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史密斯”成了激励女性废奴主义者重新为这项事业努力的口号。在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玛丽·雪莱敦促人们维护既不能投票又不能向议会请愿的女性的权利，中产阶级的女性废奴主义者则凭借自己作为家庭炉火的守护者，作为母亲和妻子，以及作为姐妹和女儿所拥有的道德权威行事。在男性同胞的敦促下，她们成立了自己的协会，筹备、印制和分发废奴主义文学作品。她们筹集资金，向政府请愿，并再次抵制奴隶生产的糖。
女性协会反映了她们自身的目标和管理风格。有影响力的“伯明翰救助英国黑人奴隶女士协会”后来更名为“伯明翰女性协会”，决定“传播关于英国人对非洲奴隶施加的不公正行为的信息，向反奴隶制协会捐款，救助被遗弃和被忽视的奴隶，并促进英国奴隶的教育”。像其他协会一样，她们会保存详细的报告、会议记录和会计账簿，将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技能转移到志愿者的工作中。伯明翰的女性还编辑了一本女性协会文献专辑，包括诗歌、文章、信件和其他文件。
1824年，伊丽莎白·海里克撰写的著名宣传册《立即而非逐步废除奴隶制：或对消除西印度奴隶制最快捷、最安全和最有效手段的探讨》引起了轰动，并改变了反奴隶制的基调。威尔伯福斯的第一反应是压制这本宣传册。海里克驳斥了渐进主义，认为它是男性废奴主义者的标志，称之为“幼稚的伪善”，以及是“极其邪恶的政策”，女性倾向于认同海里克的观点。
男性废奴主义者和女性废奴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威尔伯福斯一度禁止同伴在女性会议上发言。1830年，在海里克的敦促下，伯明翰女性协会威胁要停止向由男性成员构成的反奴隶制协会提供资助，除非他们放弃渐进主义。正如海里克所了解的，女性协会向该协会捐赠了超过20%的经费，因此这一威胁和不断变化的观念产生了影响。1830年5月，反奴隶制协会选择立即废除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