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与现代世界的塑造：种植园、奴隶制与全球化》
【加拿大】伊丽莎白·阿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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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心爱的儿子伊凡·吉布斯
这本书为你而写，在这本书里，你将邂逅安提瓜岛和格林纳达岛的先人。
【第三部分 通过反抗和议会废除奴隶制】
第6章 种族主义、反抗、反叛和革命
第7章 血染的甜蜜：废除奴隶贸易
第8章 消灭怪物：奴隶制与学徒制
第9章 古巴和路易斯安那：北美的糖
“传教士史密斯”成了激励女性废奴主义者重新为这项事业努力的口号。在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玛丽·雪莱敦促人们维护既不能投票又不能向议会请愿的女性的权利，中产阶级的女性废奴主义者则凭借自己作为家庭炉火的守护者，作为母亲和妻子，以及作为姐妹和女儿所拥有的道德权威行事。在男性同胞的敦促下，她们成立了自己的协会，筹备、印制和分发废奴主义文学作品。她们筹集资金，向政府请愿，并再次抵制奴隶生产的糖。
女性协会反映了她们自身的目标和管理风格。有影响力的“伯明翰救助英国黑人奴隶女士协会”后来更名为“伯明翰女性协会”，决定“传播关于英国人对非洲奴隶施加的不公正行为的信息，向反奴隶制协会捐款，救助被遗弃和被忽视的奴隶，并促进英国奴隶的教育”。像其他协会一样，她们会保存详细的报告、会议记录和会计账簿，将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技能转移到志愿者的工作中。伯明翰的女性还编辑了一本女性协会文献专辑，包括诗歌、文章、信件和其他文件。
1824年，伊丽莎白·海里克撰写的著名宣传册《立即而非逐步废除奴隶制：或对消除西印度奴隶制最快捷、最安全和最有效手段的探讨》引起了轰动，并改变了反奴隶制的基调。威尔伯福斯的第一反应是压制这本宣传册。海里克驳斥了渐进主义，认为它是男性废奴主义者的标志，称之为“幼稚的伪善”，以及是“极其邪恶的政策”，女性倾向于认同海里克的观点。
男性废奴主义者和女性废奴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威尔伯福斯一度禁止同伴在女性会议上发言。1830年，在海里克的敦促下，伯明翰女性协会威胁要停止向由男性成员构成的反奴隶制协会提供资助，除非他们放弃渐进主义。正如海里克所了解的，女性协会向该协会捐赠了超过20%的经费，因此这一威胁和不断变化的观念产生了影响。1830年5月，反奴隶制协会选择立即废除奴隶制。
与男性不同，女性废奴主义者没有被神圣化，尽管伊丽莎白·海里克、安妮·奈特、露西·汤森、萨拉·韦奇伍德、玛丽·劳埃德、索菲娅·斯特奇等人都是同样杰出的废奴主义者。她们的目标往往不同于男性，她们对于立即废除奴隶制的坚持就是最显著的例证。这些女性了解团结的力量，并郑重起誓说“没有任何残酷的制度或残忍的做法能够长期经受住英国女性公开和持续的谴责”。在开辟自己的领域和合并资源的同时，她们也建立了横跨大西洋的联盟，将组织延伸到了美国的废奴主义者。
女性废奴主义者坚信通过教育、书籍、小册子、讲座和象征性物品，能劝服他人改变观念，以废除奴隶制。1828年，她们在武器库中添加了一个女性版本的韦奇伍德浮雕印章，上面的图案是一个跪着的、被锁链束缚的可怜女人，她苦苦哀求道：“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一个姊妹吗？”她们将这一形象融入手镯和发夹中，并将它印在各类物品上。例如，一个精致的废奴主义糖罐一面印有这个图案，另一面则提醒人们：
东印度地区的糖不是奴隶生产的。
每六个家庭使用东印度地区的糖，而非西印度群岛的糖，
就能拯救一个奴隶。
女性废奴主义者还缝制并分发了数千个针线包，这些包上绣着韦奇伍德浮雕印章图案或座右铭，里面放有废奴主义小册子。即使是无法公开表达观点的年轻女孩和家庭主妇，也能通过将韦奇伍德的象征性印章图案融入针线作品来表达自己支持废除奴隶制的观点。
在她们运动的第二阶段，女性废奴主义者发起了一场针对奴隶生产的糖的全国性抵制运动，并通过论证称消费糖的个人是奴隶制暴行的同谋来推动这场抵制运动。她们的一份小册子解释说，通过购买糖，“我们参与了这一罪行”。海里克进一步阐述道：“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和这个国家的民众，就像小偷和买卖赃物者一样，置身于相同的道德关系中。”“我们国家的法律可能会将浸满同类鲜血的甘蔗送到我们嘴边，但是它们不能强迫我们接受这种令人厌恶的毒药……奴隶贩子、奴隶主和奴隶工头是消费者的代理人……他是这一可怕过程的始作俑者，是第一推动者。”另一位作家敦促道，“当他的茶变甜时，应该让他反思杯底的苦涩”。“让他……如实说，这块糖令可怜的奴隶呻吟了一声，奴隶挨了鞭子，鲜血淋漓，也许是被疲劳、不幸和绝望拖垮了，奴隶在痛苦中死去了！然后，让消费者尽情喝下这杯饮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