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业历史学家理查德·福利特揭露了，种植园主如何通过这种安排欺骗奴隶配合他们的压制，“通过在属于奴隶自己的时间里从事种植业务来加强这种制度”。然而，奴隶们别无选择，他们通过工资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尊严，这些工资表示他们的宝贵劳动受到认可，并使他们能够改善生活。
甘蔗种植园主控制着奴隶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他们的性别和身高。“他们懂得制糖业工作的野蛮本质和对新鲜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并且认为与矮小的男人和女人相比，强壮、高大的男人更适合这种工作。出于这个原因，福利特写道：“因此男性的占比很高，在卖给糖厂的奴隶中占比高达85%，这些个体可能比大多数非裔美国奴隶高出整整1英寸。”购买女奴的种植园主会选择那些看起来生育能力强的女性，但就像在其他蔗糖产区一样，这些妇女和女孩成为糟糕、不足的食物，过度劳累、疲惫，过热和潮湿，以及疟疾、黄热病、痢疾、癣和钩虫病、贫血、风湿病、哮喘、发热、胸膜炎、肠道疾病、痉挛和子宫脱垂等奴隶所患的常见病症的受害者。她们怀孕和生育的婴儿比美国其他奴隶少，一半以上的婴儿出生时体重不足，由于哺乳期母亲太过饥饿而营养不良，最终死亡。母亲也经常死去。拉富什教区的糖奴爱德华·德·比乌回忆道：“爸爸总是说，他们让我妈妈干这干那，她工作太辛苦了。工头让妈妈去锄地，她告诉工头自己生病了，工头叫她继续干活。很快，我出生了，我妈妈在他们把她带到家里几分钟后就去世了。”和其他地方一样，路易斯安那糖奴的出生率很低，以至于无法维持奴隶的数量。
奴隶们的生活围绕着蔗糖，威廉·霍华德·拉塞尔观察到，“制糖车间是黑人居住区的‘国会大厦’”。在路易斯安那各地，奴隶营舍大多是一排排单层木屋，正对着林荫大道，后面则是鸡舍。这些小屋内部空无一物，按照糖厂主的吩咐，必须保持清洁。通风设施很简陋，空气炎热、潮湿，蚊蝇滋生。外面，游荡的猪、家禽和狗弄脏了地面，奴隶们不得不使用周围的灌木丛作为厕所。
晚上奴隶们挤在平均只有200平方英尺的房间里，他们睡在木板床上。他们没有隐私，即使是发生性关系，也不例外，除非他们躲到附近田野或森林中的隐蔽地点。这些棚屋提供了庇护和储物的空间，几乎没有其他设施。但是利用“星期日收入”和其他报酬，奴隶们至少可以为棚屋添置一些必需品，即刀、水壶、盘子和餐具。诺瑟普是“拜尤贝夫种植园里最富有的‘黑鬼’”，他存有10美元，“憧憬着能给小屋添置家具、水桶、小刀、新鞋、外套和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