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称是历史诗人，基利的书则代表了某种考古学努力。不过，我们不应忘记，“历史”这个词同样适用于民族努力和私人生活。两者都包含记忆、记录和解释。《卡瓦菲斯的亚历山大》是某种向上发掘的考古学，因为基利是在处理一个想象中的城市的各种地层；他以最谨慎的态度工作，因为他明白这些地层很容易混淆。基利至少清楚地区分了五种地层：实际的城市、隐喻的城市、感官的城市、神话中的亚历山大和古希腊世界。

在卡瓦菲斯笔下，感伤的陈腔滥调和惯技变成——很像他那些“贫乏”的形容词——一个面具。
当你讨论一个诗人时，划分各种界线总是令人不快的，但基利的考古学需要这种划分。基利向我们介绍卡瓦菲斯时，卡瓦菲斯大约已找到了他的声音和他的主题。那时，卡瓦菲斯已年过四十，对很多事情已拿定了主意，尤其是对实际的城市亚历山大，他已决定留在那里。基利很有说服力地论及卡瓦菲斯作出这个决定之困难。除了六七首不相关的诗外，这个“实际上”的城市并没有在卡瓦菲斯二百二十首正典诗作中浮现。最早显露的是“隐喻”的或神话的城市。这正好证明基利的论点，因为乌托邦思想，哪怕是当它转向过去时，也往往暗示现在难以忍受的性质，卡瓦菲斯的情况正是如此。那个地方愈是邋遢和荒凉，你想使它显得有生气的愿望就愈是强烈。很难说卡瓦菲斯决定留在亚历山大是有某种极端希腊的东西在起作用（仿佛他已选择了听任命运把他安排在那里；选择了与平民百姓为伍），而阻止我们这样说的，是卡瓦菲斯本人对神话化的厌恶；也许还有读者方面意识到每一种选择在根本上都是对自由的一种逃避。

艺术是存在的另一种形式，不过，这句话的重点落在“存在”这个词上，它是创造过程，既非逃避现实也非美化现实。

最好的抒情诗，百分之九十是在性事后的忧伤中写的，就像卡瓦菲斯的抒情诗。不管他的诗歌题材是什么，它们总是在回顾中写的。同性恋本身要求作出比异性恋更多的自我分析。我相信，同性恋的原罪概念，比异性恋的原罪概念更复杂：至少，异性恋者仍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结婚或其他被社会接受的忠诚形式，来进行即时的赎罪。同性恋的心理，就像任何少数族裔的心理一样，是明显地微妙和矛盾的：它把一个人的脆弱性扩大至产生一种精神上的一百八十度转弯的程度，之后便可以发动攻势。可以说，同性恋是感官极大化的一种形式，这种极大化是如此彻底地吸取和消耗掉一个人的理性和情感功能，以至结果很可能变成T. S. 艾略特所称的“有感觉的思想”。同性恋者对生命的看法，最终可能比异性恋者更多面。从理论上说，这样的看法为一个人提供了写诗的理想动机，尽管就卡瓦菲斯而言，这个动机无非是一个借口。
在艺术中，重要的当然不是一个人的性别归属，而是如何理解性别归属。只有肤浅的或有偏见的批评家，才会把卡瓦菲斯的诗简单地贴上“同性恋”的标签，或把它们简化成他的“享乐主义倾向”的例子。卡瓦菲斯的爱情诗，是基于与他的历史诗同样的精神写的。由于他的回顾式性质，我们甚至会觉得“快乐”——卡瓦菲斯用来指他回忆中的性接触时最常用的一个词——也是“贫乏”的，这与实际的亚历山大是某种宏伟的东西的贫乏剩余物（诚如基利所描述的）几乎如出一辙。这些抒情诗中的主角，往往是一个孤独、渐老的人，他鄙视自己的外形，这外形被时间损毁了，同样也是时间改变了他生命中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

爱的机制暗示感官与精神之间存在某个桥梁，有时达到神化的程度；来生的概念不仅暗含于我们的结合中，而且暗含于我们的分离中。

颇具悖论意味的是，卡瓦菲斯的诗在处理那种古希腊式的“特别爱情”，以及附带地触及一般的沉思和渴望时，都是企图（或不如说，承认难以）复活曾经爱过的影子。或者：照片。

卡瓦菲斯的爱情诗并不是“悲剧性”的，而是可怕的，因为悲剧处理既成事实，恐怖却是想象力的产物（不管它是指向未来还是指向过去）。他的丧失感比他的获得感更强烈，恰恰是因为分离是一种比相聚更持久的经验。卡瓦菲斯几乎令人觉得他在纸上比在现实中更享受感官快乐，因为在现实中仅仅是犯罪感和压抑就提供了强烈的克制。

这种双重技巧发生作用的最佳例子之一，是那首有关恺撒里翁的诗。恺撒里翁是克娄巴特拉十五岁的儿子，名义上是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他在“被征服的亚历山大”遭罗马人奉屋大维皇帝之命处死。有一天晚上，叙述者在某本历史书中发现恺撒里翁的名字，便陷入对这位少年的幻想，在脑中“自由地想象他”，是“如此彻底地”，以至在该诗结尾，当恺撒里翁被处死时，我们几乎把他被处死视为他被强奸。于是，“被征服的亚历山大”这几个字便获得了一个额外的深度：痛苦地承认个人的丧失。

他作为个人，把古希腊世界的衰落这一处境反映在微型画中，或镜中。仿佛他在处理他的微型画时难以达到精确似的，卡瓦菲斯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亚历山大及毗邻的古希腊世界的大模型。这是一幅壁画，而如果它看上去是碎片式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反映其创造者，大部分原因则是处于低潮时期的古希腊世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碎片式的。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死亡，它开始坍塌，接着几个世纪的战争、冲突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则不断使它分崩离析，就像各种矛盾撕碎一个人的精神。唯一使这些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杂乱碎片维系在一起的力量，是伟大的希腊语言；卡瓦菲斯也可以如此形容自己的一生。也许我们在卡瓦菲斯诗中听到的最坦率的声音，是他以一种高度强烈的迷人语调，列出希腊生活方式的种种美妙——享乐主义、艺术、智者派哲学，以及“尤其是我们伟大的希腊语言”。

政治本身是一种元语言，一种精神制服，而卡瓦菲斯与大多数现代诗人不同，他非常善于解开这制服的纽扣。

如果认识到卡瓦菲斯并不是在异教与基督教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像一个钟摆在两者之间摆动，则我们对卡瓦菲斯的诗歌将有更透彻的理解。不过，钟摆迟早会明白钟座加诸它的限制。钟摆无法超越四壁，然而它瞥见了外部世界，并认识到它是从属的，认识到它被迫摆动的两个方向是注定的，并且这两个方向受制于——如果不是为了——进行中的时间。
因此才有那种挥之不去的厌倦语调，这种语调使得卡瓦菲斯那带有享乐-斯多葛颤音的声音听起来如此迷人。