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去了四十年的朋友。然而，我总觉得准备活下去。很可笑，是吗？猫的生命力！”他接着写道，“是的，过去的种种灾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咱们不妨想像一下：屠格涅夫正在舒适的书房伏案写作。有人按铃。仆役通报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访。“他来干什么？”让他进屋后，他旋即滔滔不绝讲自己的故事。屠格涅夫听着，莫名惊诧。讲这一大通究竟想干什么？肯定，他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完后，室内一片沉静。他等着屠格涅夫发句话示个意……大概他以为像自己小说所描绘的那样，屠格涅夫会向他张开双臂，把他抱住痛哭流涕，跟他言归于好……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须向您承认：‘我非常瞧不起我自己……’”
他打住话头儿，再次等待。但沉默依旧。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憋不住了，怒不可遏地添加道：
“但我更瞧不起您。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说罢，他便砰然关门而走了。屠格涅夫确实太欧化，理解不了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尽管演出极其丰富多彩的人间喜剧，却始终纷纷聚集和层层排列在惟一的平面上，即谦卑和自尊的平面上，这个层面使我们迷失方位，甚至一开始就使我们迷惘，只因为我们平时不朝这个方面剖析和按等级排列人类。

陀氏人物的意志，他们身上存在的一切智力和意志，好像都着力于把他们推向地狱。每当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寻求智力所起的作用，我发现总是魔鬼附身的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危险的人物也是最有智力的人物。
我不仅想指出陀氏人物的意志和智力只为恶而表现，而且想指出，即使意志和智力向着善行奋进时，其善行也是高傲之举，注定要失败的。陀氏人物只在摈除其智力摈弃其个人意志摈斥自我时才步入天国。

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最深刻最罕见的真知灼见是属于心理学方面的，我补充一句，在这个领域他提出的想法往往停留在问题、疑问阶段。他不寻求答案，只作陈述，只陈述那些通常处在紊乱状态的问题，正是因为它们极其复杂，纵横交错，混乱不堪。总之一句话，严格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小说家。他最宝贵最敏锐最新颖的思想，我们应当在其人物的言论中寻找，而且不一定总在主要人物的言论中寻找，往往最重要最大胆的思想，作者让次要人物说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旦以自己的名义说话，总是笨口拙舌的。我们可以认为他通过《少年》中维尔西洛夫之口道出他自己想说的这句话：
“发挥？不，我宁愿不发挥。奇怪吧：每当要发挥我深信的一个思想，几乎总是没等陈述结束，我的信仰便动摇了。”

咱们有言在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强求影响我们的主张。他力求点拨开导，使某些隐秘的真理显露出来；他为这些真理目眩神迷，认为至关重要，很快我们也会认为至关重要：大概是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至理，并非抽象的真理，亦非超出人类之外的真理，而是私密的真理，隐秘的真理。从另一方面看，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免遭种种带倾向性的歪曲，这类真理，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思想，始终服从事实，深深根植于实际。面对人类现实，他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顺从的态度。他，从不强扭事件，从不歪曲事件；好像他把福音书的告诫归为己有的思想：“谁欲救之必失之，谁欲弃之必扶之。”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画”时首先注重光线的分布，光线只来自一个辐射源……在斯丹达尔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光线是恒定的，均匀的，漫射的：所有的物件由同一种方式配置明亮色彩，从各个侧面都可见到，根本没有阴暗部分。而陀氏著作恰如伦勃朗的画，尤为重要的正是阴暗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物和事件结集起来，投以强烈的光照，只从一个侧面使之突如醒目，每个人物都沉浸在暗部。我们同时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奇特地需要集聚集合集中，在小说的全体成员中创造尽可能多的联系和相互关系。在他那里，事件的流动不像斯丹达尔或托尔斯泰作品中那样缓慢和均匀，流程中总有那么一刻，涡旋迭起，事件纵横交错，盘根错节；旋涡中故事的因素——道德的，心理的，外部的——时而沉没时而重现，时而丧失时而复得。在他那里看不到任何简约，他好搞复杂，乐此不疲，并老于此道。情感、思想、激情不纯粹地显现。他不孤立描写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单一性，自己的延续性；遗留在我们身上禁欲的东西无意识的东西就像我们看到克拉埃身上突然再现的情感。我们之所以不能使其泯灭，至少说明我们是不断予以重视的。我们一直就像我们设想作为人作为信仰中的人所应当做的那样做事。支配我们大部分行动的并非出于我们的喜欢，而是出于需要，我们需要模仿自己人，需要把我们的过去投射到未来上。我们为世系的延续性和纯洁性而牺牲真实，即真诚。

奥斯卡·王尔德在《主旨》中写道：“自然是艺术品的写照。”这个逆理悖论，他津津乐道，几次用似是而非的旁敲侧击加以阐述，概括起来说：“你们注意到了吧，曾几何时，自然开始像柯罗的风景画了。”
他想说什么呢？无非是说，我们平时以约定俗成的方式看待自然，我们在自然中识别的正是艺术品教我们鉴赏的。一旦某个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显露和表达个人的视觉图景，他向我们提供的自然新面貌，开始使我们感到离谱儿，不真挚，几乎奇形怪状；继而我们很快习惯以这种新艺术品的眼光观看自然了，我们在自然中识别了画家向我们指出的东西。就这样，对具有崭新和不同眼光的人来说，自然好像是艺术品的“写照”。

人的身上，即使没有不可解释的东西，总还有没有得到解释的东西吧。

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的心灵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层面，或干脆说识别出各异其趣的层面，即一种成层现象。我在他小说的人物中辨出三种层面，三个区域：第一是智力区，与灵魂渺不相关，但滋生着最坏的诱惑。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在该区滋长奸诈的因素，凶恶的因素。现在我只关注第二区域，即情感区，遭受狂飙般的激情破坏区，但，不管狂风暴雨般的情欲因素多么悲壮，人物的灵魂根本没有受到影响。有一层更深的区域，激情是搅乱不了的。就是这个深层区使我们跟拉斯科尔尼科夫一起触及复活，我指的是托尔斯泰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也就是基督所说的“第二次诞生”。

维尔查尼诺夫已近不惑之年，过去的瓜葛在他本人眼里开始改变面目了。

“如今将近四十岁了，鱼尾鳞般的皱纹已爬上眼角，明亮又善良的目光已近乎泯灭，眼睛所表达的，是玩世不恭的神情，就像那种放荡不羁的男人和看破红尘的厌世者，他的目光还常常包含诡谲，也包含嘲弄或某种先前未见过的新色调，某种忧愁和痛苦的色调，那种漫不经心的忧愁，仿佛目中无物而又幽深的忧愁。这种忧愁在他独处时尤其明显。”（《永久的丈夫》第七页）

维尔查尼诺夫身上究竟发生什么了呢？他不惑之年在生命的转折点发生了什么呢？年至不惑，痛快过来了，深谙世态，突然察觉我们的举动以及因我们的举动而引起的事件一旦脱离我们而去，可以说一旦抛入世间，仿佛推到海上的一叶轻舟，继续不以我们的意志而转移乃至常常背着我们而存活。

有多少人被迫一辈子扮演与他们自身截然不同的人物呢？某种情感未经前人描叙和命名，未有先例在前，要我们从自身认出来会有多困难呀！对人来说，任何模仿比点滴创造要容易得多。多少人接受一辈子靠谎言畸形地生活，他们觉得不管怎样，跟着习俗说谎比真诚地表明自己独特的情感更舒适更不费力气。表明自己独特的情感，这就要求他们具有某种创造性，而他们感到力不从心。

我每次阅读《四福音书》，都惊异于再三反复出现的两个词：“ET NUNC”（“从此时起”）。想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为之莫名惊诧：基督所允诺的真福、真福境界即刻可以达到，倘若人类灵魂自我否认，听天由命：ET NUNC……
永生不是，抑或不仅是，未来的事情，倘若我们今生今世达不到，那就没有希望在来生来世达到。

是的，此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神秘的核心，也是基督精神的核心，即幸福之非凡的秘密。个体在弃绝个体性中获胜：酷爱自己生命的人必将失去生命，保护自己个性的人必将失去个性；但弃绝生命的人将使生命真正充满活力，确保其永恒，不是未来永恒的生命，而是从现在起即刻进入永恒。在整体的生命中复活，忘却一切个人幸福！哦！完美的回归！

确实，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布朗宁和布莱克正是同一星座的四颗明星。我在很长时间里对布莱克不甚了了，但最近终于发现他了，似乎立刻在他身上认出“小熊星座”的第四星，恰如天文学家在发现星座以前很久就能觉得出某个星体的影响并确定其位置，可以说很久以来我就预感到了布莱克。是否等于说他的影响很大呢？不，正相反，据我所知，他没有起过任何影响。甚至在英国时至近日，布莱克仍名不见经传。这颗星星非常明净非常遥远，其光泽刚开始照射我们。

智者不行动，而促使行动。

有知识的人很高兴统治别人，但同时又被这个别人激怒，因为别人把他笨拙的行为看作自身思想的漫画。

波德莱尔说：
一切人同时具有两种祈求：一种向往上帝，另一种向往撒旦。

请大家再听几则布莱克的格言：其一，“过分之道通向明智之宫”；其二，“疯者若一味坚持其疯，会成为智者”；其三，“只有对过分有过体验的人方知足够”。布莱克颂扬力量充沛，其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狮的吼叫，狼的嗥嗥，狂澜的翻腾，利剑的锋芒皆是永恒的巨大碎片，人的眼睛难以承受的。”
再念几句布莱克的格言：“雨水池蓄水，泉水池溢水”；“发怒的虎比识途的马更明智”。最后，《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卷首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并不清楚，但却占为己有了：“没有对立物就没有进步：引力与斥力，理智与冲劲，爱与恨，同样都是人生存中所需要的。”下文较远处他还说：“人世间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两种对立的祈求，永远敌对的祈求。企图调和两者，势必摧毁人生。”

我本想给各位解释何以见得“怀着高尚之情感做出蹩脚之文学”和“没有魔鬼的协作，就没有艺术可言”。这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但你们可能觉得离谱，因此需要加以解释。顺便说一句，我非常讨厌逆理悖论，从不追求一鸣惊人，但若没有颇为新鲜的东西可讲，我决不会硬来到大家面前发议论的。新鲜的东西总是显得出格的。为了帮助大家接受这条真理，我不揣冒昧，建议大家注意两个人物，其一是圣方济各，其二是安吉利科。后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只因其艺术，尽管多么纯洁无邪，毕竟是艺术，必定允许魔鬼协作。我举人类艺术史上无疑最纯正的人物作为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没有魔鬼的参与就没有艺术作品。圣者，不是安吉利科，而是方济各。圣人中没有艺术家，艺术家中也没有圣人。

一切艺术作品站得住要靠三足，就是使徒所说的三欲：“眼红，肉欲，轻生。”你们记得拉科代尔的话吗？当他做完出色的布道，人们纷纷向他庆贺时，他说：“魔鬼早在你们之前向我道贺了。”魔鬼准不会对他说他的布道妙极了，根本没有必要对他说此话，假如魔鬼没有亲自协助布道的话。

【一切改革家首先是精神不平衡的人】

一切重大的伦理改革，尼采称之为一切价值观念的蜕变，很自然是由于某种生理平衡而引发的。在富足安逸之下，思想闲散；只要思想处在满足状态，就不可能主动改变闲情逸致，我指的是改变体内状况，并非身外或社会状况，因为要改变后者，改革家的动机就全然变样了；前者有如化学家，后者有如机械师。一项改革之初，总是人心惶惶的，而改革者的心神不宁是一种内心失去平衡的惶惶然。改革的密度，改革的态度，改革的价值观念，在向改革者提出时与他本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的工作是把这一切重新协调一致，因为他渴望某种新的平衡。他的作为只不过是根据其理智其逻辑其内心紊乱而重新组合的试验，因为在他，违抗的状态是不可容忍的。当然我不是说只要精神不平衡就可以成为改革者，但我坚持说，一切改革家首先是精神不平衡的人。

咱们可别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足的基督徒。他通过基里洛夫的断言向我们指出，崩溃再次出现了。我们曾经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惟有克己弃世才能得救。但一种新的想法前来嫁接添枝，我再次给大家援引布莱克的《地狱箴言》：“If others had not been foolish,we should be so.”（“他人不疯，吾辈必癫”或者“为使吾辈不疯，他人先得癫狂”。）
基里洛夫在半癫半狂之际产生了牺牲的念头：“我将先下手，把门打开。”
如果非得基里洛夫精神失常才产生上述想法（况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全赞成，因为实属反抗精神），那么他的想法倒包含着部分真理；再者，基里洛夫之所以必须精神失常才有上述想法，也正是为了我们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能产生他的想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附录中有段话我想引一下，对理解基里洛夫这个人物颇有裨益：
“请好好理解我的话，自愿牺牲，自觉自主献身，为大众牺牲自我，在我看来，是人格高度发展的标志，是人格优越的标志，是高度自我控制的标志，是最高自由意志的标志。自觉自愿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众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自蹈被活活烧死的柴堆，这一切只有在人格高度发展时才有可能。高度发展的人格深信具有作为人格的权利，不再为自身而惧怕，不用自身的人格来谋利，就是说只能用来为他人献身，以便其他所有的人都变成同样强有力的人格，即自主和美满的人格。这是自然规律；正常人为之倾心，乐此不疲。”（《书信集》第五四〇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