰·牛顿。
夏普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为黑人个人寻求法律正义。虔诚且聪慧的克拉克森是剑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学生，克拉克森的研究论文《违背他人意愿奴役他人是合法的吗？》（“Is It Lawful to Make Slaves of Others Against Their Will?”）使他转变为废奴主义者。（设定这一论题的教授对“桑格”号运奴船事件感到愤怒。）克拉克森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废奴协会，并成为该协会的主要事实调查者。威尔伯福斯代表赫尔第一次成为议会议员时只有21岁，赫尔是唯一与非洲或西印度群岛没有贸易往来的英国港口。克拉克森向威尔伯福斯提供废奴主义文献和人脉，包括朋友小威廉·皮特首相。在皮特的敦促下，威尔伯福斯最终同意在议会中支持废奴事业，克拉克森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斯蒂芬是圣基茨一名年轻气盛的执业律师，在目睹了诸如两名奴隶因未经证实的强奸而被活活烧死等司法悲剧后，他联系了威尔伯福斯，成为废奴主义者的事实证人和实情调查者。他回到英国后，凭借敏锐的法律思维、强有力的写作［《英属西印度殖民地奴隶制的现状，包括法律和实践》（The Slavery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a Colonies Delineated, as it exists both in law and practice）］、迟来的对基督教福音派的皈依，以及政治上的成功，使自己成为极有价值的同伴和废奴主义者议会战略的策划者。

废奴运动的高潮有如下几次：1788年、1792年和1814年反对奴隶贸易；1823年、1830年和1833年反对奴隶制；1838年抗议对于前奴隶实行的“学徒制”。这些运动将糖视为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主要原因和邪恶象征，并希望通过立法实现目标。这要求他们参与新法律出台之前的官方调查和研究，并参与推动议会进程的政治策略和联盟。创始协会孕育了一个由地方废奴协会组成的网络：1814年有200多个，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有800多个，包括43个由女性组成的反奴隶制协会。在1833年奴隶解放前夕，这些协会的数量达到了1300个。这个废奴主义者协会网络联合向议会请愿，教育和宣扬废奴主义原则，筹集资金出版、分发传单和其他文学作品，为报纸撰写支持废奴的信件和文章，并在他们能够参与的每个论坛上提高人们对反奴隶制问题的认识。
事实调查是废奴运动的一个关键策略。议会委员会需要数据，废奴主义者面对反对者的质疑时也需要数据。克拉克森不知疲倦地列出了145个问题，并走访了主要的奴隶贸易港口，从参与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贸易的海员中寻找不情愿的证人。为了找到目睹英国奴隶贩子在武装突袭非洲人的村庄时捕获黑人的水手艾萨克·帕克，克拉克森获得了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的许可，登上了港口的每艘船。他在第317艘船上找到了帕克，并将他成功介绍给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前船长兼外科医生哈里·甘迪是克拉克森为数不多合作的证人之一。甘迪宣称：“我宁愿靠面包和水生活，说出我所知道的有关奴隶贸易的事情，也不愿在过着极为富裕的生活同时隐瞒事实。”克拉克森写道，其他船只的人员则像躲避“狼、老虎或某种危险的食肉动物”一样逃离了他。为了描述运奴船，克拉克森亲自走进两艘船测量：每个成年非洲人只有3平方英尺的空间。
克拉克森还反驳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看法，即奴隶贸易是海军的摇篮；他掌握的数据证明，奴隶贸易是一座坟墓，吞噬的水手比奴隶还要多。在1786年从事三角贸易的5000名水手之中，只有2320人返回了家园；在非洲或西印度群岛，有1130人死亡，还有1550人下落不明，克拉克森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就奴隶贸易“骇人听闻的不公”，克拉克森在向枢密院呈交的报告中提供了850页对开本的官方证词，向下议院提供了长达1300页的证词。
废奴主义者也用图像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中一幅触动集体神经的画作描绘了利物浦运奴船“布鲁克斯”号上令人难忘的场面，这艘船的船舱里挤满了482名躺卧的非洲人，它还附带一份文字说明，内容是“布鲁克斯”号有时竟装载多达609名奴隶。威尔伯福斯首次在下议院展示了这艘运奴船的木制模型，他敦促议员们投票反对奴隶贸易。与“布鲁克斯”号有关的印刷品成为广受欢迎的装饰品。废奴主义者印制了8700份，以便在家庭和酒吧展示，这是第一份大规模发行的政治海报。直至今日，“布鲁克斯”号运奴船的插图仍然会出现在有关奴隶贸易、废除奴隶制的书籍和文章里。

废奴主义者的策略是全面覆盖每一个问题、捍卫每一个声明、反驳每一个批评，并提出可接受的替代方案，以取代将被废除的制度。他们引用了所有可信来源的材料，尤其是传教士、前奴隶、悔改的运奴船船长和奴隶主的证词。拉姆齐撰写的《论英国糖料殖民地的非洲奴隶待遇和皈依》一书带领读者走进了糖奴的甘蔗田和小屋，是废奴主义文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英国各地教堂里的会众也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其他传教士撰写的报告。
前奴隶贩子约翰·牛顿在以第一人称撰写的《真实的叙事》一书中，讲述了自己尽管深爱妻子波莉，却仍对被奴役的非洲妇女抱有不轨的想法，并通过只喝水和戒食肉类来抑制这些念头。其他作品则显示，许多海员没有这种顾忌，他们对非洲人进行了性侵犯。这些暴行被详细记录了下来。1792年出版的《费利克斯·法利的布里斯托尔日记》《Felix Farley’s Bristol Journal》描述了布里斯托尔的运奴船船长约翰·金伯是如何惩罚一个因生病不吃东西的15岁非洲人的，约翰将她倒吊起来，然后猛烈鞭打她，5天后，她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艾萨克·克鲁克香克的一幅讽刺漫画描绘了这个场面：船长金伯残忍地看着这个赤身裸体的女孩被倒吊起来，她绝望地抱着头，而愤怒的水手正准备鞭打她，后方还有3个哭泣的女奴。在这幅漫画的下方写有一个标题，即“废除奴隶贸易”。
非洲奴隶贸易受害者公开发表的证词特别有力，埃奎亚诺的《非洲人奥劳达·埃奎亚诺或称古斯塔夫斯·瓦萨的生平奇事》（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or Gustavus Vassa, the African，1789年）和库戈亚诺的《关于罪恶和残忍的奴隶制和人口贩卖的思考与看法》（Thoughts and Sentiments on the Evil and Wicked Traffic of the Slavery and Commerce of the Human Species，1787年）引起了公众强烈的兴趣。1782年，《已故非洲人伊格内修斯·桑乔的信件》（Letters of the Late Ignatius Sancho, an African）出版，据说，这本书证明了“一个未受教育的非洲人可以拥有与欧洲人同等的能力”。

图36 艾萨克·克鲁克香克绘制的残酷漫画，船长约翰·金伯准备惩罚一名被奴役的非洲少女，她只有十几岁，并且生病了，吃不下东西，她被倒吊起来鞭打。后来，这个女孩死了。
说明：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C-4-6204. Public domain

针对更具批判性思维的读者，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赞助了一份标题沉重的小册子《不废除奴隶贸易，或试图向每个理性的英国臣民证实，废除英国与非洲的奴隶贸易将是既不公正又不明智的措施，对我国的利益将是致命的，对其糖业殖民地将是毁灭性的，其后果对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害》。这本小册子和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的其他大多数宣传作品的基调都是经济合理性。正如牙买加有影响力的种植园主兼代理人斯蒂芬·富勒所报告的那样，“时代的潮流与我们背道而驰，但是我仍然相信常识与我们同行。尽管与废奴主义者相比，我们是邪恶的，但这个国家的智慧和政策将保护我们”。另一个反对废奴的人认为命名是问题所在：“不要将黑人称为奴隶，要称他们为种植园主的助手，那么我们就不会听到对奴隶贸易如此激烈的抗议了。”
废奴主义者最喜欢用“血即糖”这一引发愧疚的主题来对抗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散布的经济恐慌。一本小册子题为《不要朗姆酒！不要糖！或者，流血的声音；一个黑人和一名英国绅士的半小时对话，展示了奴隶贸易的可怕本质》。另一本小册子认为，任何吃糖的人都是“罪魁祸首，一切可怕的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其他一些废奴主义者通过使人认识到糖与奴隶的命运和呼吸（以及汗水和鲜血）有直接联系来触动读者。贵格会教徒威廉·福克斯在《向大不列颠人民发出呼吁，论述戒除西印度群岛的糖和朗姆酒的正当性》（An Address to the Peopleof Great Britain, on the Propriety of Abstaining from West India Sugar and Rum）中计算出，“每消耗一磅西印度群岛的糖，就相当于吸掉了两盎司人血”。
因此，“血即糖”这一说法颠覆了非洲人嗜食同类的习俗，将之归咎于吃糖的白人。它还呼应了基督教的圣餐变体论，即葡萄酒是基督之血的象征，正如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在1795年的一次讲座中所大声疾呼的那样：“仁慈的上帝啊！在你们用餐时，你们起身……祈祷说，求主降福赐予的食物！你们中大多数人的部分食物是用被谋杀者的血来调味的。请降福您赐予我们的食物！啊，简直是亵渎！难道上帝赐予的食物掺杂了兄弟的鲜血？这些食物浸染了自己无辜子民的鲜血，难道众人的天父会降福食人族的食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