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法】#安德烈·纪德
我们渴望发现一尊神，碰到的却是一个人：患病，贫穷，不停辛劳，奇特地不具备他强力指责法国人的那种假优点：口才。论及这样一本不加修饰的书，我将尽量让自己排除一切不诚实的想法。如果有人希望从中找到艺术性、文学性或什么风趣的玩意儿，那我马上奉劝他最好放弃阅读这部书信集。
——〔从陀氏书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此话写于一八六一年，是他当时对目的之含义所做的理解。诚然，他身陷囹圄，痛苦难熬，在西伯利亚坐牢四年，苦役六年，吃尽苦头。然而一旦重获自由，他便意识到真正的目的，真正希望的自由，是更为深刻的东西，跟从监狱释放不相干。一八七七年他写下的妙语，我很乐意拿来与刚才引述的话相比较：
“不应该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书信集》第四四九页）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我们有一个高超而隐秘的生活依据，常常对我们本人也是隐秘的，截然不同于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对其生活所规定的外表目的。
——〔在老鸽舍剧院的系列演讲〕
【一切改革家首先是精神不平衡的人】
一切重大的伦理改革，尼采称之为一切价值观念的蜕变，很自然是由于某种生理平衡而引发的。在富足安逸之下，思想闲散；只要思想处在满足状态，就不可能主动改变闲情逸致，我指的是改变体内状况，并非身外或社会状况，因为要改变后者，改革家的动机就全然变样了；前者有如化学家，后者有如机械师。一项改革之初，总是人心惶惶的，而改革者的心神不宁是一种内心失去平衡的惶惶然。改革的密度，改革的态度，改革的价值观念，在向改革者提出时与他本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的工作是把这一切重新协调一致，因为他渴望某种新的平衡。他的作为只不过是根据其理智其逻辑其内心紊乱而重新组合的试验，因为在他，违抗的状态是不可容忍的。当然我不是说只要精神不平衡就可以成为改革者，但我坚持说，一切改革家首先是精神不平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